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時代是日本古代的壹個歷史時期。
平安時代從794年桓武天皇將首都從奈良移到平安京（現在的京都）開始，到1192年源賴朝建立鐮倉幕府壹攬大權為止。在奈良朝末期，朝廷與貴族勢力之間的矛盾激化。為了削弱權勢貴族和僧侶的力量，桓武天皇於784年決定從平城京遷都到山城國的長岡（今京都市），在那裏籌建新都，命名為平安京，希望借此獲得平安、吉利、安寧與和平。由於平安京在794年完工，故史家常把794年作為平安朝的開始（也有壹說把784年決定遷都的時間作為平安朝的開始）。平安時代的稱呼來自其國都的名字。
歷史
遷都平安與桓武朝的改革
公元781年桓武天皇（公元781年—公元806年在位)即位。為了推進改革，他在打倒僧道鏡而取得統治實權的藤原種繼（公元738年壹公元785年）支持下，於公元784年遷都山背國（今京都府中南部）的長岡，離開了貴族和大寺院等守舊勢力盤根錯節的平城京。守舊勢力企圖加以阻止，將倡議遷都者藤原種繼殺害，但是大伴氏、佐伯氏、丹治比氏等陰謀分子旋即受到嚴懲，同年天皇下聖旨宣布遷都平安京，這壹事件史稱“平安京遷都”。延歷13年（公元794年）都城又從長岡遷到山背國的葛野，稱平安京（今京都），從遷都平安至公元1192年鐮倉幕府建立的400年期間，史稱平安時代。平安時代以後，京都仍是日本的都城，直至明治維新時。
嵯峨等朝的改革
桓武朝以後諸代天皇也進行了改革。嵯峨天皇（公元809年—公元822年在位）為加強天皇權力，提高工作效率，對政府機構進行了整頓，設置“藏人”和“檢非違使”。這兩者都是令裏沒有規定的官職，故稱“令外官”。藏人侍於天皇左右，掌管機密文件，傳達天皇詔效，檢非違使執掌京都軍事、警察、審判事宜。這兩個原屬臨時性的官職後來改為常設，置藏人所和檢非違使廳，權限越來越大。隨著不斷改革，原有許多律令內容已經過時，條文需要不斷修改，嵯峨天皇命制定“格式”，取年號名《弘仁格式》。“格”是經過修改的律文，“式”是為律文之應用所做的種種細目規定。淳和朝於天長10年（公元833年）修成養老令官撰註釋書《令義解》10卷，統壹和固定了令的解釋，並具有令的同等效力。清和天皇政府於貞觀11年（公元869年）制定《貞觀格式》（格12卷，式20卷），還進壹步改進了宮廷儀式。
田堵制的出現
由於班田制的崩潰，國家為保證財源，便不得不采用新的租賦征課方式，田堵制（負名制）於是出現。田堵制就是讓較殷實的農戶每年承包壹定面積耕地的經營，擔負納租責任。這種承包人稱“田堵”（亦作“田刀”、“田部”），所承包的耕地稱為“負名”，“田堵”承包耕地每年春天要向國家提出申請書（“請文”）訂立契約。田堵制的采用，壹方面表明在班田制停止後國家力圖通過這種方式來阻止土地歸農民所有，繼續維持土地國有制；另壹方面又表明國家在某種程度上承認了8世紀中期以來班田農民鬥爭的成果，即承認了農民對實際耕作的土地的占有。“田堵”壹詞似乎就是來源於土地占有者在其所占土地的周圍築堵（墻）的習慣。當然由於規定契約壹年壹換，說明田堵這種土地占有方法還是很不穩定的。隨著田堵制的推行，政府征課租賦已不再按照公民戶籍上的人頭，而是按照登記在土地冊上的田堵實際耕種的土地面積了。
封建經濟的發展
公元10世紀以後，鐵制農具和使用牛馬耕作在田堵、名主中已普及，水稻生產方法獲得顯著進步。如實行播種前浸種、插秧、開始用水車灌田，還懂得田間除草、利用稻架曬幹的幹燥法等等，水稻產量因之有了提。公元10世紀的日本古辭典《倭名類聚妙》中列舉的旱田作物（糧食和菜蔬）多達70種⒁，證明這壹時期旱田作物也得到顯著發展和普及。
農業同手工業的分工擴大了。在古老城市奈良、京都和壹些莊園附近的手工業作坊，擁有掌握特殊技能的工匠：織匠、木匠、泥瓦匠、刀匠、爐匠、漆器匠、金銀器匠、佛像鑄造匠等等。這些工匠或按訂貨生產，或從事寺社和官衙的建造、修理工作。商業也有發展。在奈良和京都，從市集商業已發展到店鋪商業，出現稱作“市人”、“市女”的獨立商人。在地方，寺社門前和莊園要地都開辟了定期集市，出現稱作“販夫”的獨立商人。在水陸要地出現了稱為“津屋”、“問”壹類的棧，經營貨棧的“問丸”（往往是經濟力量雄厚的名主）為莊園保管、運送年貢或代理販賣，收取手續費。在物資集散最繁盛的澱川沿岸這類貨棧特別多。
攝關政治的出現
在公地公民制破壞的同時，天皇政治（律令政治）也危機四伏，其標誌之壹就是藤原氏攝關政治的出現。早在奈良末期僧侶政權垮臺後，貴族勢力復又膨脹，以大化改新功臣自居的藤原家的勢力恢復顯著，尤以其四家中之北家壹直扶搖直上，至9世紀下半期，竟達到建立攝關政治，獨攬朝政的地步。
作為最大的權門貴族，藤原氏壹直受到天皇政府的優厚賞賜，以接受“職分田”、“位田”、“職封”、“位封”和臨時賞賜的名義，獲得大量土地、勞力和財富，遠勝他人。這是藤原氏政治發家的經濟基礎，但能攫取最高權力，主要是靠不斷玩弄權術打擊他氏，以及同皇室聯姻取得外戚身份的手段。公元9世紀初，藤原冬嗣（公元775年—公元826年）在被任命藏人頭之後，立即將其女兒送進宮中作仁明天皇女徹，因其女生文德天皇（公元850年—公元857年在位）獲得天皇外祖父身份。冬嗣之子藤原良房（公元804年—公元872年）如法炮制，也將其女送進宮中，從而成為清和天皇（公元858年—公元875年在位）的外祖父，再通過制造“承和之變”和“應天門之變”等壹系列政治事件，壓倒政敵。結果先則於公元857年以文德天皇母舅身份破例當上非皇族身份的第壹個太政大臣，繼則翌年以太政大臣身份為幼小外孫清和天皇“總攝庶政”，進而於貞觀8年（公元866年）正式獲得“攝政”稱號，開始了名副其實的人臣（臣下）攝政。良房之後，其養子藤原基經（公元836年—公元891年）任攝政，並於公元887年被剛即位的宇多天皇賦予總攬國政全權。詔書說：“其萬機巨細，己統百官，皆先關白太政大臣，然後奏下。”“關白”壹詞取自中國歷史名著《漢書》，系“稟報”之意，在日本不久便變為官職之名，等同於丞相（宰相）。這樣，藤原氏便開創了日本史上“關白政治”這壹特殊政體，即以外戚身份在天皇年幼時作“攝政”，天皇成年後作“關白”的政體。
以藤原氏為代表的官僚貴族集團的統治已完全失去進步性，政治上腐朽，生活上墮落。他們追求的是富麗堂皇的宮殿、神社和當作別墅用的佛寺、盛大的節日儀式、遊宴、裝潢貴族老爺身份的文學和音樂，對於滿足這種奢侈生活來說，來自國家的龐大收入猶感不夠，於是便大搞賣官政治。對於能夠出錢承包工程的人，按其出錢多少賣給國司及其以下相應的官職。國司壹職最有貪汙發財的機會，許多官僚貴族紛紛通過賄賂藤原氏弄到兼任國司之職，身在京都，派代宮赴任，稱為“遙任”。國司毫不顧及生產，在國衙領內放任代官搜刮人民，因此有“受領”綽號。當時流行著“受領跌個跟鬥也要抓把土”的說法，形象地說明了國司的貪婪。
武士團的叛變與源、平兩氏的崛起
公元10世紀30年代幾乎同時發生了兩大叛亂事件——“平將門之亂”與“藤原純友之亂”。前者發生在承平5年（公元935年），後者發生於天慶2年（公元939年），故史稱“承平、天慶之亂”。平將門（壹公元940年）屬於桓武平氏壹族，定居下總地方，公元935年同族發生內訌，朝廷進行幹預。為此他糾集反抗國衙的關東武士驅走關東北部地方官，公元939年宣布關東八國獨立，在下總猿島築起宮殿，自稱新皇。驚慌的朝廷於公元940年派軍征討，但征討軍末到，叛亂已被平氏同族平貞盛和下野押領使藤原秀鄉平息，這兩人都是地方武士。藤原純友（壹公元941年）是伊豫國（今四國愛援縣）的“椽”（三等官），承平5年（公元935年）率千余只船發動叛亂，襲擊淡路、贊歧兩國國府，邁進九州大宰府。公元941年被源經基平息。“承平、天慶之亂”說明，朝廷已無力鎮壓叛亂，必須借助地方武士的力量了。從這時起，地方武士的實力也開始得到中央的承認。
宇多天皇
此後，又發生了開始於房總而又迅速擴展到上總、武藏地方的“平忠常之亂”（公元1028年—公元1031年）。朝廷在派出的將領表現無能之後，又改派了清和源氏壹族的源賴信（公元968年—公元1048年），迅速解決了問題，據說源賴信之名使平忠常喪膽，不戰而降。從此，平氏勢力在關東便被源氏取代。二三十年之後，東北地方相繼發生安倍、清源兩氏的叛亂——“前九年之役”（公元1051年—公元1062年），實際是12年。與“後三年之役”（公元1085年—公元1087年）。由於朝廷先後起用了源賴信之子源賴義（公元998年—公元1075年）及其孫源義家（公元1039年—公元1106年），兩次叛亂才得以平定。源氏勢力從關東地方又擴展到東北地方。在這期間，源氏同關東武士“生死與***”、“團結如壹”地進行了戰鬥，結下牢固的封建主從關系。源義家威名大振，越來越多的關東地方在鄉領主、名主象從前對待藤原氏攝關家那樣，向源氏寄進土地，請求保護，朝廷對此感到恐懼，以至發令禁止。原來僅僅由出身畿內地方的名主武士組成的源氏武士團，如今已經成長為以源義家那樣“武士棟梁”為核心的，在廣闊地區擁有勢力的強大的武士團了。公卿貴族面對現實雖然不得不承認源氏的武力，但對源氏武士團首領仍以身份卑微而加以歧視，封閉其進入中央政界之門。源氏勢力至源義家時達到頂點，此後便走向下坡。桓武平氏雖由於平忠常之亂而失掉關東地盤，但從在平定平將門之亂中獲有戰功的平貞盛之子平維衡時起，把根據地轉移到近畿地方之壹隅伊賀、伊勢（均三重縣）之地，被稱為“伊勢平氏”，而自維衡的曾孫平正盛、正盛之子忠盛（公元1096年—公元1153年）時起，開始與院政政權結合，進入中央政界。
平氏政權
除了皇室同攝關家的矛盾外，在上皇（法皇）與天皇之間以及藤原氏內部也都存在著矛盾，並且這些矛盾又總是和新興的源氏、平氏兩大武士集團之間，每壹個武士集團內部的矛盾糾纏在壹起。這種錯綜復雜的矛盾關系的發展，終於導致保元元年（公元1156年）的“保元之亂”和平治元年（公元1159年）的“平治之亂”兩次大混戰。在“保元之亂”中，依靠源為義（公元1096年—公元1156年），源為朝（公元1139年—公元1170年）父子及平忠正等人兵力的崇德上皇（公元1123年—公元1141年在位），左大臣藤原賴長壹派，被借助於源為義之子源義朝（公元1123年—公元1160年）和平忠正外甥平清盛（公元1118年—公元1181年）兵力的後白河天皇，藤原賴長之兄關白藤原忠通（公元1097年—公元1164年）壹派擊敗.這使貴族們認識到，不只地方之亂，就是中央皇族、貴族之間的對立，不依靠武士力量也是不能解決的。此後平清盛受到白河院重用，扶搖直上，這又加劇了平清盛與源義朝之間的矛盾。在3年後的“平治之亂”中，平清盛終於擊敗了他的對手，源義朝在逃亡中被殺，其子年方13歲的源賴朝（公元1147年—公元1199年）幸免於難，被流放到伊豆（靜岡縣）。
保元、平治之亂為平氏掌權鋪平了道路。公元1167年平清盛取得太政大臣之職，官邸設在京都的六波羅地方，在那裏發號施令，所以他的政權史稱六波羅政權。平氏政權是從大官僚貴族封建主統治的天皇制早期封建國家向以中小封建主為社會基礎的軍事封建主集團統治的中期封建國家過渡的政權形式。平清盛從貴族、寺社那裏奪取莊園，把以畿內，西國為中心的500多所莊園和達全國半數以上的知行國弄到自己手裏，任命自己的家臣為領國的國司，任命順從平氏的武士擔任壹部分貴族莊園的“地頭”，令其管理。另外，和采取閉關政策的貴族政權不同，平氏政權采取與中國南宋政權通好的政策，積極推進日中貿易。為便於南宋大型船只駛入瀨戶內海，曾動工開鑿音戶海峽，還在攝津的福原築港，使它成為對中國貿易的重要港口。嘉應2年（公元1170年），平清盛在福原別莊勸後白河法皇接見當時在日的南宋商人。南宋商人回國後立即將平清盛的行動向明州刺史報告，於是中國在承安2年（公元1172年）賜給日本朝廷碟狀和禮品，應求擴大貿易規模。所以說平清盛對促進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方面起了壹定的作用。
但是，平氏政權的革新作為極其有限，平清盛所追求的也主要是驕奢淫逸的貴族生活及其壹族的利益。他沒有改變原有的國家機構，只是巧妙地利用天皇、法皇、貴族間的對立而發展自己勢力。他沒有制定出對於捍衛新興武士封建主利益有著決定意義的政策。向貴族莊園派置“地頭”，雖然可說是後來鐮倉幕府“地頭制”的先驅，但這種地頭權限很小，是不能違背貴族莊園主的意誌的。平清盛的保守政策使地方武士團很快喪失了對他的信賴，在經濟上遭到損失並在政治上受到打擊的後白河院、攝關家以及南都（奈良）北嶺（京都）的比睿山、興福寺、延歷寺等大寺院，自然也越來越增加了對平清盛的反感，終於在治承元年（公元1177年）發生了受法皇指示的壹夥貴族密謀打倒平氏的事件。事件平息後，平清盛加強了恐怖統治，但反平氏政權的勢力卻日益增大。
源、平之爭與平氏滅亡
治承4年（公元1180年），當時在中央的源賴政（公元1105年壹公元1180年）首先舉兵，並以後白河法皇之子以仁王（公元1151年—公元1180年）的名義號令各國源氏起事。源氏棟梁源賴朝舉兵於流放地伊豆，堂弟源義仲（木曾義仲，公元1154年—公元1184年）舉兵於信濃源賴朝在相模的石橋山敗於平氏軍隊，逃往安房，但旋即於同年10月率關東大小武士團在富士川之戰中大敗平氏軍隊。畿內及其他各國的武士也都乘機紛紛起來為奪取公領和莊園而戰鬥。
治承5年（公元1181年）2月，平清盛在四面楚歌聲中病死。內亂擴展至九州和四國，幾乎遍及全國。壽永2年（公元1183年）7月，源義仲進逼京都，平宗盛攜年僅6歲的安德天皇倉惶出走西國，後鳥羽天皇在京都即位，於是出現東西兩天皇。同年7月28日，源義仲進入京都，後白河天皇挑動源義仲和源賴朝兩虎相爭，正在致力於鞏固自己根據地鐮倉的源賴朝，於壽永3年（公元1184年）1月派其弟源賴範（壹公元1193年）和源義經（公元1159年—公元1189年）率軍西上，滅義仲於粟津，2月敗平宗盛於播磨的壹谷。文治元年（公元1185年）2月再敗平氏於贊歧的屋島，最後，3月於長門壇浦海域全殲平氏軍隊，日本的平安時代至此結束。
平安時代之前的時代是奈良時代。894年廢止遣唐使之後，發展了日本獨特的國風文化。天應元年（781年），桓武天皇即位。自此開始推行新政，壹掃佛教政治的流弊，將律令政治推向了前臺，這標誌著壹個新時代的到來。天皇遷都平安京，奠定了後來1100年間作為日本首都的基礎，日本史上壹般都很重視這次遷都，以此作為劃分時代的標誌。與前代的奈良時代相呼應，把自此開始到鐮倉武家政權成立以前的400年稱為平安時代。
這段期間被日本人視為壹個文化上之高點。其最明顯的事跡是日本首都搬遷至平安京（現在的京都）。
藤原氏以外戚身分幹政，從801年起計至1068年後三條天皇登基，長達兩百余年，名義上日本是天皇集權，但大部分時間都是由藤原北家所操控，是為攝關政治。可以說是日本政治史上的倒退。攝關家族控制了朝廷要職，律令制度形同虛設。這樣使天皇大權旁落更間接造成了後來武家政治與幕府專權的情況。在平安時代中武士階層得到發展，到這個時代的後期，武士階層從貴族手中奪取了權力，建立了幕府。
自1068年後三條天皇登基起，至1156年崇德天皇時保元之亂為止，日本天皇才宣告掌握回實權。此後大權卻又旁落在平清盛手中。直至源平合戰中平氏壹家被源氏家族打敗，又再被源賴朝掌握實權。自此進入了鐮倉時代。
文化
佛教與神道
因中國初唐盛行三論宗、法相宗、華嚴宗、律宗等佛教宗派，所以日本奈良時代也流行這些宗派。平安時代相當於中唐和晚唐，那時中國佛教流行天臺宗和密教，所以日本也流行天臺、密教兩宗，和唐朝壹樣產生所謂山嶽佛教，即把寺院建立在深山叢林，以出世靜修。平安後期，以《無量壽經》、《阿彌陀經》為主的祝福個人來世的凈土宗風行日本，倡導人是空也、源信、良忍、源空等。處於社會底層的農民，生活痛苦，他們為了精神上得到安慰，便寄托於來世。凈土宗正好迎合勞苦大眾的這種心情，所以發展很快。同時凈土宗沒有浮華的儀式和供奉，宣稱通過念佛便可成佛，因而博得大眾的信奉。
假名與文學
在假名沒有發明以前，日本只有語言，沒有文字。漢字傳入後，日本將漢字作為國家官方文字，並通過漢字引進中國文化。由於日本文化的發展，客觀上要求有壹種能夠表達本國言語的文字，假名就是隨著歷史演進而產生的日本自己的文字。
建築與雕刻
平安前期的建築遺存下來的極少，只有室生寺（奈良）的金堂和五層塔，此寺和平安京各佛教寺院不同，以周圍的自然為背景，按地勢布局。建築物極簡單，但最初流露出日本建築的簡素優美的特色。平安後期日本建築大為發展，具有明顯的日本本土化後的中國特色。
繪畫與音樂
平安前期（公元794年—公元894年）日本繪畫還受唐和五代的影響，到平安後期（公元894年—公元1192年）產生了摹寫日本風土和人物的“大和繪”或“倭繪”。大和繪是純粹采用日本畫題的畫，與此相對，以唐朝的人事和風景為題材的畫叫做“唐繪”。當初描寫四季風情的叫做“四季繪”，描寫名勝風景的叫做“名所繪”。後來進壹步以和歌為題材，達到了繪畫、書寫、詩歌三位壹體。
書道與茶道
所謂書道就是中國的書法，日本書法從中國學來，日本書法有受中國影響並吸收了精髓。奈良時代日本還沒有發明假名，所以日本人寫的是行書和草書。平安前期假名開始產生，盡管上流社會寫的是漢字，但多少有日本風格。
茶道是日本特有的沏茶、喝茶的規矩，壹般認為源自中國隋代，用以修養心神，學習禮儀。它是日本的壹種文化，被譽為“東洋精神真髓”。茶很早就從中國傳到日本，公元6世紀前後日本就有茶了，但當初只作為藥用，限於部分貴族和僧侶之間飲用。關平安初，嵯峨天皇弘仁6年（公元815年）4月遊近江崇福寺，該寺大都僧永忠煎茶奉獻。同年6月在銀內、近江、丹波、播磨試種。平安後期飲茶的風氣很流行並將這種愛好持續到現在。由榮西（公元1141年—公元1215年）從中國帶回的茶種試種於築前（福岡縣）的背振山，後移植於畿內山城的拇尾山。榮西還寫了《吃茶養生記》2卷（公元1211年）。平安時代是茶道的產生期，到鐮倉時代才逐漸流行於壹般武士之間，成為進行社交禮儀的壹種學問。
教育與學術
平安時代以前日本只有官學，中央是大學，地方是國學。空海在唐朝學習時，看到長安每坊有間塾，每縣有鄉學，教育機構完備，對日本沒有私學感到遺憾。於是回國後於828年開創綜藝種智院，培養人材。於此稍前，和氣廣世創立弘文院（9世紀初），後來公元821年藤原冬嗣創立勸學院，公元850年桔嘉智子創立學館院，公元881年在原行平創立獎學院，私人講學之風興起。
平安時代政府組織專人撰寫史書，陸續修成《續日本紀》、《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文德天皇實錄》和《三代實錄》，這五種漢文歷史著作與奈良時代的《日本書紀》合稱《六國史》。
除以上編年史外，還編纂分類的歷史。醍醐天皇時菅原道真奉救編寫《類聚國史》，把從《日本書紀》到《文德實錄》的歷史按事實類別編成205卷，公元892年完成。
服飾與器具
平安時代的女性服飾，基本上有三種：禮裝、正式服裝、褻服。顧名思義，禮裝當然是公式儀式時所穿的盛裝，正式服裝則為後宮女官平素穿的服裝，褻服是家居服。正式服裝俗稱十二單衣，在宮廷或貴族宅子服侍的女官、女侍，因必須接待來客，平日都穿十二單衣。十二單衣上加裙帶、領巾，頭上再戴寶冠、發釵，便是禮裝。褻服是家居服的壹種，後宮眾後妃及皇女，平素只穿褻服，而女官只在夜晚回自己廂房睡覺，或生病請假回娘家時，才有機會換穿褻服。無論十二單衣或褻服，下半身最裏層均是褲裙，而非長裙。
對外關系
平安時代日本與中國有非常緊密的交往，在日本儒學得到推崇，大乘佛教得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