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明末清初，千余年的詩騷之樹已經老了。有明壹代出現了幾乎壹邊倒地以盛唐為宗的詩學傾向，主導者意欲使詩高華滋壯，但事實上卻使它老得更快。如果作為壹種主要的抒情文體形式還要存在下去並發揮功能的話，人們必須接受“惟正有漸衰，故變能啟盛”的邏輯，通過新變來維護和復興詩歌。對於清人來說，在唐詩、宋詩建立了兩大詩學格局，囊括了盡可能多的詩學範疇、詩法家數以後，要想完全超離於這兩大格局而另辟天地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此這時的所謂“變”，似乎只能是對既有的兩大格局重新體認、選擇和融通。然而，“清人生明後”。既然認識到明人是法唐而贗，自狹詩道，那麽他們為拓寬路途最能有所作為的就是接納宋詩了。清初詩人邵長蘅《研堂詩稿序》曾指出：“詩之不得不趨於宋，勢也”，這是壹個非常清醒的認識。當然這壹“勢”，既是循環往復、剝復代序的詩壇風會的內在規律性，同時也是清代詩人的審美心理結構的能動支配。對於唐宋詩的不同特點，邵長蘅曾說“唐人尚蘊藉，宋人喜徑露；唐人情與景涵，才為法斂，宋人無不可狀之景，無不可暢之情”，頗能說明壹些問題。就其體格之殊而論，如果以人為喻的話，則“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高明者近唐，沈潛者近宋”；如果以佛學為喻的話，則唐詩如禪，深玄窎遠，宋詩如凈，含容廣大。前者境界高華，然參究不易，後者氣度汪然，有修必成。明人標舉第壹義卻未必俱臻通慧，清人要壹變風氣，走向“無不可狀之景，無不可暢之情”，詩學空間更大的宋詩，確是十分明智的。然而正象推行“凈”法需要禪凈合行的永明延壽式的宗師壹樣，清人要融匯宋詩卻需要兼擅唐宋的大家來開其風氣，錢謙益的選擇和被選擇正成為個人創作祈向與詩歌史內在趨向相重合的必然結果。
壹、接納宋詩：壹個長期的潛隱走向
宋代的詩歌史是在“江西”與“晚唐”之爭中劃上句號的，隨著蒙古王朝統壹全國，南北詩學逐漸從趨尚的多元化轉為反撥宋詩，邁開了回歸唐代乃至漢魏的最初步履。只是元代國祚不長，詩道亦未遠。當四大家以盛唐詩風為典範的詩歌出現，產生了具有時代特征的體派時，朝代卻也走到了下坡路上。其實，如果元代享祚如宋，並且返回漢唐的步履強勁不衰的話，明代詩歌史的起承轉合很可能是另外壹種格局。從文體文風隨時代而興替的規律來看，我們似乎可以說，明代並沒有壹反元代詩風，反而與元代詩歌合為壹個大的文學階段，具有基本相同的主導風尚，多少具有些特殊性。
當然，將元明詩合為壹個大的階段，是壹個籠統的看法。明人弘唐詩之法，誅宋詩之罪，除了元人“五十步唐詩”未臻勝境外，時代心理的因素也不可忽視。明太祖朱元璋這位集雄才大略與果毅殘暴於壹身的開國君主，鑒於元代政治制度松懈與思想統治不力而產生社會異變，在奪鼎定基伊始便強化社會意識形態的控制，壹方面著手詔復唐制，純潔文化習俗，創造沈潛執著地追求理學的學術環境，壹方面力求高揚新的時代精神，創造與大壹統的歷史進程相壹致的文化氛圍。在詩歌風格上，太祖“尤惡寒酸咿嚶，齷齪鄙陋，以為衰世之為，不足觀”，(2)因此舍棄宋調而尚“盛世清明廣大”的盛唐之音就是必然的了。明初士人既誅宋，又伐晚唐，王彜著《文妖》力斥元季楊維楨及宗奉者，方孝孺也強烈地詆斥鐵崖體雲：“近代文士有好奇者，以誕澀之詞飾其淺易之意，攻訐當世之文。昧者群和而從之，而三吳諸郡為尤甚。此皆挾鬼磷而訾日月也。其力雖不足為斯文害，然不除滅而禁斥之，何由復古之盛乎？”(3)這裏提出要“除滅而禁斥”鐵崖體以“復古之盛”，也典型地反映出強烈的時代心理。有明壹代的文化具有濃厚的廟堂色彩，在這種文化心態中長期閃回著“盛世”的幻影，政治上的君主專制、宦官專權和商品經濟的發展，生產關系的變化，都從不同角度激活這種幻影，盡管七子派在政治上試圖遠離廟堂文化，但片面地崇尚雅正的思維方法，使他們實際上進入並不自覺地強化了這種文化機制。直到嘉靖以後，權力機制逐漸瓦解，而隨著啟蒙學術的展開，知識群體知性精神覺醒，人們才開始沖破思想的囚縛，走出虛幻盛世精神的光圈。也只有在這時，人們才能重新審視既有的具有統治力的文學理論，壹種與七子派相悖，對廟堂文化具有巨大沖擊力的新的詩學價值觀才真正得以提出。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從明初到晚明，接納宋詩的過程將是十分艱難。有學者認為在明末以前至少出現過兩次提倡學宋的潮流。壹次是前期方孝孺、陳獻章、莊昶等人，壹次是唐順之、王慎中、茅坤等中後期唐宋文派作家，而且“這些提倡學宋的作家幾乎清壹色是理學家。”(4)其實，有明壹代肯定（肯定並不等同於提倡）宋詩者賡續不斷，但“潮流”並未形成。肯定者中固然有崇尚理學，“末視文藝，恒以明王道、致太平為已任”的方氏作出“舉世皆宗李杜詩，不知李杜更宗誰？”“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更無儔”(5)這樣的力排眾議的論辯，但更多的為宋詩辯護者則與理學並無深刻的聯系。如明初詩學盛唐祈向已十分明顯，劉崧以雅正標宗，壹時風從影動，黃容即對其黜宋之論極為不滿，作《江雨軒詩序》雲：“宋蘇文忠公與先文節公（按：此指黃庭堅）獨宗少陵、謫仙二家之妙，雖不拘拘其似，而其意遠義該，是有蘇、黃並李、杜之稱。當時如臨川、後山諸公，皆傑然無讓古者……近世有劉崧者，以壹言斷絕宋代曰：‘宋絕無詩’。……崧者人不短則己不長，言不大則人不駭，欲眩區區之才，無忌憚若是，詬天吠月，固不足與辨。”瞿佑亦排除門戶之見，反對當時流行的“詩盛於唐至宋而壞”之說，仿效《唐詩鼓吹》例，輯宋、金、元三朝之作壹千二百首為《鼓吹續音》（十二卷），明其宗尚，有自題詩雲：“吟窗玩味韋編絕，舉世宗唐恐未公”（引自《歸田詩話》卷上）。其後都穆、俞弁、李濂、歸有光等人都反對崇唐斥宋，不斷發出異見者之聲。如都穆《南濠詩話》雲：“昔人謂詩盛於唐壞於宋，近亦有謂元詩過宋詩者，陋哉見也。”俞弁《逸老堂詩話》卷上亦雲：“古今詩人措語工拙不同，豈可以唐宋輕重論之？余訝世人但知宗唐，於宋則棄不取。”即使是總體上揚唐抑宋的楊慎，也屢有“今日‘宋無詩’，其然乎”的質詢。(6)但明萬歷以前，在前後七子“劫持當世”，傾動天下時，接納宋詩只能是壹種潛隱的走向，所有這些對宋詩的呼喚都仿佛是壹股股潛流，難以形成沖擊波，無法改變宋詩被用於覆瓿的命運。即使是李於田的《宋藝圃集》和曹學佺的《石倉宋詩選》出現，因其所選遠於宋而近於唐，並不能增加宋詩的份量，在呼喚接納宋詩的潛流中迸出新人耳目的聲色。如果說明代在肯定宋詩方面，曾有過砉然鞺鞳，頗能振蕩詩壇的聲音的話，那已經是在晚明公安派出現以後了。袁宏道在《敘小修詩》中明確地將“文則必欲準於秦漢，詩則必欲準於盛唐”作為謬論加以辯駁，在《與馮琢庵詩》中極稱元、白、歐、蘇四家詩文足以與李、杜、班、馬雁行並觀，“而學語之士乃以‘詩不唐、文不漢’病之，何異責南威以脂粉，而唾西施之不能效顰也？”《與丘長孺》壹文更從文學史發展趨勢闡述其詩學觀，宏道認為唐自有詩，不必《選》體，《選》不必為漢魏，漢魏同樣不必為《三百篇》。如以不唐病宋，文學創作必以前代為準，那麽就會推衍到以不結繩鳥跡病《三百篇》的荒謬地步，那麽豈不是“詩燈壹派，掃土而盡”？二百多年來呼喚宋詩的潛流，蓄勢至此，正期待著壹種內旋與外驅力量助其奔突。
錢謙益早年曾汩沒於俗學，“空同、弇山二集，瀾翻背誦，暗中摸索，能了知某紙，搖筆自喜，欲與驅駕，以為莫己若也”（《答山陰徐伯調書》）。萬歷三十七年（1609）赴京城應會試寓居極樂寺時，與袁小修相識，得以聞知公安派的理論，又從嘉定林下諸君子處得知歸有光之“緒言”。如果說他的文學觀的整體性改弦易轍是轉益多師，並直接受到多方指授的結果的話，就詩學觀來說，則顯然受袁宏道理論闡發的影響極大。二百多年被奉為圭臬的唐詩，至晚明師範的窠臼已過於深重，詩界“厭而學宋”之氣已經萌動，風會遞嬗實屬必然。但是公安袁氏雖可謂具有知性精神的覺醒者，但力尚不足以糾偏，創作亦不無弊端，竟陵起而反撥，以深峭幽渺為宗，更失於仟佻詭異。顯然，要改變明代詩壇積弊，不僅需要在理論上重新思考和選擇，而且需要在理論和創作之間真正打通，取得實績。錢謙益能夠卷動潛流細浪為聳峰飛瀑，紹承前哲之緒而大開風氣，其功即在此端。也正是以謙益開山拓路的卓越努力，接納宋詩的潛隱走向才演變為壹種顯見的趨勢。
二、唐宋並重：壹種新的詩學選擇
但是我們對錢謙益在接納宋詩過程中的角色和策略尚須深入考察。如果把唐宋詩之爭簡單地歸類為“揚唐抑宋”或“揚宋抑唐”的話，那麽可以說錢謙益並沒有參與此“爭”。作為壹個具有成熟的詩史觀的學人和詩人，我們雖然能發現他在特定的比較中發表過“聖俞之詩，辭非壹體，不若唐諸子為詩人者僻固而狹隘”(7)之類的意見，但並不能說他在唐宋之間月旦褒貶。其實唐詩是牧齋詩歌創作重要的詩學源頭，他常常表示出對唐代詩歌成就的景慕和贊嘆，更明確地申說過“詩莫盛於唐”。(8)他的詩學歷程中由義山而上溯少陵，兼涉昌黎、香山的路徑是十分清晰的。然而他同時強調宋詩作為壹種文學史上的存在，其美學意義不應否定，應當充分重視宋詩的典範意義。在七子派和竟陵派先後縱橫天下，“詩必盛唐”說挾裹文士的背景下，反其道而黜唐崇宋，難免會成為另壹種偏頗，而從詩歌史發展的客觀實際出發，提倡唐宋並重，兼宗雙修，客觀上便肯定和提升了宋詩，形成有利於詩歌發展的新局面。這顯然已成為壹種新的詩學選擇。
要實現這種詩學選擇，改變傳統觀念，使對唐詩的認識從“盛唐”走向“全唐”是十分重要的。嚴羽的《滄浪詩話》是晚宋最重要的詩學著作，在明代的影響幾如胡應麟所謂“達摩西來，獨辟禪宗”，(9)盛唐與宋詩之爭實源於此。高棅《唐詩品匯》承接其脈，其後便成為七子派以盛唐相高的理論支柱。在《初學集》卷三十二《黃子羽詩序》中牧齋即以“別裁偽體”為旨，反復申斥明代俗學，尤對“哆口稱漢魏，稱盛唐者”痛加針砭。在《徐元嘆詩序》中直接將滄浪之說究為偽體之嚆矢：“自羽卿之說行，本朝奉以為律令，談詩者必學杜，必漢魏、盛唐，而詩道之榛蕪彌甚。羽卿之言，二百年來遂若塗鼓之毒藥。甚矣！偽體之多，而別裁之不可以易也。嗚呼，詩難言也。不識古學之從來，不知古人之用心，狥人封已，而矜其所知，此所謂以大海內於牛跡者也。”入清以後，謙益在這壹問題上的思考更為深入，《有學集》中有相當系統的理論闡述。如《唐詩英華序》、《唐詩鼓吹序》以大量的筆墨梳理“初、盛、中、晚”四唐分界說的源起與流變，強調“臨濟、曹調初無勝劣”，“唐人壹代之詩，各有神髓，各有氣候”，不僅箴嚴氏膏盲之癖，亦洗高棅耳食之陋。至於“荊公、遺山之選，未必足以盡唐詩? 壹步壹趨，勢必成為毫無精神氣格的贗品的制造者。牧齋強調，詩歌不當以“時”分界定格，而既然唐代之詩不必如漢魏，那麽後代之詩何必專門祖祧盛唐呢？
挑戰“獨尊盛唐”的強勢理論的目的在於摧陷舊壘，蕩滌迷霧，這為提升宋詩的價值作了有力的鋪墊。那麽應該如何評價唐宋詩之間的關系？牧齋將這壹問題放到詩歌發展、演進的過程中來考察，認為“天地之降才與吾人心靈之妙智，生生不窮，新新相續”（《題徐季白詩卷後》），宋詩在中晚唐之後出現是壹個新的富有生命力的承接。而將唐與宋作為兩個階段來看，則認為“古今之詩總萃於唐而暢遂於宋”（《雪堂選集題辭》）。唐之“總萃”是壹種高的境界，宋之“暢遂”是壹種大的格局，境界要高，格局要大，故二者不但不可軒輊，而且應兼宗兼尚，結合互補。結合互補的前提是對同樣具有歷史性的兩種詩美形態在價值觀上等量並重。
其實，在元明兩代，唐詩的身價壹直很高，與宋詩幾乎落得覆瓿的命運相比似成霄壤。因此在明末清初這壹特定的文學史階段，要將唐宋詩相提並論，文學史家所要做的是改變“宋無詩”的壹偏之見，使宋詩還原回復到詩歌史應有的地位上，與唐詩真正對等地銜接起來。對於在明末和清初操持著品評詩文“權柄”的牧齋來說，為此最能產生影響的努力是既揚搉宗尚唐詩者，，同時充分肯定那些出入唐宋尤其是能深入宋詩堂奧的詩人。如《書李文正公手書東祀錄略卷後》評李東陽雲：“詩則原本少陵、隨州、香山以迨宋之眉山、元之道園，兼綜而出之。弘、正之作者，未能或之先也。”《石田詩鈔序》評沈周雲：“晚而出入於少陵、香山、眉山、劍南之間，踔厲頓挫，沈郁蒼老。”《列朝詩集·丁集》評湯顯祖雲：“四十以後，詩變而之香山、眉山，文變而之南豐、臨川。嘗自序其詩三變而力窮。”又評歸有光雲：“其於六大家，自謂可肩隨歐、曾，臨川則不難抗行。其於詩，似無意求工，滔滔自運，要非流俗可及也。”又評程孟陽雲：“其詩以唐人為宗，熟精李、杜二家，深悟剽賊比擬之繆。七言今體約而之隨州，七言古詩放而之眉山，此其大略也。晚年學益進，識益高，盡覽《中州》、遺山、道園及國朝青丘、海叟、西涯之詩，老眼無花，昭見古人心髓。”
牧齋稱美的以上五位詩人都有相當深厚的唐詩根柢，但又能在較高的層次上參互唐宋，甚至綜貫宋元，具有比較開闊的詩學視野與識見，而這種視野與識見正與他甚為服膺的轉益多師，不拘壹格的理念相契合。契合愈深，揄揚愈激。在上述五家中，李東陽和程孟陽受到的肯定最充分、最全面，同時代人和後人往往以為過於溢美，不無微詞。誠然這種溢美中確有某種“黨同”而且自愛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為了“伐異”，筆下有明確的比較、詆訁其的對象，是壹種有背景的溢美。在《題懷麓堂詩鈔》中牧齋有壹段揭示孟陽何以揚搉東陽的話頗可註意：近代詩病，其證凡三變：曰弱病、狂病、鬼病。“孟陽於惡疾沈痼之後，出西涯之詩以療之曰：‘此引年之藥物，亦攻毒之箴砭也。’其用心亦良苦矣。”由此透過壹層便可以看出，牧齋拱手尊奉二陽老，同樣具有引用典型，針砭時弊，揚棄俗學以昌隆詩道的動機。在明末清初這詩學發展的特殊時期，不帶著某種自愛和偏宕的激情去褒揚不廢宋詩者，實在無法改變宋詩被唾棄不顧，糞土不堪的命運，也難以使唐宋兼宗，融通出新的詩學選擇引起註意和呼應。因此，對於這種“有背景的溢美”，勘透其深心，似乎倒也無須苛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