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概括主要通過兩種藝術手段進行操作。其壹是選取具有典型意義的事物，通過客觀的描寫，把復雜的社會現象集中在壹兩句詩裏，從而揭示它的本質。比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把尖銳的階級矛盾集中在“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十個字裏，使人觸目驚心。其二是通過人物的對話，對某些事件作概括的介紹。比如《兵車行》這首詩是通過壹個行人的話廣泛地介紹了兵役的繁重、戰爭的艱苦，以及人民反對開邊的情緒。《石壕吏》是通過老嫗的壹番話，介紹了這壹個家庭的遭遇，同時也概括了千萬個家庭。杜詩的現實主義，並不在於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他雖然也寫了不少人，但這些人並不是作為具有個性的典型而出現的。他的現實主義的特點在於從現實生活中選取典型的事件，加以高度的概括的描寫，通過這樣的描寫，去揭示現實生活的本質。
第二，雄渾壯闊的藝術境界和細致入微的表現手法。
藝術境界是雄渾壯闊的，但是表現手法卻是細致入微的。由於杜甫具有愛國愛民的胸襟，博大精深的知識，以及豐富的生活經驗，所以他的詩歌境界是雄渾壯闊的。可是這種雄渾壯闊的境界往往是通過刻畫眼前具體細致的景物和表現內心情感的細微波動來達到的。李白和杜甫，他們的藝術境界都是很壯闊的，可是達到這樣壹種壯闊境界的途徑卻不同。李白是運用風馳電掣、大刀闊斧的手法來達到的，而杜甫卻是以體貼入微，精雕細刻，即小見大，以近求遠的方法來實現的。
杜甫的詩就像是“潤物細無聲”的輕風細雨，不知不覺地滲透了讀者的心靈，讓人容易親近。比如“三吏”、“三別”，杜甫具體細致地寫出這場戰亂的各個方面，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側面具體反映了這場戰亂帶給國家和人民深重的災難。同樣是寫安史之亂，李白的寫法是從大處落墨。他的《古風》第十九首，先寫和神仙壹起升天，升到天上從上面往下看，看到人間，接著有幾句就反映了安史之亂以後的政治局面——“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而杜甫筆下的安史軍隊是：“群胡歸來血洗箭，仍唱胡歌飲都市。”通過壹支沾滿鮮血的箭，具體地形象地反映了國家人民深重的災難。通過比較我們可以清楚得看出，杜甫是以體物察情的細微而見長的。
杜甫不只是細致入微，他還能夠通過入微的刻畫達到雄渾壯闊的境界，這才是杜甫超出壹般現實主義詩人的地方。杜甫還有許多詩是把重大的社會政治內容和生活中的壹個側面的剖析穿插起來，運用這些細節去表現重大的主題。比如他的《春望》這首五言律詩就是壹個典型的例子：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第三，杜詩的語言藝術。杜詩在語言藝術方面是有突出成就的。他的語言經過千錘百煉，用他自己的話說，“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他喜歡佳句，所以他的語言壹定要得到那種驚人的效果，如果達不到這種效果，那麽就要繼續地反復地修改，死也不甘心。他又說：“新詩改罷自長吟，頗學陰何苦用心。”“陰”是陰鏗，“何”是何遜，這是南朝的兩個詩人。杜甫寫詩總是不斷地在修改，改了以後還要不斷地吟誦，在吟誦的過程中再繼續地修改。從而形成了蒼勁，凝練的主要特色。
第四，杜甫詩歌眾體兼長。
從詩歌的體裁方面來看，杜甫是眾體兼長的壹個詩人，五言、七言、古體、律詩、絕句，他都能夠運用自如，尤其是古體和律體，杜甫寫得非常好。他常常運用這種體裁將敘事、抒情、議論三者融合在壹起。杜甫在七律方面的貢獻特別卓著。杜甫以前的七律大都是歌功頌德或者是應酬之作。杜甫不僅用七律來描繪自然的風景，或者用來贈答酬唱，而且用七律這種形式表現政治內容，感嘆時事，批評政治，抒發他的憂國憂民的思想。在藝術上，杜甫以前的七律是壹味的秀麗、典雅，杜甫則創造出沈雄悲壯，慷慨激昂的風格，把七律的創作推向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