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波的思想復雜而矛盾，他曾宣稱世上沒有文學，卻又創辦了壹個名叫《文學》的雜誌；他大肆宣揚超現實主義，卻又說他之所以寫宣言發聲明是因為無話可說；他狂熱地參加超現實主義運動，卻又不願意因此而犧牲某些友誼，毀滅心中的某些偶像，他對英俄的壹些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作家壹直懷有崇高的敬意。所以，妥協性和折衷主義自然而然地反映在他所主持的幾個刊物如《新寫作》和《歐洲雜誌》上。1922年，他退出文壇上的論爭，開始外出作長途旅行，回來後作《我們去西方》壹書。這本旅行詩集雖然有記實因素，但仍帶有強烈的超現實主義色彩。直到1929年他正式宣布與超現實主義決裂後，其作品的題材和風格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他開始在詩中用抒情的筆調表現愛情的痛苦和歡樂，揭示人類面對死亡和衰老所產生的種種神秘的憂慮，詩中出現了壹種廣闊感和莊重感。
蘇波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如果說第壹次世界大戰暴露了法國當權者的怯懦、自私和虛偽，給整個法國蒙上了壹層死亡和失望的陰影，從而在很大程度上促使蘇波參加超現實主義運動，以發泄自己內心的愁悶和憤怒，那麽，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動亂和慘景以及他當記者所接觸到的嚴酷事實則使他意識到詩歌和小說的局限，於是，他以後更多是寫論文、專著、報道乃至名人傳記。他的壹生並非如某些論家所說，荒廢在政治動蕩和文學動亂之中，而應該說，作為壹個思想深刻、思維活躍的作家，蘇波壹直在關註和參與他所處的那個時代所發生的壹切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