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文超
壹個人的墓誌銘，是對他壹生的概括和解讀。要寫好壹個人的墓誌銘，不僅要寫清楚他的生平，更要讓讀者，通過墓誌銘，去讀懂這個人的壹生。而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這樣壹段絢爛的佳話，從杜甫到李商隱，幾代詩壇巨匠，穿越了整個大唐王朝的興衰，在壹次又壹次的惺惺相惜，壹次又壹次的意氣相投中，完成了壹代人對上壹代的解讀和傳承。
唐代宗大歷五年，在貧病交加中，杜甫在耒陽走完了他潦倒困苦的壹生。臨終之際，杜甫遺願歸葬於首陽山，但迫於貧困，杜家子弟只能在耒陽聶令的幫助下將杜甫下葬。在有生之年，杜甫和他的詩作並沒有受到什麽贊許。而隨著時間推移，數十年後，在白居易等人的大力倡導下，杜甫才作為現實主義題材的啟蒙者而大受推崇。也正是在這時，杜甫的遺骨才由其孫杜嗣業扶柩歸葬於河南洛陽偃師首陽山下，完成了他的心願。
歸葬之時，由正被貶謫的元稹為杜甫撰寫了那篇著名的《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並序》。在杜甫去世9年後才出生的元稹，並未真正經歷過杜甫的人生，也從未與他交遊，但卻在當時“揚李抑杜”的氛圍中，給了杜甫高度的評價。
盛唐繼承梁齊的靡靡之音，在這個宦官專權、藩鎮割據的年代，是那麽的無力和衰微。人們需要看到的、聽到的，是如杜甫壹般“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吶喊和呼號、是他那“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的感同身受。
在經歷了貶謫的困苦，也閱遍了民生之艱難後，元稹通過那壹篇又壹篇或悲勁激蕩、或徹骨清流的詩作，和數十年前的杜甫，進行了壹次超越時空、超越自我、超越了彼此經歷的靈魂對話。
而在此之後，元稹的文學創作也開始了轉變，作為第壹個給與杜甫高度評價的人，他繼承著杜甫的衣缽，開始將陷入沈寂的詩歌，引向發自肺腑的現實主義，引導著詩歌成為反映現實、呼喊民生多艱的工具。
唐文宗大和五年，人生中四度被貶的元稹在武昌去世。他的壹生知己，白居易懷著巨大的悲痛，親自為他撰寫了墓誌銘。
元白二人的相交與相與，堪稱中國文學史上壹段璀璨佳話，貞元十九年，元白二人同時登書判拔萃科，並入秘書省任校書郎，因此相識，拉開了貫穿二人壹生的友誼。他們壹生如同伯牙子期，相互唱和，以才氣相結，以風骨相與，數十年而見肝膽。
在元稹為杜甫寫完墓誌銘後，在元白二人的倡導下，詩壇開始轟轟烈烈的新樂府運動，他們並肩繼承著杜甫的衣缽，針砭時弊，反映民生。希望用詩歌來喚醒昏聵的當權者，為普羅大眾發聲，將詩歌作為引導政治的方向。
然而，也正是因為二人詩作對於當權者的諷喻，他們開始了不斷被貶的飄零人生。唐憲宗元和四年，元稹被貶江陵，四年後被召回。回到長安後，他和白居易詩酒唱和，並擬編纂《元白還往詩集》。然而，詩集尚未遍成，他就再度被貶往通州，開始了近二十年的貶謫生涯。幾乎同時，白居易也被貶為江州司馬，這對知音摯友，從此開始了難得再見壹面的困苦生活：“與君相遇知何處，兩葉浮萍大海中。”而他們所倡導的新樂府運動，也在此期間遭受重擊。
在這困苦之中，他們以詩文作為慰藉，以友情支撐苦難。其後數十年間，二人寫下了180多首往來唱和之詩作。最為著名的，當數元稹的那首《聞樂天授江州司馬》:
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
垂死病中驚坐起，暗風吹雨入寒窗
唐文宗大和四年，元稹再度被貶，在途中的驛站，他再度見到了白居易。二人感嘆時事多艱，命運飄蓬，不由得潸然淚下。而沒想，這壹見，則是二人的訣別。
壹年後，元稹暴亡於武昌。留給白居易的，則是鐘期歿已久，世上無知音的哀嘆和思念。他在元稹的墓誌銘中這樣寫道：
實有心在於安人治國，致君堯舜，致身伊臯耳。抑天不與耶？將人不幸耶？予嘗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則坎坷而不偶，謫瘴鄉凡十年，發斑白而來歸；次以權道濟世，變而通之，又齟齬而不安，居相位僅三月，席不暖而罷去。通介進退，卒不獲心。是以法理之用，止於修壹職，不布於庶官；仁義之澤，止於惠壹方，不周於四海。故公之心不足也，逢時與不逢時同，得位與不得位同，富貴與浮同。何者？時行而道未行，身遇而心不遇也。執友居易，獨知其心，以泣濡翰。
這天下之大，恐怕也只有他們二人，才能明白對方的心意了。元稹死後，那個曾經關註蒼生疾苦、鞭撻權貴的白居易，也仿佛隨他壹起而去。剩下的，則是獨善其身、過著閑適生活的“香山居士。”
他為元稹寫墓誌銘，不僅為這位摯友的壹生做了評價和解讀，也像壹面鏡子壹樣，為自己曾經的過往和事業，做了壹次告別和總結。
十五年後，七十五歲的白居易在洛陽溘然長逝，他死後，墓誌銘由李商隱撰寫。
白居易年長李商隱四十多歲，在李商隱名著於世之時，白居易已經步入了生命的最後壹段歲月。他愛極了李商隱的詩文和才華，在醉酒之時曾戲謔說：“我死之後，能（投胎）成為妳的兒子，就非常知足了。”
可是，當許多年後，因為李商隱的四處奔波，這個被李商隱取名為白老的孩子，卻因為貧苦，而失去了成才的機會，變得癡癡笨笨。“漸大啼應數，長貧恐學遲。”就連溫庭筠也來笑話：“以爾為樂天後身，不亦恬乎？”如果白居易泉下有知，不知是何感想。
同時，壹生被晚唐政治漩渦所困擾的的李商隱，對於白居易，卻是不解的。年輕時的他，必然是受樂天影響極深，也深對其認同的。如《重有感》、《曲江》等詩，無不充滿了繼杜甫、元白而傳承來的諷喻和對國家命運的擔憂。然而，相比於元白等人，更加郁郁和飄零的李商隱，人生最大的主題卻是悲傷和離別，我們也只能從他早年的這些作品當中，才能尋覓到那個懷匡扶國家之誌向，欲回天地之心的年輕人。
而在甘露之變中，年輕的李商隱對於混亂的政局大感憤懣，提筆寫下了《有感》三首，而此時的白居易，卻寫下了：禍福茫茫不可期的話語。這樣的白居易讓李商隱感到陌生，也感到悲哀，這還是那個曾經寫下賣炭翁的白樂天嗎？在亂世之中，他只能孤獨的站著，膝蓋發冷。
於是在白居易的墓誌銘中，我們看到了李商隱對白居易的解讀，這其中，更多的是他的迷惘：在墓誌銘中，他對白居易的人生、行事，包括其忠正廉潔、直言納諫的品格進行了高度贊揚，但對白居易的詩文成就，卻只壹筆帶過。
也許數年後，當李商隱走向他的人生盡頭，他才終於得到了答案，那就是生命，原本無題。
十二年後，李商隱病逝。而他死後，詩歌也逐漸陷入衰落。中華文化的另外壹個高峰:宋詞，開始登上舞臺。
從杜甫到元稹，從元稹到白居易，再從白居易到李商隱，在百年跨度中，他們通過墓誌銘這種特殊的方式，完成了詩歌和文化的傳承。
他們的生是誌同道合的相與，詩文則是風骨靈魂的傳承。
這壹切，正應了2000年前的莊子所說：“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