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影響，主要在他的思想。不管後世的人們怎樣崇揚他，也不管近代以來人們怎樣企圖打倒他，他所提出的社會思想，他所規範的倫理道德，畢竟籠蓋了二千余年的中國歷史，成為今天人們所不能不面對的巨大存在。
屈原則是壹位行動者。他對中華民族的影響，除了《離騷》、《天問》等壹篇篇回腸蕩氣的輝煌詩作外，他自身的遭際和在其中所顯現的道德、人格，似乎更為人們所矚目。——他是作為壹個為黑暗時代所埋葬的偉大悲劇人物出現在歷史上，並震撼了整個民族心靈。在許多時代人們的心目中，他似乎成了某種精神道德的體現者或楷模，高高屹立在蒼黃翻覆的歷史煙雲之上，俯視著百代千秋。
有趣的是，屈、原對中華民族的影響方式，又與孔子如此的不同——屈原的意義和價值，幾乎在每壹歷史時代，都須經歷激烈的爭辯，才得到壹部分的實現。從漢代到明清，從“五四”時期到抗戰階段，以至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歷史新時期，每個時代幾乎都有自己的“屈原問題”。人們在探討時代的命運和做人的規範時，往往把屈原作為壹種歷史參照進行比較，作出選擇，從而對他的精神、人格實行再認識、再評價。正是在這種不斷被重新認識和評價的歷史中，屈原顯示了精神風貌的左右偏移，並牢牢地保持了對壹個民族的影響。
這種情況是由什麽決定的？對屈原的評價歷史曾經有過些什麽爭議？它反映了不同時代、不同人們什麽樣的需要或心理？這是頗有意義的課題，我們不妨作壹簡要的探討。
壹、屈原——投影於歷史的雙重精神
任何偉大人物能夠對後世發生久遠的影響，都是他們自身的功業或精神，給予歷史以巨大投影的結果。所以要探討屈原如何影響於後世，須得考察在他的壹生中，究竟有些什麽功業或精神品格，足以震撼後人的心靈？
人們常常只把屈原視為詩人。但據司馬遷、劉向記載的屈原事跡，他在當時顯然是作為壹位非同尋常的輔弼之臣，而登上楚國的政治舞臺的。他“博聞強誌，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壹旦出現在楚朝廷中，便以卓絕的治國才華得到了楚懷王的倚重。《史記》說他“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在惜墨如金的史家筆下，這數十字的概述已完全足夠證明，屈原早期在楚國政治生活中，具有怎樣舉足輕重的影響了。
但屈原在歷史上卻沒有留下引人矚目的功業——因為他不久就被貴族黨人進讒誣陷，遭到了懷王的疏黜；接著而來的兩次放逐，更把他遠遠地隔絕於政治生活之外。壹位有誌於輔助楚王，成就五帝、三王之業的大賢，就這樣論為流落江上的憔悴遷客。
在屈原被重用期間，楚王君臣曾勵精圖治、整刷朝政，迎來了稱雄南天的短暫興旺。棄逐屈原以後，楚國之航船便在風雨飄搖中壹再觸礁擱淺，迅即降為睥睨天下的強秦之附庸。數十年後，便以滅國之禍在歷史上從此消失！屈原的遭際，就這樣與壹個國家、民族（楚人）的興衰聯系在壹起；而他沈身汨羅的悲壯壹幕，似乎也成了泱泱雄楚壹朝覆滅的歷史悲劇的序幕。
倘若屈原退出政治舞臺後，從此以屈從命運的達觀“明哲”自命，頤養天年，默默地老死於山野荒村，他便不會給歷史留下多少記憶。但屈原卻奮身抗爭了——他忘不了曾寄予莫大期望的楚王，忘不了他曾為之奮鬥的復興楚國的夢想，更忘不了“篳路藍縷”、經歷了多少世紀艱難創業而終於自立於南方的楚民族的命運。他雖已不再能為這個民族的興旺貢獻心力，卻要用自己尚存的生命，為它的苦難淒愴呼號。長長的十多年放逐生涯，由此成了屈原不屈不撓與黨人群小鬥爭的延續。在他身上兩種最主要的精神品質，在這段最黯淡的生涯中，得到了最光彩耀眼的閃射——那就是對於惡勢力所施加的壓迫、摧殘所表現的無畏抗爭精神，和即使蒙受多大冤屈、遭受多大摧殘，也決不背棄祖國、民族的忠貞精神。
屈原對惡勢力的抗爭，早在從政時期就有鋒芒銳利的顯露。他親眼目睹過朝中黨人怎樣狗茍蠅營地追逐於勢利，“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為了實現個人的野心，竟不惜走那敗國亡家的“幽昧”、“險隘”之路。楚王呢，居然也“昌被”放縱，“無轡禦而自載”、“背法度而心治”。屈原出於對國家前途的關註，不顧自身的安危，起而揭露黨人的罪惡，並不怕觸犯楚王之逆鱗——“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這就是他拼將壹身捐棄，也要與惡勢力抗爭的錚錚自白。
這種不屈的抗爭精神，在屈原遭受兩次放逐之中，表現得就更鮮明了。黑暗的王朝滿心以為，長期的放逐可以摧折這位耿直之臣的傲骨，迫使他噤若寒蟬，任憑黨人們倒行逆施而緘默不言。屈原的親朋則出於對他命運的擔憂，也紛紛勸告他折節改行、裝聾作啞，免遭伯鯀那樣“殀乎羽野”的殺身之禍。屈原卻毫不屈服——他回顧歷史興衰的教訓，把撫平生奮鬥的歷程，對自己所追求的“美政”、所堅守的操節，充滿了無悔無怨的自信。面對著“瓦釜雷鳴”的黑暗王朝，和“邑犬群吠”的黨人群小，他響亮地宣告，“阽余身以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在無法再參預朝政的情況下，屈原舉起了自己的筆，用《天問》、《離騷》、《九章》等蓄滿忿火的詩篇，向昏庸的楚王、囂張的黨人開戰了。這些詩作，正如恩格斯在稱贊歌德時說的那樣，“完成了壹個最偉大的批判的功績”。從民間傳說的情況看，屈原的抗爭遭致了楚王最嚴重的“逼逐”（《屈原外傳》）。而詩人則用了更激烈的反抗，來回答這種逼逐——那就是發生在汨羅江畔的最悲壯壹幕：屈原終於以自己的“忿懟激發”之舉，實踐了他早就立下的“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的誓言。這赴身江濤的悲壯音響，從此成為屈原抗爭黑暗的生命之音，成為屈原精神的浩然迸發，而久久地回蕩在數千年歷史的長流之中了。
不過倘若只是這壹方面，屈原對壹個民族的影響還不會如此深沈動人。屈原之所以極大震撼人們身心的，更還在於這種不屈抗爭中所交織著的，對於自己國家、自己民族的那種萬劫不移的忠貞精神。
談到這種忠貞精神，人們似乎總要聯想到“忠君”上去。其實，“忠君”思想在春秋戰國時代，還沒有形成為壹種道德倫理的規範。當時的壹些哲人賢士在君臣關系上，倒是提出了壹種相對的原則。諸如“君待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孔子）、“君之視臣如土芥，臣之視君如寇仇，’（孟子）、“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等等，都證明了這壹點。但屈原之於楚王，顯然表現過非常的忠貞。“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惜誦》），“何獨樂斯之謇謇兮，願蓀美之可光，”（《抽思》），都表明了“忠君”在屈原思想中所占據的重要位置。即使在屈原遭到楚王疏黜，以至橫暴地再遷江南期間，他對君王的忠貞之情，似乎也還未改變。《思美人》所嗚咽訴說的“思美人兮，覽涕而竚眙”，《哀郢》所淒淒嘆息的“哀見君而不再得”，都說明他縱然對君王的狂悖之行已極度失望，但“忠君”之情仍還溢滿胸際。只是到了君王的昏憒已無可救藥，楚國眼看就要斷送在楚襄王這樣的壅君手中時，屈原對君王的忠貞之思終於因絕望而幻滅。當他在沈江前夕，怒斥楚王朝廷的“腥臊並禦”、“陰陽易位”，並以激烈的言辭直斥楚王為“壅君”的時候，人們便很難想象，他此刻對楚王還懷有多少“忠”情了。
但是，屈原對自己的祖國、對自己民族的忠貞，卻又不同——這種在楚民族長期獨立發展中，在苦難和奮鬥中養育和強化起來的鄉國之思和民族感情，在屈原身上可以說是得到了最熱烈、最動人的表現。從屈原的青少年時代，對祖國的熱愛便已在《桔頌》中，以“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誌兮”的動情詩句，作了明白無誤的表述。所以屈原從政後急於“奔走”於君王前後，大聲召喚君王“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就決不只是希望個人的建功立業、留名後世，而更多是出於振興楚國、把本民族引向“國富強以法立”的興旺之路的素誌。現在的人們大約己很少能感受到，“楚國”對於屈原的生命究竟有多大意義了，但屈原當年卻很清楚這壹點。特別是當他遭受放逐，處在遠離國都、身心交瘁的絕望、傍徨之中時，它便幾乎成了維系屈原生命的唯壹支柱。《哀郢》描述他遠放江南途中，壹次次回首“龍門”，壹次次噙淚“西思”，壹次次對著“遼遠”的“郢路”“侘傺而含戚。”《離騷》描述他在絕望之中，忽生“去國遠逝”的奇思，然而他那雲旗龍駕、車仗雍容的出行，終竟只在故國“舊鄉”的上空周遊盤旋而已——“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仆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他明知楚國已無人知己，他明知君王已“莫足與為美政”，按說應該對自己的祖國絕望了，按說可以滿懷怨憤地象戰國許多賢人誌士那樣去國離鄉，去另覓個人的出路了（包括孔子、孟子也都曾如此）。但屈原不能——“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這就是屈原對於祖國象征的郢都所發出的最淒愴的呼喚。它唱出了壹個被放逐、被摧折的偉大靈魂在訣別人世前夕，對自己祖國、鄉土多麽深切的眷戀之情。至於他最後的自沈汨羅，更奏響了壹支雖遭萬劫，也不離棄祖國，寧肯將自己純潔的生命葬於祖國江流之中的壯曲！
屈原的偉大也正在這裏：他無所畏懼地抗爭黑暗，但這種對黑暗世道的不屈抗爭，並沒有導致他對祖國母親的任何抱怨，更沒有想過欲借他國之力來傷害自己深愛的祖國。倒是可以這樣說：正因為他深深愛著自己的祖國，才有那樣的勇氣向禍國殃民的黑暗王朝抗爭，才有那樣不折不撓的韌性，支持了十數年孤苦絕望的放逐生涯。他的死，既是不妥協抗爭精神的最後迸發，也是對祖國忠貞不渝的精神的燦爛升華——這兩者的交匯、激蕩，才使屈原的死產生了震撼千年歷史的大回響。後世無數的誌士仁人，難道不正是因了這才臨流扼腕，痛惜於屈原的逝去；才銜淚含悲，“想見”於屈原之為人？
聞壹多先生曾經指出：“我們要註意，在思想上存在著兩個屈原，壹個是‘竭忠盡智以事其老’的集體精神的屈原，壹個是‘露才揚己、怨懟沈江’的個人精神的屈原”（《屈原問題》）。通過上文的考察，我們無妨可以再引申壹句：在屈原身上，存在著兩種看似矛盾而其實統壹的“屈原精神”即不向黑暗勢力屈服的“執爭精神”和不為任何摧折而移易的“忠貞精神”。所以，投影於歷史的屈原精神，就不是單壹的，而是雙重的。這雙重的精神投影，對於不同時代、不同人們的利益和需要來說，無疑會有某種側重並有所排斥。正因為如此，屈原對後世的影響，才會經歷意想不到的激烈爭辯，才會發生壹次次單向的改造或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