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互相輕視，自古以來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兩人文才相當，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輕視傅毅，他在寫給弟弟班超的信中說："傅武仲因為能寫文章當了蘭臺令史的官職，（但是卻）下筆千言，不知所止。大凡人總是容易看到自己的優點，然而文章不是只有壹種體裁，很少有人各種體裁都擅長的，因此各人總是以自己所擅長的輕視別人所不擅長的，鄉裏俗話說："家中有壹把破掃帚，也會看它價值千金。"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當今的文人，（也不過）只有魯人孔融孔文舉、廣陵人陳琳陳孔璋、山陽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幹徐偉長、陳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應旸應德璉、東平人劉楨劉公幹等七人。這"七子"，於學問（可以說）是（兼收並蓄）沒有什麽遺漏的，於文辭是（自鑄偉辭）沒有借用別人的，（在文壇上）都各自像騏驥千裏奔馳，並駕齊驅，要叫他們互相欽服，也實在是困難了。我審察自己（之才，以為有能力）以衡量別人，所以能夠免於（文人相輕）這種拖累，而寫作這篇論文。王粲擅長於辭賦，徐幹（文章）不時有齊人的（舒緩）習氣，然而也是與王粲相匹敵的。如王粲的《初征賦》、《登樓賦》、《槐賦》、《征思賦》，徐幹的《玄猿賦》、《漏卮賦》、《圓扇賦》、《橘賦》，雖是張衡、蔡邕也是超不過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卻不能與此相稱。陳琳和阮瑀的章、表、書、記（幾種體裁的文章）是當今特出的。應旸（文章）平和但（氣勢）不夠雄壯，劉楨（文章氣勢）雄壯但（文理）不夠細密。孔融風韻氣度高雅超俗，有過人之處，然而不善立論，詞采勝過說理，甚至於夾雜著玩笑戲弄之辭。至於說他所擅長的（體裁），是（可以歸入）揚雄、班固壹流的。壹般人看重古人，輕視今人，崇尚名聲，不重實際，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總以為自己賢能。
大凡文章（用文辭表達內容）的本質是***同的，而具體（體裁和形式）的末節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駁議適宜文雅，書信、論說適宜說理，銘文、誄文崇尚事實，詩歌、賦體應該華美。這四種科目文體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長各種體裁的文章。文章是以"氣"為主導的，氣又有清氣和濁氣兩種，不是可以出力氣就能獲得的。用音樂來作比喻，音樂的曲調節奏有同壹的衡量標準，但是運氣行聲不會壹樣整齊，平時的技巧也有優劣之差，雖是父親和兄長，也不能傳授給兒子和弟弟。
文章是關系到治理國家的偉大功業，是可以流傳後世而不朽的盛大事業。人的年齡壽夭有時間的限制，榮譽歡樂也只能終於壹身，二者都終止於壹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樣永久流傳，沒有窮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於寫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見表現在文章書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辭，也不必托高官的權勢，而聲名自然能流傳後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顯達而制作了《禮》，（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業，（周公）不因顯達而更改誌向。所以古人看輕壹尺的碧玉而看重壹寸的光陰，這是懼怕時間已經流逝過去罷了。多數人都不願努力，貧窮的則害怕饑寒之迫，富貴的則沈湎於安逸之樂，於是只知經營眼前的事務，而放棄能流傳千載的功業，太陽和月亮在天上流轉移動，而人的身體狀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間就與萬物壹樣變遷老死，這是有誌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
孔融等人已經去世了，只有徐幹著有《中論》，成為壹家之言。
建安七子-相關評價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他們在漢末的社會大戰亂中，盡管社會地位和生活經歷都有所不同，但壹般都不能逃脫顛沛困頓的命運。後期他們都先後依附於曹操，孔融任過少府、王粲任過侍中這樣的高級官職，其余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過，孔融後來與曹操發生沖突，被殺。由於七人歸附曹操時間先後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後期不存在壹個統壹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徐幹、阮瑀在建安初，陳琳在建安五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劉楨、應煬在建安十三年後。與他們的生活道路相對應，“七子”的創作大體上也可以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會動亂的現實，抒發憂國憂民的情懷。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詩》、《登樓賦》，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阮瑀《駕出北郭門行》、劉楨《贈從弟》等，都具有現實意義和壹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調過於低沈感傷，如阮籍《七哀詩》、劉楨《失題》“天地無期竟”等。後期作品則大多反映他們對曹氏政權的擁護和自己建立功業的抱負，內容多為遊宴、贈答等；但有些對曹氏父子的頌揚，帶有清客陪臣口吻，顯露出庸俗的態度。然而，無論前、後期，“七子”的創作都是積極、健康的內容占著主導地位。
“七子”的創作各有個性，各有獨特的風貌。孔融長於奏議散文，作品體氣高妙。王粲詩、賦、散文，號稱“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強。劉楨擅長詩歌，所作氣勢高峻，格調蒼涼。陳琳、阮籍，以章表書記聞名當時，在詩歌方面也都有壹定成就，其風格的差異在於陳琳比較剛勁有力，阮籍比較自然暢達。徐幹詩、賦皆能，文筆細膩、體氣舒緩。應煬亦能詩、賦，其作品和諧而多文采。“七子”的創作風格也具有壹些***同的特點，這也就是建安文學的時代風格。這種時代風格的具體內容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中所說的：“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誌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七子”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他們與“三曹”壹起，構成建安作家的主力軍。他們對於詩、賦、散文的發展，都曾作出過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