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鴉片戰爭後，清代進入晚期，中國社會進入近代，並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此時的詩歌創作主要體現出如何適應社會變革需要這壹特點。
首開風氣的人物是龔自珍。龔自珍(1792～1841)是近代最早呼喚改革的先進思想家。他的詩以其先進的思想，縱橫議論，抒發感慨，有力地打破了清中葉以來詩壇上脫離現實的傾向，詩風也以瑰麗奇肆著稱，足能矯拔頹風。如他熱情呼喚新思潮的到來：“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疒音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壹格降人材”(《己亥雜詩》)，這些“傷時之語，罵座之言”不能不動搖人們對舊制度的懷疑，震撼壹代進步知識分子的心靈，為後來的思想界、文學界註入新生命。
隨著資產階級改良思潮的發展，“詩界革命”亦成為其中的壹個有機部分。發起者是黃遵憲和梁啟超等人。黃遵憲(1848～1905)是最早從理論和創作實踐上給“詩界革命”開辟道路的人。黃遵憲在理論上提倡“我手寫我口”(《雜感》)，“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詩集自序》)；同時又提倡利用古人優秀的傳統，加以變化求新，從而創造壹種“古人未辟”的新體詩。他的創作也確實達到了“以舊風格含新意境”，“融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的境界。如《今別離》將輪船、火車、電報、照相等新鮮事物寫入詩中；《馮將軍歌》等寫中法、中日戰爭；《哀旅順》等寫喪權辱國；《出軍歌》等大力鼓舞抗敵救亡士氣，不愧為壹代“史詩”和“新派詩”。
黃遵憲像
梁啟超以其崇高的聲望大力提倡“詩界革命”，其詩作敢於打破傳統形式，自由抒寫，對促成新體白話詩的產生有壹定積極影響。之後，雖有“同光體”詩人陳三立、陳衍大力表張宋詩，工門豈運大力表張漢魏六朝詩，力圖在新詩派發展時，用舊形式作最後的壹搏，但無奈大勢已去，影響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