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少年時代曾先後遊歷吳越和齊趙，其間曾赴洛陽應舉不第。三十五歲以後，先在長安應試，落第；後來向皇帝獻賦，向貴人投贈。官場不得誌，親眼目睹了唐朝上層社會的奢靡與社會危機。天寶十四載（755年），安史之亂爆發，潼關失守，杜甫先後輾轉多地。乾元二年（759年）杜甫棄官入川，雖然躲避了戰亂，生活相對安定，但仍然心系蒼生，胸懷國事。杜甫創作了《登高》《春望》《北征》以及“三吏”、“三別”等名作。雖然杜甫是個現實主義詩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羈的壹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不難看出杜甫的豪氣幹雲。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杜甫雖然在世時名聲並不顯赫，但後來聲名遠播，對中國文學和日本文學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杜甫***有約1500首詩歌被保留了下來，大多集於《杜工部集》。[3]
大歷五年（770年）冬，杜甫病逝，時年五十九歲。杜甫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影響非常深遠，被後人稱為“詩聖”，他的詩被稱為“詩史”。後世稱其杜拾遺、杜工部，也稱他杜少陵、杜草堂。
本名
杜甫
別名
杜少陵、杜工部、杜拾遺、杜草堂、老杜、詩聖
所處時代
唐朝
民族族群
漢族
出生地
河南鞏縣（今河南鞏義）
詩詞學中玩
好禮贏不斷
打開
人物關系
杜嗣業
孫子
精品薦讀
公元758年的壹次詩詞大會，最擅長七律的杜甫竟然拿了倒數第壹名
作者：每天讀文史
快速
導航
主要成就文學特點人物評價軼事典故親屬成員後世影響人物爭議後世紀念史書記載
人物生平
家世背景
杜甫遠祖為漢武帝時期有名的酷吏杜周，祖父杜審言。[2]杜甫與唐代另壹大詩人即“小李杜”的杜牧同為晉代大學者、名將杜預之後，不過兩支派甚遠。祖籍襄陽（今屬湖北），曾祖父杜依藝為鞏縣令，遂居鞏縣（今屬河南）。杜甫出自杜預次子杜耽，而杜牧出自杜預少子杜尹。杜甫於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生於鞏縣。母親崔氏，在杜甫年幼時就故去。崔家也是有名望的世家大族，他壹生中曾多次和親疏不等的舅父、表弟相遇。
杜甫
杜甫青少年時因家庭環境優越，因此過著較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學，七歲能作詩，“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4]，有誌於“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5]。他少年時也很頑皮，“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壹日上樹能千回”。
杜甫少年時期有機會受到各種文化藝術的熏陶，這對他日後的詩歌創作有很大的影響。例如他五六歲時在河南郾城看過舞蹈家公孫大娘的劍器渾脫舞；後在洛陽尚善坊的岐王李範宅裏，遵化裏玄宗寵臣崔滌堂前，聽過李龜年的歌聲；在洛陽北邙山頂玄元皇帝廟裏欣賞過畫聖吳道子畫的五聖尊容、千官行列，這在他以後的詩歌創作中都有所反映。當時社會名流崔尚、魏啟心看到他習作的詞賦，誇獎他有班固、揚雄之風。還有李邕、王翰這樣的長輩也屈尊來訪問他。[6]
戲說杜甫：這個“官二代”過得有些慘！
沐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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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優遊
開元十九年（731年），十九歲的杜甫出遊郇瑕（今山西臨猗）[7]。二十歲時，杜甫漫遊吳越，歷時數年。開元二十三年（735年），杜甫回故鄉參加“鄉貢”。開元二十四年（736年），杜甫在洛陽參加進士考試，結果落第。杜甫的父親時任兗州司馬壹職，杜甫於是赴兗州省親，與蘇源明等壹起，到齊趙平原，作第二次漫遊。大概這時他父親正在兗州做司馬，他在齊趙壹帶過了四五年“裘馬輕狂”的“快意”生活，也留下了現存最早的幾首詩：《登兗州城樓》，是省侍父親於兗州時的作品；還有《畫鷹》《房兵曹胡馬》兩首，以青年人的熱情歌頌了雄鷹和駿馬；還有壹首《望嶽》，更是其中的傑作，結尾的兩句是流傳千古的名句：“會當淩絕頂，壹覽眾山小”，流露了詩人少年時代不平凡的抱負。
天寶三載（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陽與被唐玄宗賜金放還的李白相遇，兩人相約同遊梁、宋（今河南開封、商丘壹帶）。會見了詩人高適，這是第三次漫遊。之後，杜甫又到齊州（今山東濟南）。
天寶四載（745年），他在齊魯又與李白相見，在飲酒賦詩之外，又討論了煉丹求仙，而且***同訪問了兗州城北的隱士範野人。兩人還互贈了詩篇。杜贈李的詩說：“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被，攜手日同行。”李贈杜的詩說：“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兩人從此以後就再也沒有見面。
困守長安
天寶六載（747年），玄宗詔天下“通壹藝者”到長安應試，杜甫也參加了考試。由於權相李林甫編導了壹場“野無遺賢”的鬧劇，參加考試的士子全部落選。科舉之路既然行不通，杜甫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轉走權貴之門，投贈幹謁等，但都無結果。他客居長安十年，奔走獻賦，郁郁不得誌，仕途失意，過著貧困的生活，“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8]。
杜甫
天寶十載（751年）正月，玄宗將舉行祭祀太清宮、太廟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於是在天寶九載冬天預獻三《大禮賦》，得到玄宗的賞識，命待制在集賢院，然而僅得“參列選序”資格，等候分配，因主試者仍為李林甫所以沒有得到官職。
天寶十四載（755年），杜甫被授予壹個河西尉這種小官，但杜甫不願意任此“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的官職，朝廷就將之改任右衛率府兵曹參軍（低階官職，負責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門禁鎖鑰）。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長安也十年有余，為生計而接受了這所學無用之職。十壹月，杜甫往奉先（今陜西省蒲城縣）省家，杜甫剛剛進到家門就聽到哭泣聲，原來小兒子餓死了。就長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見聞，寫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9]
杜甫不值得同情，體制不相信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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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亂流離
天寶十四載（755年）十壹月，安史之亂爆發，第二年六月，潼關失守，玄宗倉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於靈武（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靈武市），是為肅宗。這時的杜甫已將家搬到鄜州（今陜西富縣）羌村避難，他聽說了肅宗即位，就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靈武，途中不幸為叛軍俘虜，押至長安。同被俘的王維被嚴加看管，杜甫因為官小，沒有被囚禁。盡管個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無時無刻不憂國憂民。
時值安史之亂，他時刻註視著時局的發展，在此期間寫了兩篇文章：《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和《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為剿滅安史叛軍獻策，考慮如何減輕人民的負擔。當討伐叛軍的勁旅——鎮西北庭節度使李嗣業的兵馬路過華州時，他寫了《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的詩，表達了強烈的愛國熱情。[10][11]
杜甫筆下的雪與酒，交融出別樣的冬日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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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任職
杜工部像
至德二載（757年）四月，郭子儀大軍來到長安北方，杜甫冒險從城西金光門逃出長安穿過對峙的兩軍到鳳翔（今陜西寶雞）投奔肅宗。五月十六日，被肅宗授為左拾遺，故世稱“杜拾遺”。不料杜甫很快因營救房琯，觸怒肅宗，被貶到華州（今華縣），負責祭祀、禮樂、學校、選舉、醫筮、考課等事。到華州後，杜甫心情十分苦悶和煩惱。他常遊西溪畔的鄭縣亭子（在今杏林鎮老官臺附近），以排憂遣悶。他在《題鄭縣亭子》《早秋苦熱堆案相仍》《獨立》和《瘦馬行》等詩中，抒發了對仕途失意、世態炎涼、奸佞進讒的感嘆和憤懣。疏救房琯這件事，杜甫經宰相張鎬力救而得釋放。但“帝自是不甚省錄”，從此之後，肅宗對杜甫不再重用。這年九月，長安收復。十壹月杜甫回到長安，仍任左拾遺，雖忠於職守，但終因受房琯案牽連，於乾元元年（758年）六月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
乾元元年（758年）底，杜甫暫離華州，到洛陽、偃師（均在今河南省）探親。第二年三月，唐軍與安史叛軍的鄴城（今河南安陽）之戰爆發，唐軍大敗。杜甫從洛陽返回華州的途中，見到戰亂給百姓帶來的無窮災難和人民忍辱負重參軍參戰的愛國行為，感慨萬千，便奮筆創作了不朽的史詩——“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和“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並在回華州後，將其修訂脫稿。“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12]
蜀中漂泊
乾元二年（759年）夏天，華州及關中大旱，杜甫寫下《夏日嘆》和《夏夜嘆》，憂時傷亂，詠嘆國難民苦。這年立秋後，杜甫因對汙濁的時政痛心疾首，而放棄了華州司功參軍的職務，西去秦州（今甘肅省天水壹帶）。杜甫在華州司功任內，***作詩30多首。杜甫幾經輾轉，最後到了成都，在嚴武等人的幫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壹座草堂，世稱“杜甫草堂”， 也稱“浣花草堂”。後被嚴武薦為節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節縣。[13]
廣德二年（764年）春，嚴武再鎮蜀，杜甫才又回到草堂，此前漂泊在外將近兩年。嚴武表薦杜甫為檢校工部員外郎，做了嚴武的參謀，後人又稱杜甫為杜工部。不久杜甫又辭了職。這五六年間，杜甫寄人籬下，生活依然很苦，他說：“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饑稚子色淒涼”（《狂夫》）“癡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東門。”他用壹些生活細節來表現自己生活的困苦，他說他的孩子那種還沒有懂事的孩子不知道對父親很尊重，不知夫子禮，餓了的時候不管是不是爸爸，是不是要遵循父子之禮，餓了就吵著要飯吃，在東門外號哭，到了秋風暴雨之中，杜甫的茅屋破敗，饑兒老妻，徹夜難眠，他寫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杜甫草堂
永泰元年（765年）四月，嚴武去世，杜甫離開了成都。經嘉州（樂山）、戎州（宜賓）、渝州（重慶）、忠州（忠縣）、雲安（雲陽），於唐代宗大歷元年（766年）到達夔州（奉節）。由於夔州都督柏茂林的照顧，杜甫得以在此暫住，為公家代管東屯公田壹百頃，自己也租了壹些公田，買了四十畝果園，雇了幾個雇工，自己和家人也參加壹些勞動。這壹時期，詩人創作達到了高潮，不到兩年，作詩四百三十多首，占現存作品的百分之三十。這時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登高》等大量名作。其中最為著名的詩句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而《登高》中的：“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更是千古絕唱。[12][14]
說說杜甫的“茅屋”情懷，原來老先生的願望那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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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中長逝
大歷三年（768年），杜甫思鄉心切，乘舟出峽，先到江陵，又轉公安，年底冬天的時候漂泊到湖南嶽陽，泊舟嶽陽樓下。登上神往已久的嶽陽樓，憑軒遠眺，面對煙波浩渺、壯闊無垠的洞庭湖，想到自己晚年漂泊無定，國家多災多難，感慨萬千，於是寫下了《登嶽陽樓》[15]。由於生活困難，不但不能北歸，還被迫更往南行。大歷四年正月，由嶽陽到潭州（長沙），又由潭州到衡州（衡陽），復折回潭州。
大歷五年（770年），臧玠在潭州作亂，杜甫又逃往衡州，原打算再往郴州投靠舅父崔湋，但行到耒陽，遇江水暴漲，只得停泊方田驛，五天沒吃到東西，幸虧縣令聶某派人送來酒肉而得救。後來杜甫由耒陽到郴州，需逆流而上二百多裏，這時洪水又未退，杜甫原壹心要北歸，這時便改變計劃，順流而下，折回潭州。大歷五年（770年）冬，杜甫在由潭州往嶽陽的壹條小船上去世。[12]時年五十九歲。[16]
感懷杜甫：窮苦漂泊淚滿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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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想學李白，卻活得像杜甫，最後變成了高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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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之死：他的詩比歷史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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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不懂杜甫，如今才知聖人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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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嫌棄的杜甫的壹生：我好難，求抱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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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就
詩歌成就
杜甫詩“有集六十卷”[17]，早佚。北宋寶元二年（1039年）王洙輯有1405篇，編為18卷，題為《杜工部集》。錢謙益編有《箋註杜工部集》。楊倫說：“自六朝以來，樂府題率多模擬剽竊，陳陳相因，最為可厭。子美出而獨就當時所感觸，上憫國難，下痛民窮，隨意立題，盡脫去前人窠臼”[18]。
在杜甫中年因其詩風沈郁頓挫，憂國憂民，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他的詩詞以古體、律詩見長，風格多樣，以“沈郁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風格，而以沈郁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其詩多涉筆社會動蕩、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詩反映當時社會矛盾和人民疾苦，他的詩記錄了唐代由盛轉衰的歷史巨變，表達了崇高的儒家仁愛精神和強烈的憂患意識，因而被譽為“詩史”。杜甫憂國憂民，人格高尚，詩藝精湛。杜甫壹生寫詩壹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傳頌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別”；其中“三吏”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關吏》，“三別”為《新婚別》《無家別》和《垂老別》。杜甫流傳下來的詩篇是唐詩裏最多最廣泛的，是唐代最傑出的詩人之壹，對後世影響深遠。杜甫作品被稱為世上瘡痍，詩中聖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是現實主義詩歌的代表作。
清代三十六詩仙圖卷之杜甫
律詩在杜詩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杜甫律詩的成就，首先在於擴大了律詩的表現範圍。他不僅以律詩寫應酬、詠懷、羈旅、宴遊，以及山水，而且用律詩寫時事。用律詩寫時事，字數和格律都受限制，難度更大，而杜甫卻能運用自如。 杜甫把律詩寫得縱橫恣肆，極盡變化之能事，合律而又看不出聲律的束縛，對仗工整而又看不出對仗的痕跡。如被楊倫稱為“杜集七言律第壹”的《登高》，就是這樣壹首詩：“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裏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19]全詩在聲律句式上，又極精密、考究。八句皆對，首聯句中也對。嚴整的對仗被形象的流動感掩蓋起來了，嚴密變得疏暢。
杜甫律詩的最高成就，可以說就是在把這種體式寫得渾融流轉，無跡可尋，寫來若不經意，使人忘其為律詩。如《春夜喜雨》：“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上四句用流水對，把春雨神韻壹氣寫下，無聲無息不期然而來，末聯寫壹種驟然回首的驚喜，格律嚴謹而渾然壹氣。
杜甫善於運用古典詩歌的許多體制，並加以創造性地發展。杜甫關心民生疾苦的思想和他在律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直接影響了中唐時期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新樂府創作。他是新樂府詩體的開路人。他的樂府詩，促成了中唐時期新樂府運動的發展。他的五七古長篇，亦詩亦史，展開鋪敘，而又著力於全篇的回旋往復，標誌著中國詩歌藝術的高度成就。社會矛盾重重的宋代更是學習杜甫最興盛的時代，出現了以杜甫為宗的江西詩派。明末清初的顧炎武等人也有明顯的學杜傾向，也像杜甫壹樣用律詩反映當時的抗清鬥爭，慷慨激昂。
杜詩受到廣泛重視，是在宋朝以後。王禹偁、王安石、 蘇軾、黃庭堅、陸遊等人對杜甫推崇倍至。研究資料近千年來，治杜之風不絕。宋代有許多杜詩的編年、分類、集註等專書，如王洙 《杜工部集》、郭知達《九家集註杜詩》、魯編次、蔡夢弼會箋的《杜工部草堂詩箋》、徐居仁編輯的《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其中著作有《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春望》《絕句》《望嶽》等等。後世註釋杜集的亦在百種以上， 較流行的有錢謙益《箋註杜工部集》、仇兆鰲《杜詩詳註》、楊倫《杜詩鏡銓》、浦起龍《讀杜心解》。新、舊《唐書》都有杜甫本傳。兩宋以後，詩話筆記中評 點、解釋杜詩的文字非常豐富。中華書局1964年編有《古典文學研究資料 匯編·杜甫卷》上編《唐宋之部》。明末王嗣有《杜臆》、清施鴻保有《讀杜詩說》。 另外，中華書局還將五四運動以來較重要的論文匯編成《杜甫研究論文集》。 傳記和新的研究專著有馮至《杜甫傳》、蕭滌非《杜甫研究》、傅庚生《杜甫詩論》、朱東潤《杜甫敘論》。較詳實的年譜有聞壹多《少陵先生年譜會箋》和四川文史研究館的《杜甫年譜》。 [1][20]
公元758年的壹次詩詞大會，最擅長七律的杜甫竟然拿了倒數第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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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憑什麽是詩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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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詠懷古跡五首》
書法成就
杜甫在書法的創作觀上是非常成熟而有深度的。從記載來看，他的書體以楷隸行草兼工，整體以意行之，贊賞古而雄壯，註意書寫中的速度、節奏、筆勢、墨法等等內容，在唐代也是很有深度的書家了。同時，他對於唐代隸書家的贊揚、對於曹霸、張旭的評價都足以使他在書法史上留下聲名，而他的“書貴瘦硬”說更是奠定了杜甫在書法理論史上的重要地位。[22][23]
杜甫書法《嚴公九日南山詩》拓本
文學特點
詩文表述
語言
杜甫的詩歌在語言上，普遍認為具有“沈郁”的特點，語言和篇章結構又富於變化，講求煉字煉句。“沈郁”壹詞最早見於南朝，“體沈郁之幽思，文麗日月”[24]，後來杜甫寫更以“沈郁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語言，“至於沈郁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臯之徒，庶可跂及也”[25]。對杜詩進壹步的研究發現，其詩歌風格的形成，與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著密切關系。同時，杜甫處於盛世末期，少時有雄心壯誌，“會當淩絕頂，壹覽眾山小”[26]，後來安史之亂爆發，國運衰微，加之仕途不濟命途多舛，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詩詩風大有轉變，趨近現實主義。[26]
杜甫
意象
杜詩對意象選擇的個性化，是杜詩語言的基礎。常在杜詩中出現的意象，例如古塞、秋雲、猿嘯、殘炬、急峽、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觀，以及織女、老婦、老農、嫠婦等普通百姓，還有官吏、將軍、惡少等權貴勢力，都表現了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塗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眾的贊美”[27]，而正是這些沈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於“沈郁頓挫”。吳沆《環溪詩話》評杜甫晚期詩句“恣肆變化、陽開陰合”又雲：“惟其意遠，舉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吳沆又說：“凡人作詩，壹句只說得壹件事物，多說得兩件。杜詩壹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裏內，杜詩壹句能說數百裏，能說兩軍州，能說滿天下，此其所為妙”[28]。
風格
杜甫的詩歌在風格上，是兼備多種風格的，元稹這樣評價杜甫：“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29]秦觀也有類似的看法：“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俊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眾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30]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壹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氣。主流觀點認為，杜甫詩歌的風格沈郁頓挫，語言精煉，格律嚴謹，窮絕工巧，感情真摯，平實雅談，描寫深刻，細膩感人，形象鮮明。“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31]是他的創作風格。就杜詩特有的敘事風格和議論風格而言，有學者認為是受到《詩經·小雅》的影響，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調，又與《離騷》相近。也有學者認為，杜詩具有仁政思想的傳統精神，司馬遷的實錄精神。還有觀點認為杜甫詩作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並論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32]。王安石表彰杜詩“醜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的成就[33]。陳善《捫虱新語》卷七：“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壹《杜詩詳註集成序》亦稱“杜詩者，詩中之《四子書》也。”
格律
杜甫的詩歌在格律上，具有煉字精到，對仗工整的特點，符合中國詩歌的“建築美”。另外，在體裁上杜甫有許多創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創造性也是他文學創作的獨到之處。[34]
內容
杜甫的詩歌的內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當時的社會面貌，題材廣泛，寄意深遠，尤其描述民間疾苦，多抒發他悲天憫人的仁民愛物、憂國憂民情懷，杜詩有詩史之稱，這種說法最早見於晚唐，“杜逢祿山之難，流雍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號為詩史”[35]。到宋時成定論，但詩史之義各有各說。人有以史事註杜詩，認為杜詩為紀實的詩，可以補史證史，所以稱為詩史。這種說法只重史事之虛實真假，而輕視詩的情感特性。有人認為杜甫具史識史見，其筆法之森嚴，可媲美漢朝歷史學家司馬遷。而詩有評人評事者，皆可“不虛美，不隱惡”[36]，故號詩史。此說可取。另壹說是，杜甫之詩之所以號詩史，因其悲天憫人，感時傷事，這種說法在壹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37]但也有不喜歡杜甫詩者，楊億就不喜歡杜甫，劉放《中山詩話》雲：“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為村夫子。”
杜甫詩這麽好，同時代的人知道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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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路：晚年杜甫寫詩有多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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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壹首久別重逢的詩，千古佳作，感人肺腑，不到中年便讀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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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在上鋪的兄弟妳還好嗎？詩聖壹首動情詩詞，致我們逝去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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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壹首小詩，短短28個字，記載唐40年巨變，堪稱史詩，流傳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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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思想
用杜甫自己的話來說，“窮年憂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濟時肯殺身”，是他的壹貫精神。他拿這些來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勵朋友。他表彰元結說，“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他對嚴武說，“公若登臺輔，臨危莫愛身。”他對裴虬也說，“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正是這些進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種永不衰退的政治熱情、堅忍不拔的頑強性格，和胸懷開闊的樂觀精神，使他成為我國歷史上政治性最強的偉大詩人。當然，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實踐也是分不開的。
杜甫出生在壹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具有悠久傳統的官僚世家，家庭給予杜甫正統的儒家文化教養和務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為的雄心。所以杜甫稱做官是他們家族的“素業”——世代相襲的職業，他的各種文化教養以及以後的種種行為都是在為追求仕途事業和為官行道相聯系。如他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寫道“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這就是壹種企望入仕，在仕途大業中實現自己“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理想抱負，即渴望在社會實際工作中建功立業，兼濟蒼生。三十五歲以前，是杜甫的讀書和壯遊時期。正當開元盛世，杜甫的經濟狀況也較好，這是他壹生中最快意的時期。從二十歲起，他結束了書齋生活，開始了為時十年以上的“壯遊”。在這長期的壯遊中，杜甫接觸到我們祖國無比豐富的文化遺產和壯麗河山，不僅充實了他的生活，也擴大了他的視野和心胸，為他早期詩歌帶來相當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望嶽》詩可為代表。“會當淩絕頂，壹覽眾山小”，正流露了詩人對壹切事業（包括創作在內）的雄心壯誌。但由於這種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現實。因此，作為壹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這只是他的創作的壹個準備時期。
《柴門送客》
杜甫走向現實主義，是從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歲）十載長安的困守開始的。這是安史之亂的醞釀時期，當權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楊國忠，杜甫不僅不能實現他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而且開始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以至經常挨餓受凍：“饑餓動即向壹旬，敝衣何啻懸百結。”在饑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經想到退隱，作壹個“瀟灑送日月”的巢父、許由，杜甫沒有回避艱苦，還是堅決走上積極入世的道路。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漸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統治階級的罪惡，從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詠懷》等現實主義傑作。杜甫也曾有這樣的詩句“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又如“丈夫四方誌，安可辭固窮”等，這些詩句無壹不反映出杜甫身上那種渴望濟世揚名，渴望建功立業的雄懷大誌，但是杜甫的這種理想和抱負建立在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以及憂患意識之上的。十年困守的結果，使杜甫變成了壹個憂國憂民的詩人。這才確定了杜甫此後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的方向。
從四十五歲到四十八歲，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賊與為官時期。這是安史之亂最劇烈的時期，國家岌岌可危，人民災難慘重，詩人也歷盡艱險。安史之亂是帶有民族矛盾性質的，當時進行的戰爭乃是有關國家存亡的自衛戰爭。因此杜甫對待戰爭的態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對，而是積極號召。他哀悼那為國犧牲的“四萬義軍”，他告誡文武官吏要“戮力掃攙槍”，他壹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壹方面還是勉勵人民參戰。由於深入人民生活，並投入實際鬥爭，這就使他寫出了《悲陳陶》《哀江頭》《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馬》和“三吏”、“三別”等壹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愛國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