司馬遷說：“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誌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誌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遊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誌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這段話應該是司馬遷引用淮南王劉安《離騷傳》的。”（《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就說明了《詩經》即事抒情、詩以言誌的內容，以及既執著不懈又不過分耽溺情感的精神狀態。它鼓勵了詩人積極用世，“感於哀樂，緣事而發”，而反對沈湎於絕對個人的世界裏。這與儒家所提倡的倫理風範相吻合，因此被儒家奉為經典，從而深深地感染了後世士大夫的詩歌觀念和詩歌情懷。在《詩經》的影響下，詩歌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中國傳統文人表達自己的政治態度、抒泄社會情感的壹種主要途徑。
劉勰
《文心雕龍》著眼於《詩經》的感染力的闡釋,認為《詩經》具有鼓動天下的精神力量;著眼於改造社會的目的,強調《詩經》批判社會不公的強烈現實態度;
魯迅評價<<詩經>>--先民之生活,歷史的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