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樂園》中的撒旦具有壹種貴族氣質，他代表了壹種革命精神，這種精神足以震撼君權神授的制度，革命不壹定能夠成功，但鼓舞人心。其次，從撒旦人物形象讀者還可以看到壹種古典的悲劇精神，他成為神的目的工具來喚醒人類走向與神復合的新的信仰之路而不自知。
撒旦的最大缺點是他的驕傲自大。他是罪行的始作俑者，他是第壹個對上帝聖父的賜福忘恩負義的，他把自己看成無辜的犧牲者，因為他在壹項重要職位晉升中被忽略了。但在全體天使都平等、都被愛、都幸福的天庭中，他如此自私地思考的本領是驚人的。
他對於自己能推翻上帝的自信顯示了極度的虛榮和自大。撒旦投身於罪惡，他說的每段話都是騙人的，他講的每個故事都是謊言。撒旦不悔改的邪惡本性是不動搖的。甚至當戰敗了從天庭被拋下，他也不考慮改變。
通過讓別西蔔展現他自己的行動計劃，他盡最大努力去哄騙地獄中的同夥魔鬼們。他向同夥魔鬼們堅稱，他們的快樂將在於作惡而不在於行善。特別是像他對別西蔔解釋的那樣，他希望使上帝的意願走入邪路並找到壹種使善產生出惡的方法。
總的來說，撒旦的形象是復雜矛盾的，他不是單壹的英雄或惡魔，讀者應以辯證的思維去看待撒旦這個人物形象，把他當作壹個整體。
擴展資料
圍繞《失樂園》塑造的撒旦形象的解讀，形成了壹脈人多勢眾的錯誤解釋學譜系。英國詩人約翰·德萊頓（1631-1700）第壹個認為撒旦是詩劇的主要人物，並且是真正的英雄。威廉·布萊克則在1790年代提出了“彌爾頓成為魔鬼的同黨而不自知”的著名論斷。
到19世紀，主流的傾向基本把彌爾頓的史詩看做最堅定鼓吹反抗暴政的典範。雪萊（1792-1822）高度贊揚撒旦，認為其道德形象要遠遠高於上帝，甚至把撒旦比作對抗宙斯專制的普羅米修斯。哈茲裏特（1778-1830）也贊賞撒旦的反抗意誌和性格魅力。
屬於這個脈絡的名流還包括：華茲華斯（1770-1850）、拜倫（1788-1824）、濟慈（1795-1821），別林斯基（1811-1848）、恩格斯（1820-1895）等等。伍德豪斯這樣的保守主義基督徒也誤認為他是史詩英雄，打破偶像，抵制強權。
尤其以別林斯基為代表的解讀思路，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立場，直接把撒旦形象和清教徒革命者相對應，歌頌他對於權威的反抗。
這種政治化的誤讀，流毒深遠，直至今日，國內學院派還有不少人以訛傳訛，視撒旦為彌爾頓的自畫像，想當然以為彌爾頓為弒君辯護的主張，就體現在撒旦反抗上帝的舉動之中，而撒旦失敗後的愁煩，亦流露出“英國人民和詩人的苦悶和抑郁情緒”。
然而，事實上，如果說《失樂園》中有彌爾頓自我形象的投射，那也不可能是撒旦，而是不與撒旦同流合汙的亞比得以及黑暗時代的光明之子諾亞（見我寫的《彌爾頓的力量》壹文）。比如亞比得，當他義正辭嚴斥責完群魔，昂首挺胸回到上帝這裏。
上帝這樣誇贊：“妳為了捍衛真理的事業，孤身勇鬥大逆不道的群賊，語言的力量比他們武器的力量更加強大；為了證明真理，妳蒙受了無盡無休的羞辱和滿滿，這遠比暴力更難以忍耐。”（220頁）
只要稍微了解彌爾頓壹生飽受政治敵手的汙蔑攻擊，我們就能深切體會他在這裏的自我寫照。既然彌爾頓以亞比得“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為榜樣，他顯然是恥於與撒旦為伍的。
好在還是有越來越多的人立足文本、正本清源，矯正對撒旦認識的偏差。“最偉大的牛津人”C.S.路易斯（1898-1963）確認撒旦這個墮落的大天使是無可辯駁的反面形象；布萊辛頓發現撒旦雖有雄辯口才，卻缺乏真正的戰鬥力；斯特德曼則認為撒旦自身的野蠻殘暴完全不符合史詩英雄的道德標準。
在中國，齊宏偉、沈弘等學者也批判了對撒旦的各種主觀臆斷式的美化。這些論者都不同程度註意到，贊頌撒旦既缺乏充分的文本依據（比如撒旦在第四卷的可怕獨白和猙獰面目是彌爾頓最早寫成的），也與彌爾頓作為虔誠基督徒的信仰嚴重齟齬。
不管如何解讀撒旦，都不要忘記，《失樂園》首先是壹部文學性的史詩著作。彌爾頓的創作當然帶有自己特殊經歷的印記，但那些政治的、社會的、時代的、作者性格的因素，終究是背景性的存在，簡單從政治寓言或神學主張的角度。
把撒旦貼上史詩英雄或罪惡化身、清教革命家或專制暴政者的標簽，都是教條主義的、不適當的，而文學和詩歌的根本屬性，即在於展現人性和生活本身有血有肉的豐富性。具體到撒旦，正是因為彌爾頓把握住了其性情的復雜性，才使他成為《失樂園》中塑造得極為成功的壹個角色。
但無論如何，我們都必須正確秉持分析的主旨和重點，不能因為這種復雜性而模糊了正義良善的標準，從而不至於落入如同撒旦壹般的以惡為善、以醜為美、以卑賤當崇高、以殘暴當英勇的混亂邏輯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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