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詩之壹厄——宋代理學詩

理學詩派是宋代特有的壹個文學現象，作家都是研究道、器、性、命的理學家。他們用詩歌探討性命義理之學，闡發格物致知之理，甚至以詩歌進行哲學辯論。言理不言情是理學詩壹個突出的特點。在理學家代表人物邵雍的《伊川擊壤集》中，這種作品俯拾皆是。如《心耳吟》：“意亦心所至，言須耳所聞。誰能天地外，別有好乾坤。”又如南宋理學大家朱熹的《齋居感興二十首》也是用抽象的概念闡發抽象的道理。他還作《訓蒙詩》壹百首對初學者啟迪開發。如《致知》：“此心原自有知存，氣蔽其明物有昏。漸漸剔開昏與蔽，壹時通透理窮源”，講格物與致知之間的關系。這種形同押韻講義的詩歌創作完全拋棄了文學的藝術價值和自身特性，難怪清人王士禛稱其“在詩家謂之旁門”(《師友詩傳續錄》)。

理學詩派的這種創作傾向根源於他們對文學的態度。他們認為文要載道，“大意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為好文章，詩亦然”(《朱子全書》卷六十五)，反對“作文害道”，由此生發而否定詩歌的藝術特性。比如北宋道學家程頤就說：“如今能言詩無如杜甫，如雲‘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如此閑言語，道出做甚。”(《二程遺書》卷十八)在程頤看來，杜詩不著理路，根本就不該寫，所謂“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為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為文乎”(《朱熹《與汪尚書》)!

這樣的文學觀，限制了理學詩派的詩歌創作，雖然其中不乏言理而兼有情韻的作品，但從整體上看，枯淡、抽象、缺乏意趣的篇計還是絕大多數。理學詩派的人數不少，每人作品亦相當多，匯聚起來，對詩歌的正常發展是壹個不小的沖擊力量。近人陳延傑論理學詩雲：“理學詩倡自邵雍，而周敦頤、張載、程顥相繼而作，亦宋詩之壹厄也。”(《宋詩之派別》)，說得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