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至遲在孔子時代已最後編定
《史記·孔子世家》首次提出孔子刪詩說：
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按司馬氏所論，《詩經》的最後編定者當為孔子，其用於演奏的音樂也由孔子所定。此說為後代絕大多數研究者所懷疑。《左傳》“魯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載，吳公子季劄聘於魯，觀周樂，樂工為之演奏的順序是《國風》、《小雅》、《大雅》、《頌》，除《國風》中順序略有不同之外，其核心體系與今本《詩經》無異，當年孔子只有8歲，不可能刪定《詩經》；在《論語》中，孔子多次提到《詩經》，其中兩次提到《詩經》的篇數：“《詩》三百，壹言以蔽之，曰：‘思無邪’。”[8]“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9]可見孔子所誦讀並用來教導弟子的《詩經》與今天流行的《毛詩》篇數是壹致的；《左傳》與《國語》所賦引與提到的詩歌有128首，而可以確定為逸詩者僅有11首（不包括《河水》、《鳩飛》等有爭議的作品），與今傳詩歌數相比是12比1，所占份量並不大。這些逸詩也許本來就沒有收入詩集，如祭公所作的《祈招》之詩[10]，武王克商所作的《支》[11]等，如果真如司馬遷所言，孔子刪去了當時流傳的詩歌中的十分之壹，那麽時人賦詩的情況絕不是這個樣子，其中的逸詩數量壹定要遠遠超過今天所見到的；當時周太師為詩歌度曲，諸侯國的樂師們也為自己國家的詩歌制曲，並在社會上流傳，成為定式，孔子是不可能推翻所有已經流行的曲調而重新為三百首制曲的。我們有理由相信，《詩經》在孔子時代，甚至在孔子之前就已經編定，且篇數與今本《毛詩》的篇數大體相同。
2、《詩經》在孔子時代是按照《風》、《雅》、《頌》排序的
今本《毛詩》以“風”、“雅”、“頌”將《詩經》分為三大類，並接照《國風》（《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衛風》、《王風》、《鄭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陳風》、《檜風》、《曹風》、《豳風》）、《雅》（《小雅》、《大雅》）和《頌》（《周頌》、《魯頌》、《商頌》）依次排序。今本《毛詩》排序是否就是先秦時代定本的排序？隨著上海博物館所藏楚竹簡公布，編序之爭起。2000年8月，上海博物館公開百枚戰國竹簡，8月16日《文匯報》第壹版以醒目標題發表了記者施宣圓題為《上海戰國竹簡解密》的報導，文章稱：“今本《詩經》內容有《國風》、《小雅》、《大雅》和《頌》。竹簡孔子詩論中與此顛倒，稱為《訟》、《大夏》、《小夏》和《邦風》（漢儒為避劉邦諱，邦改為國）。論詩序中的論次也和今本《詩經》中的大序相反。”馬承源先生在《簡文》考釋《說明》中指出：“《詩論》二十九支簡就可能存在著不同於《毛詩》的《國風》、《小雅》、《大雅》、《頌》的編排次序。”[12]江林撰文說：“根據竹簡的整理情況看，第二簡先概論《訟》（《頌》），再論《大夏》（《大雅》），論《少夏》的簡僅存末句，最後是概論《邦風》。從此可知，竹書本《孔子詩論》對《詩經》內容的排列次序是《訟》（《頌》）、《大夏》（《大雅》）、《少夏》（《小雅》）、《邦風》（《國風》）。這部《詩》中各編的排列順序是前所未見的。”[13]壹部分學者極力維護《詩經》的傳統排序，認為《孔子詩論》並不存在另壹種排序方法，如李學勤、李零、姜廣輝、範毓周等學者。範毓周認為：“《說明》卻忽略了原書第4、5兩簡在論述《風》、《雅》、《頌》各部分的總體特點時，仍然是按照今本《毛詩》的《國風》、《小雅》、《大雅》和《頌》的編排次序。而且根據我們對《詩論》內在文章邏輯關系的理解，是很難得出《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壹）》壹書《詩論》部分的《釋文》前所作的《說明》所提出的看法的。”[14]李學勤先生作《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詩論〉分章釋文》壹文[15]，依據今本《毛詩》對《孔子詩論》竹簡重新排序，以證明《孔子詩論》之次序與今本《毛詩》是壹致的。我們贊同李學勤等先生觀點，孔子所見的《詩經》版本與今本《詩經》是壹致的，《孔子詩論》所依據的《詩經》排序仍是《風》、《雅》、《頌》。其理由主要有三：其壹，從《左傳》記載來看，在孔子時代，或在孔子之前，《詩經》按《風》、《雅》、《頌》來排序已經出現。《左傳·魯隱公三年》引君子之評語曰：“《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此處將“風雅”並稱，這當然不能證明《詩經》按風雅編序就出現在魯隱公三年（公元前720年），但至少可以說明《左傳》作者所見的《詩經》排序可能是先《風》後《雅》；最能說明問題的還是魯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吳季劄入魯觀樂時魯樂工所歌《詩經》之順序，樂工按《風》、《雅》、《頌》順序依次演奏，這應能體現當時《詩經》的基本排序。有些學者為了證明《孔子詩論》版本的不同，大膽否定《左傳》所記的真實性，認為“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左傳》對季劄觀樂的記載不是當初記載的原貌，季劄觀樂的內容被後人竄改了。”[16]這種假設是沒有證據的。 其二，《論語》載孔子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中所說的《雅》與《頌》應指的是《詩經》中的雅詩與頌詩，孔子按當時習慣說法，也是先《雅》後《頌》。 其三，竹書《孔子詩論》的第2、3兩簡似乎有先《訟》（《頌》），後《大夏》（《大雅》），最後是《邦風》的順序，但這並不能證明孔子論詩所依據的本子就是以《頌》、《大雅》、《小雅》、《國風》排列的，只能說明在孔子心目中《詩經》各類的層次與地位。如《禮記·樂記》記子貢問師乙，師乙答：“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師乙說詩順序也是由廟堂之音到雅樂，最後說到俗樂的，只反映詩歌的層次問題，而與編序無關。更主要的是從竹簡《孔子詩論》的總體內容來看，孔子與弟子問對，是從《國風》到《小雅》、《大雅》，再到《頌》的，與今本《詩經》之序相同。
孔子刪詩說是關於《詩經》的編輯的壹種重要的說法。這種說法影響很大，但是教材認為已經有很多有力的論據證明孔子雖然對《詩經》的完善、傳播和保存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他未曾刪詩。《詩經》的最後刪選編訂者應該是周朝的樂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