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發表於1851年，它首先是愛默生關於時間問題的壹則寓言。
該詩在結構上明顯地分為兩層，前面六行詩是對時間機制的人格化描述，後面五行則是“我”在這種機制中的個人化表現。盡管如此，愛默生對時間機制的表述並不是壹種客觀的呈現，而是像下文壹樣帶有明顯的主觀傾向性，他用“偽善”( hypocritic)來表現時日的表面性的公允和慷慨，又用“喑啞無語”(muffled and dumb)來表現時日的狡黠與沈默，她們像托缽僧壹樣掠過人群，並超脫於人群與世俗欲望之外。她們按照人們的心願分贈禮品，使得每個人感覺好像都得到了自己索求的東西，在這裏，詩人有意預示個人的能動性及其相應的結果，在壹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主體性，削弱了時日的權力強度。然而，這種削弱似乎作用不大，在下文中，已經洞悉時日之偽善的“我”依然被她們所蠱惑，不但因為她們“單行排列”、“無始也無終”，而且她們的慷慨和忙碌吸引了“我”的註意，以至於使“我”忘掉了“早晨的願望”。“我”得到的只是香草和蘋果，而它們作為最簡單的物質欲望的隱喻，意味著“我”的精神追求的缺失，意味著人之無法戰勝時間的脆弱性。
應該說，愛默生對時間的這種詩意觀照基本上是傳統的線性時間觀的體現，他像前人壹樣將時間定性為壹個外化於主體的客觀存在，壹種物理性時間，有著人類無法控制的自主地位，但是，如果僅僅把這首詩視為壹個關於時間的寓言顯然是不夠的，我們必須看到愛默生在詩中有意識或無意識透露出來的深層含義。人與時間之間的緊張關系只是這首詩的表面張力，而內在的軸心卻是詩人在自我的持守和丟失之間的搖擺與嘆息，說到底，這不但是壹個外在的時間問題，更是壹個內在的自我建構問題，愛默生壹方面像是在描述壹個陳舊的話題，即時間的不可逆轉性問題，另壹方面又以個體的切身體驗切入了現代生命哲學的理論範疇。
在詩中，前面六行詩在形象化鏨造時日的同時也塑造了壹個背後的對於時日特性（壹種“偽善”與“無始無終”、慷慨大方的矛盾統壹體）相當清醒的觀察者形象，這個形象和抱有“早晨的願望”的那個“我”應該是同壹個人，但就是這樣的壹個人在壹個時日結束之時卻受到了時日的輕蔑，而導致這種情況的唯壹原因就在於“我”關註於壹些外部的表象（時日發放贈卒的壯觀景象、香草以及蘋果），從而疏遠了那個有著“早晨的願望”的內在自我或深層自我（“願望”是深層自我的能指），這種疏遠在海德格爾那裏就是壹種“沈淪”，在柏格森那裏就是壹種異化的痂皮，但是“我”的可貴之處在於意識到了這種沈淪與異化，這種意識正是再度回到深層之我的前提。按照柏格森的觀點，自我實現的媒介就是“持續”，是對時間的特別力量和不可重復性的意識，時間的流逝被體驗為壹種推動力，促使人不斷地去塑造新的個人生活，但它也是壹種反作用力，使個人回到原本的自我中去，回退與前進成為“此時”的壹個統壹體，這正是“持續”的含義。由此來看，“我”的時間意識恰恰意味著對“持續”的執著，從而促進我將自己的目標和活動同自己的生活動力（即“早晨的願望”）保持壹致，這樣不但維護了壹個統壹的自我，而且將獲得更多的生命時間，即將更多的客觀時間納入精神自我的建構活動中，使客觀時間轉換為主體化的時間。同時，這種時間意識也正是海德格爾所說的“畏”，存在論意義上的“畏”是壹種時間性的恐懼，這種畏懼與焦慮喚醒主體擺脫沈淪狀態，籌劃本真的有意義的生活。
對時間流逝的惋惜其實是惶恐於失去自我的轉喻，1851年的愛默生已經奠定了他的超驗主義領袖地位，但是無論對於誰來說，“消除那些使自我失去自己的隱蔽和陰暗的東西”都是壹個永遠不會結束的過程，時間是自我的基石，也是自我的深淵，在克服壹次“沈淪”之後將面臨新的“沈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