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至遲在孔子時代已最後編定
《史記·孔子世家》首次提出孔子刪詩說:
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按司馬氏所論,《詩經》的最後編定者當為孔子,其用於演奏的音樂也由孔子所定。此說為後代絕大多數研究者所懷疑。《左傳》“魯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載,吳公子季劄聘於魯,觀周樂,樂工為之演奏的順序是《國風》、《小雅》、《大雅》、《頌》,除《國風》中順序略有不同之外,其核心體系與今本《詩經》無異,當年孔子只有8歲,不可能刪定《詩經》;在《論語》中,孔子多次提到《詩經》,其中兩次提到《詩經》的篇數:“《詩》三百,壹言以蔽之,曰:‘思無邪’。”[8]“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9]可見孔子所誦讀並用來教導弟子的《詩經》與今天流行的《毛詩》篇數是壹致的;《左傳》與《國語》所賦引與提到的詩歌有128首,而可以確定為逸詩者僅有11首(不包括《河水》、《鳩飛》等有爭議的作品),與今傳詩歌數相比是12比1,所占份量並不大。這些逸詩也許本來就沒有收入詩集,如祭公所作的《祈招》之詩[10],武王克商所作的《支》[11]等,如果真如司馬遷所言,孔子刪去了當時流傳的詩歌中的十分之壹,那麽時人賦詩的情況絕不是這個樣子,其中的逸詩數量壹定要遠遠超過今天所見到的;當時周太師為詩歌度曲,諸侯國的樂師們也為自己國家的詩歌制曲,並在社會上流傳,成為定式,孔子是不可能推翻所有已經流行的曲調而重新為三百首制曲的。我們有理由相信,《詩經》在孔子時代,甚至在孔子之前就已經編定,且篇數與今本《毛詩》的篇數大體相同。
2、《詩經》在孔子時代是按照《風》、《雅》、《頌》排序的
今本《毛詩》以“風”、“雅”、“頌”將《詩經》分為三大類,並接照《國風》(《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衛風》、《王風》、《鄭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陳風》、《檜風》、《曹風》、《豳風》)、《雅》(《小雅》、《大雅》)和《頌》(《周頌》、《魯頌》、《商頌》)依次排序。今本《毛詩》排序是否就是先秦時代定本的排序?隨著上海博物館所藏楚竹簡公布,編序之爭起。2000年8月,上海博物館公開百枚戰國竹簡,8月16日《文匯報》第壹版以醒目標題發表了記者施宣圓題為《上海戰國竹簡解密》的報導,文章稱:“今本《詩經》內容有《國風》、《小雅》、《大雅》和《頌》。竹簡孔子詩論中與此顛倒,稱為《訟》、《大夏》、《小夏》和《邦風》(漢儒為避劉邦諱,邦改為國)。論詩序中的論次也和今本《詩經》中的大序相反。”馬承源先生在《簡文》考釋《說明》中指出:“《詩論》二十九支簡就可能存在著不同於《毛詩》的《國風》、《小雅》、《大雅》、《頌》的編排次序。”[12]江林撰文說:“根據竹簡的整理情況看,第二簡先概論《訟》(《頌》),再論《大夏》(《大雅》),論《少夏》的簡僅存末句,最後是概論《邦風》。從此可知,竹書本《孔子詩論》對《詩經》內容的排列次序是《訟》(《頌》)、《大夏》(《大雅》)、《少夏》(《小雅》)、《邦風》(《國風》)。這部《詩》中各編的排列順序是前所未見的。”[13]壹部分學者極力維護《詩經》的傳統排序,認為《孔子詩論》並不存在另壹種排序方法,如李學勤、李零、姜廣輝、範毓周等學者。範毓周認為:“《說明》卻忽略了原書第4、5兩簡在論述《風》、《雅》、《頌》各部分的總體特點時,仍然是按照今本《毛詩》的《國風》、《小雅》、《大雅》和《頌》的編排次序。而且根據我們對《詩論》內在文章邏輯關系的理解,是很難得出《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壹)》壹書《詩論》部分的《釋文》前所作的《說明》所提出的看法的。”[14]李學勤先生作《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詩論〉分章釋文》壹文[15],依據今本《毛詩》對《孔子詩論》竹簡重新排序,以證明《孔子詩論》之次序與今本《毛詩》是壹致的。我們贊同李學勤等先生觀點,孔子所見的《詩經》版本與今本《詩經》是壹致的,《孔子詩論》所依據的《詩經》排序仍是《風》、《雅》、《頌》。其理由主要有三:其壹,從《左傳》記載來看,在孔子時代,或在孔子之前,《詩經》按《風》、《雅》、《頌》來排序已經出現。《左傳·魯隱公三年》引君子之評語曰:“《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此處將“風雅”並稱,這當然不能證明《詩經》按風雅編序就出現在魯隱公三年(公元前720年),但至少可以說明《左傳》作者所見的《詩經》排序可能是先《風》後《雅》;最能說明問題的還是魯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吳季劄入魯觀樂時魯樂工所歌《詩經》之順序,樂工按《風》、《雅》、《頌》順序依次演奏,這應能體現當時《詩經》的基本排序。有些學者為了證明《孔子詩論》版本的不同,大膽否定《左傳》所記的真實性,認為“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左傳》對季劄觀樂的記載不是當初記載的原貌,季劄觀樂的內容被後人竄改了。”[16]這種假設是沒有證據的。 其二,《論語》載孔子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中所說的《雅》與《頌》應指的是《詩經》中的雅詩與頌詩,孔子按當時習慣說法,也是先《雅》後《頌》。 其三,竹書《孔子詩論》的第2、3兩簡似乎有先《訟》(《頌》),後《大夏》(《大雅》),最後是《邦風》的順序,但這並不能證明孔子論詩所依據的本子就是以《頌》、《大雅》、《小雅》、《國風》排列的,只能說明在孔子心目中《詩經》各類的層次與地位。如《禮記·樂記》記子貢問師乙,師乙答:“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師乙說詩順序也是由廟堂之音到雅樂,最後說到俗樂的,只反映詩歌的層次問題,而與編序無關。更主要的是從竹簡《孔子詩論》的總體內容來看,孔子與弟子問對,是從《國風》到《小雅》、《大雅》,再到《頌》的,與今本《詩經》之序相同。
孔子刪詩說是關於《詩經》的編輯的壹種重要的說法。這種說法影響很大,但是教材認為已經有很多有力的論據證明孔子雖然對《詩經》的完善、傳播和保存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他未曾刪詩。《詩經》的最後刪選編訂者應該是周朝的樂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