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壹提的是意境方面的分別，因為音律是手段，意境是目的。還是就蘇軾以前來例舉，也為了與豪放對舉，大家公認詞的風格是“婉約”。什麽是婉約？就是指是感情纖細入微，借用弗羅伊德學派的誅心法，可以說是大多來於男女之間，所以常常帶有閨房粉黛氣。少數詩也有這種粉黛氣息，但放出成為格調，韻味還會有或大或小的差別。其壹是，給人的感觸印象有別，詩剛，詞柔；其二是，表達的手法有別，詩直，詞曲；其三是，情意的表露程度有別，詩顯，詞隱；最後是，來由和歸屬有別，詩男，詞女。總歸壹句話，詩是詩，詞是詞，專就意境方面來說，疆界也是很分明的。
但有人卻偏偏打破了以上的金城湯池。壹般認為，帶頭選擇的就是蘇東坡，沖鋒陷陣之作是“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和“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等。其實，早在五代，就已有人打破了詩詞的界限，最突出的便是南唐後主李煜，如：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壹晌貪歡。 獨自莫憑闌，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浪淘沙》）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不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讀仄聲）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壹江春水向東流。（《虞美人》）
李後主這兩首詞，語句、情懷都這樣慷慨悲涼，顯然不能出於歌女之口，也就闖出花間、樽前的範圍。如果詞作只能分作婉約、豪放兩類，像這樣的當然就得歸入豪放壹類。王國維有見於此，在《人間詞話》裏說：“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士大夫有士大夫的情意，有士大夫的手法，壹旦強拉詞體來為自己服務，詞就幾乎是欲不變而不可得了。這樣來說，詞的婉約傳統，旁邊忽然殺出個豪放東坡來，也是情理中事。
向來有爭議的是，用作詩之法作詞，能否成為詞。壹派認為，由“鬢雲欲度香腮雪”發展為“大江東去”，是擴大詞的表現範圍。由長在閨房刺繡變為上山下鄉，或同壹場地，既容納閨房刺繡的佳人，又容納上山下鄉的幹部，有什麽不好？各得其所是來於各有所好。清官難斷家務事，文學史家也許更難斷文論的爭執。力最大的是事實，不管保守派怎樣戀舊，甚至因之而大聲疾呼，反正“大江東去”壹流作品早已在刻本上流傳，近年來更在鉛印本上大量流傳。有人也許會想，惟其都流傳，就更應該評定是非高下，裝作視而不見是不對的。但這很難。另壹派則認為，詩與詞是有嚴格分別的，絕對不能以詩代詞。兩派相爭，並無結果。其實，應該兼容並包，承認詞有表現嬌柔委曲的本領，但也無妨豪放壹下。
詞，就意境說，確是有正有變：十七八女郎執紅牙板唱“楊柳岸曉風殘月”是正，關西大漢持鐵綽板唱“大江東去”是變。這是情勢使然。詩的意境千差萬別，其中壹大類，上面稱為嬌柔委曲的，重要性也許不低於慨當以慷吧。這就需要表現，即用語言抓住，成為詩境，以供無數的癡男怨女神遊。而事實證明，詞的表達形式最適於擔當這個責任，或者說，常常比我們希望的還要好。論功行賞，詞在這方面當然應該受上賞。王國維曾言：詞“能言詩之所不能言”，如此說來，詞所受之賞也許應該上上。試舉數例：
醉別西樓醒不記，春夢秋雲，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還少睡，畫屏閑展吳山翠。 衣上酒痕詩裏字，點點行行，總是淒涼意。紅燭自憐無好計，夜寒空替人垂淚。（晏幾道《蝶戀花》）
風鬟雨鬢，偏是來無準。倦倚玉闌看月暈，容易語低香近。 軟風吹遍窗紗，心期便隔天涯。從此傷春傷別，黃昏只對梨花。（納蘭成德《清平樂》）
像這兩首所表現的意境及兼韻味，五七言律絕就難於為力，因為與詞相比，顯得太敞太硬；古體更不成，因為太樸太厚。如果這樣的領會不錯，那詞就堪稱為只此壹家，並無分號。也就是說，如果有此情意想表達，就最好填詞，不要作詩；同理，想找這類的意境來神遊壹下，就要找詞集來讀，暫把那些個詩集放在壹邊。
詩詞之別，要細說來，還是有些復雜的。簡單而言，詩境闊、詞言長，兩者各有所長。像蘇東坡、辛棄疾那樣，放開情懷，不要太受陳規陋習的限制，順著“大江東去”的路子壹直走下去，也無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