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壹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作品賞析
白居易《對酒五首》之壹有“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的句子，且註明“第四聲即‘勸君更盡壹杯酒’”。王維的這首詩之所以另有壹題為《陽關三疊》，是因為詠唱時，首句不疊，其他三句都再唱。然而，有人認為僅有末句重疊三唱。按白居易所說的“第四聲”，則應是首句不疊，其他三句重疊。不然“勸君”壹句不可能為“第四聲”。由於這首詩語言樸實，形象生動，道出了人人***有的依依惜別之情，在唐代便被譜成了《陽關三疊》，後來又被編入樂府，成為餞別的名曲，歷代廣為流傳。[3] 安西，是唐代中央政府為統轄西域地區而設的安西都護府的簡稱，治所在龜茲城（今新疆庫車）。這位姓元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從長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別。渭城在長安西北，渭水北岸。
前兩句寫送別的時間，地點，環境氣氛，為送別創造了壹個愁郁的氛圍。清晨，渭城客舍，自東向西壹直延伸、不見盡頭的驛道，客舍周圍、驛道兩旁的柳樹。這壹切，都是極平常的眼前景，讀來卻風光如畫，抒情氣氛濃郁。“朝雨”在這裏扮演了壹個重要的角色。早晨的雨下得不長，剛剛潤濕塵土就停了。從長安西去的大道上，平日車馬交馳，塵上飛揚，而送別的時候，朝雨乍停，天氣清朗，道路顯得潔凈、清爽。“浥輕塵”的“浥”字是濕潤的意思，在這裏用得很有分寸，顯出這雨澄塵而不濕路，恰到好處，仿佛天從人願，特意為遠行的人安排壹條輕塵不揚的道路。客舍，原本是羈旅者的伴侶；楊柳，更是離別的象征。選取這兩件事物，是作者有意關合送別。它們通常總是和羈愁別恨聯結在壹起，而呈現出黯然銷魂的情調。而此刻，卻因壹場朝雨的灑洗而別具明朗清新的風貌——“客舍青青柳色新”。平日路塵飛揚，路旁柳色常會籠罩著灰蒙蒙的塵霧，壹場朝雨，才重新洗出它那青翠的本色，所以說“新”，又因柳色之新，映照出客舍青青來。總之，從清朗的天宇，到潔凈的道路，從青青的客舍，到翠綠的楊柳，構成了壹幅色調清新明朗的圖景，為這場送別提供了典型的自然環境。這是壹場深情的離別，但卻不是黯然銷魂的離別。相反地，倒是透露出壹種輕快而富於希望的情調。“輕塵”、“青青”、“新”等詞語，聲韻輕柔明快，加強了讀者的這種感受。
絕句在篇幅上受到嚴格限制。這首詩，對如何設宴餞別，宴席上如何頻頻舉杯、殷勤話別，以及啟程時如何依依不舍，登程後如何矚目遙望，等等，壹概舍去，只剪取餞行宴席即將結束時主人的勸酒辭：“再幹了這壹杯吧，出了陽關，可就再也見不到老朋友了。”詩人像高明的攝影師，攝下了最富表現力的鏡頭。宴席已經進行了很長壹段時間，釀滿別情的酒已經喝過多巡，殷勤告別的話已經重復過多次，朋友上路的時刻終於不能不到來，主客雙方的惜別之情在這壹瞬間都到達了頂點。主人的這句脫口而出的勸酒辭就是此刻強烈、深摯的惜別之情的集中表現。 三四兩句寫惜別，是壹個整體。要深切理解這臨行勸酒中蘊含的深情，就不能不涉及“西出陽關”。處於河西走廊盡西頭的陽關，和它北面的玉門關相對，從漢代以來，壹直是內地出向西域的通道。唐代國勢強盛，內地與西域往來頻繁，從軍或出使陽關之外，在盛唐人心目中是令人向往的壯舉。但當時陽關以西還是窮荒絕域，風物與內地大不相同。朋友“西出陽關”，雖是壯舉，卻又會經歷萬裏長途的跋涉，備嘗獨行窮荒的艱辛寂寞。因此，這臨行之際“勸君更盡壹杯酒”，就像是浸透了詩人全部豐富深摯情誼的壹杯濃郁的感情瓊漿。這裏面，不僅有依依惜別的情誼，而且包含著對遠行者處境、心情的深情體貼，包含著前路珍重的殷勤祝願。對於送行者來說，勸對方“更盡壹杯酒”，不只是讓朋友多帶走他的壹分情誼，而且有意無意地延宕分手的時間，好讓對方再多留壹刻。“西出陽關無故人”之感，不僅僅只是屬於行者的。臨別依依，要說的話很多，但千頭萬緒，壹時不知從何說起。這種場合，往往會出現無言相對的沈默，“勸君更盡壹杯酒”，就是不自覺地打破這種沈默的方式，也是表達此刻豐富復雜感情的方式。詩人沒有說出的比已經說出的要豐富得多。總之，三四兩句所剪取的雖然只是壹剎那的情景，卻是蘊含極其豐富的壹剎那。[4] 詩的前二句，作者運用了起興的手法，這是自《詩經·小雅·采薇》的“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以來，文學作品表現惜別之情時常用的意象。後兩句將深切的惜別、關切、擔憂等復雜的感情寄寓在“勸酒”這壹舉動之中。“西出陽關無故人”，壹言朋友所去之地陌生，二言那裏人跡稀少；三言朋友自此壹別，則知己難求。如此，則對友情的珍惜，對離別的無奈，對朋友的關切，盡蘊於杯中了。所謂“惜別意悠長不露”，情真意切而不說破。明代李東陽在《麓堂詩話》中說：“作詩不可以意徇辭，而須以辭達意。辭能達意，可歌可詠，則可以傳。王摩詰‘陽關無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道。此辭壹出，壹時傳誦不足，至為三疊歌之。後之詠別者，千言萬語，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謂之達耳。”[5]
作者簡介
王維（701--761）字摩詰，太原祁（今山西祁縣）人。出身世代官僚地主之家。其母崔氏奉佛三十余載。佛經《維摩詰經》，是智者維摩詰居士與弟子講學之書。王維的名和字取於此。王維後半生之避世與佛教有關。《新唐書》本傳說王維早慧，"九歲知屬辭，與弟縉齊名，資孝友。"年十六、七，即往長安、洛陽遊歷，謀取仕進。此期間寫了壹些遊俠詩。開元七年（719）七月，他赴京兆府試，中解頭。他是壹位文藝全才，詩、文、書、畫都很著名，又精通音樂，善彈琴、琵琶。開元九年（721）中進士，任太樂丞等官，後棄官隱居。 開元十七年（729），在長安從大薦福寺道光禪師學頓教。開元十九年，王維的妻子病故。他從此不再續娶，壹直孤居三十年。
芙蓉樓送辛漸 (其壹)
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壹片冰心在玉壺。
這是壹首送別詩。詩的構思新穎，淡寫朋友的離情別緒，重寫自己的高風亮節。首兩句蒼茫的江雨和孤峙的楚山，烘托送別時的孤寂之情；後兩句自比冰壺，表達自己開朗胸懷和堅強性格。全詩即景生情，寓情於景，含蓄蘊藉，韻味無窮。
本詩那蒼茫的江雨和孤峙的楚山，不僅烘托出詩人送別時的淒寒孤寂之情，更展現了詩人開朗的胸懷和堅強的性格。屹立在江天之中的孤山與冰心置於玉壺的比象之間又形成壹種有意無意的照應，令人自然聯想到詩人孤介傲岸、冰清玉潔的形象，使精巧的構思和深婉的用意融化在壹片清空明澈的意境之中，所以渾然天成，不著痕跡，含蓄蘊藉，余韻無窮。
王昌齡（西元698-756年）字少伯，京兆長安（今陜西西安）人，漢族。盛唐著名邊塞詩人，後人譽為“七絕聖手”。他的邊塞詩氣勢雄渾，格調高昂，充滿了積極向上的精神。世稱王龍標，有“詩家天子王江寧”之稱，存詩壹百七十余首，作品有《王昌齡集》。
《贈汪倫》
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
這首詩寫的是汪倫來為李白送行的情景。詩人很感動，所以用“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兩行詩來極力贊美汪倫對詩人的敬佩和喜愛，也表達了李白對汪倫的深厚情誼。
前兩句敘事。“李白乘舟將欲行”，是說詩人就要乘船離開桃花潭了。那種語言不假思索，順口流出，表現出乘興而來、興盡而返的瀟灑神態。“忽聞岸上踏歌聲”，“忽聞”二字表明，汪倫的到來，確實是不期而至的。人未到而聲先聞，從那熱情爽朗的歌聲，李白就料到壹定是汪倫趕來送行了。這樣的送別，側面表現出李白和汪倫這兩位朋友同是不拘俗禮、快樂自由的人。在山村僻野，本來就沒有上層社會送往迎來那套繁瑣禮節，從詩中分析，李白走時，汪倫不在家中。當汪倫回來得知李白走了，立即攜著酒趕到渡頭餞別。不辭而別的李白灑脫不羈，不講客套；踏歌歡送的汪倫，也是豪放熱情，不作兒女沾巾之態。短短十四字就寫出兩人樂天派的性格和他們之間不拘形跡的友誼。
由於桃花潭就在附近，於是詩人信手拈來，用桃花潭的水深與汪倫對他的情深作對比。“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兩句，清代沈德潛評價說：“若說汪倫之情比於潭水千尺，便是凡語。妙境只在壹轉換間。”（《唐詩別裁》）這兩句妙就妙在“不及”二字將兩件不相幹的事物聯系在壹起，有了“深千尺”的桃花潭水作參照物，就把無形的情誼化為有形，既形象生動，又耐人尋味。潭水已“深千尺”了，那麽汪倫的情誼之深，讀者也可想而知了。詩人結合此時此地，此情此景，這兩句詩也如脫口而出，感情真率自然。用水流之深比喻人的感情之深，是詩家常用的寫法，如果詩人說，汪倫的友情真像潭水那樣深，也是可以的，但顯得壹般化，還有壹點刻意雕琢的味道。而詩中的寫法，好像兩個友人船邊餞別，壹個“勸君更進壹杯酒”，壹個“壹杯壹杯復壹杯”。口頭語，眼前景，有壹種天真自然之趣，隱隱使讀者看到大詩人豪放不羈的個性。
李白（701—762），字太白，號清廉居士,自稱與李唐皇室同宗，祖籍隴西成紀（今甘肅天水）。少年時居住在四川，讀書學道。二十五歲出川遠遊，先後居住在安陸、魯郡。在此期間曾西入長安，求取功名，卻失意東歸；後來奉詔入京，供奉翰林。不久因受讒言出京，漫遊各地。安史之亂起，為了平叛，加入永王李軍幕僚；後來永王為唐肅宗所殺，因受牽連而被流放夜郎。遇赦東歸，投奔族叔當塗（今屬安徽）縣令李陽冰，不久病逝。他因寫詩而聞名，為當時的人們所激賞，稱贊他的詩可以“泣鬼神”。他以富於浪漫主義色彩的詩歌反映現實，描寫山川，抒發壯誌，吟詠豪情，因而成為光照古今的偉大詩人。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李白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 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
這首送別詩有它特殊的情味。它不同於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那種少年剛腸的離別，也不同於王維《渭城曲》那種深情體貼的離別。這首詩，表現的是壹種充滿詩意的離別。
“故人西辭黃鶴樓”，這壹句不光是為了點題，更因為黃鶴樓是天下名勝，可能是兩位詩人經常流連聚會之所。因此壹提到黃鶴樓，就帶出種種與此處有關的富於詩意的生活內容。而黃鶴樓本身，又是傳說仙人飛上天空去的地方，這和李白心目中這次孟浩然愉快地去揚州，又構成壹種聯想，增加了那種愉快的、暢想曲的氣氛。
“煙花三月下揚州”，在“三月”上加“煙花”二字，把送別環境中那種詩的氣氛塗抹得尤為濃郁。煙花，指煙霧迷蒙，繁花似錦。給讀者的感覺絕不是壹片地、壹朵花，而是看不盡、看不透的大片陽春煙景。三月是煙花之時，而開元時代繁華的長江下遊，又正是煙花之地。“煙花三月”，不僅再現了那暮春時節、繁華之地的迷人景色，而且也透露了時代氣氛。此句意境優美，文字綺麗，清人孫洙譽為“千古麗句”。
“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詩的後兩句似乎是寫景，但在寫景中包含著壹個充滿詩意的細節。李白壹直把朋友送上船，船已經揚帆而去，而他還在江邊目送遠去的風帆。李白的目光望著帆影，壹直看到帆影逐漸模糊，消失在碧空的盡頭，表現出目送時間之長。帆影已經消逝了，然而李白還在翹首凝望，這才註意到壹江春水，在浩浩蕩蕩地流向遠遠的水天交接之處。“唯見長江天際流”，是眼前景象，但又不是單純寫景。李白對朋友的壹片深情，李白的向往，正體現在這富有詩意的神馳目註之中。詩人的心潮起伏，正像浩浩東去的壹江春水。
總之，這壹場極富詩意的、兩位風流瀟灑的詩人的離別，對李白來說，又是帶著壹片向往之情的離別，被詩人用絢爛的陽春三月的景色，將放舟長江的寬闊畫面，將目送孤帆遠影的細節，極為傳神地表現出來了。
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
唐代 岑（cén）參（shēn）
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壹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
散入珠簾濕羅幕，狐裘不暖錦衾薄。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難著。
瀚海闌幹百丈冰，愁雲慘淡萬裏凝。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
紛紛暮雪下轅門，風掣紅旗凍不翻。輪臺東門送君去，去時雪滿天山路。
山回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
《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是岑參邊塞詩的代表作，作於他第二次出塞階段。此時，他很受安西節度使封常青的器重，他的大多數邊塞詩成於這壹時期。岑參在這首詩中，以詩人的敏銳觀察力和浪漫奔放的筆調，描繪了祖國西北邊塞的壯麗景色，以及邊塞軍營送別歸京使臣的熱烈場面，表現了詩人和邊防將士的愛國熱情，以及他們對戰友的真摯感情。
詩題是“送武判官歸京”但這首詩表現的不僅僅是岑參和他朋友武判官的友情。他描繪的是邊塞將士集體送別歸京使臣的慷慨熱烈的場面。“中軍置酒”，不是岑參置酒，而是中軍主帥置酒；鼓樂齊鳴，也不會只是岑判官和武判官對飲話別，而是邊塞將士為歸京使臣舉行的盛大宴會。因此，如果說表現了友情的話，那麽，應該說這首詩主要表現的是邊塞將士對壹位同甘***苦過的戰友的情誼。它從壹個側面反映了邊塞將士的團結精神和昂揚的鬥誌。《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已沒有詩人剛到邊塞時那種過於低沈而單純的思鄉之情，它已將懷念祖國的思鄉之情，與保衛祖國以苦為樂的精神統壹起來，因此它的基調是積極樂觀、昂揚奮發的。
在藝術上，這首詩給人壹種奇麗新奇的情趣。之所以能達到這種藝術效果，壹是因為詩人有長期邊塞生活的基礎，能準確地把握邊塞風景的特點，寫出它的奇處；同時因為詩人富於想象，善於用浪漫主義的手法表現出主觀的體驗和聯想，而不是停留在對客觀事物的描繪上。其次是它寫景抒情極富變化。詩人善於用不同的手法，從不同角度寫景抒情。有時實寫，有時虛寫。有時大筆揮灑，有時又精雕細刻。先用比喻手法寫清晨的雪景；再用反襯、誇張手法寫雪天雪地；後用烘托、對比手法寫暮雪。從雪中的樹、雪中的人、雪中的天地、到雪中的軍營，雪中的紅旗，雪中的天山。由遠及近，又由近及遠；由外及裏，又由裏及外；由地面寫到空中，又由空中寫到地面。立體地再現了大自然的美好形象和詩人的豐富感情。
岑參（cén shēn） (約715年—770年)唐代詩人，原籍南陽（今屬河南新野），遷居江陵（今屬湖北）。漢族，荊州江陵（湖北江陵）人，去世之時56歲，是唐代著名的邊塞詩人。其詩歌富有浪漫主義的特色，氣勢雄偉，想象豐富，色彩瑰麗，熱情奔放，尤其擅長七言歌行。其出身於官僚家庭，曾祖父、伯祖父、伯父都官至宰相。於同代的高適齊名並與高適並稱“高岑”。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唐王勃
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無為在歧路，兒女***沾巾。
該詩是送別詩的名作，詩意慰勉勿在離別之時悲哀。起句嚴整對仗，三、四句以散調相承，以實轉虛，文情跌宕。第三聯“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奇峰突起，高度地概括了“友情深厚，江山難阻”的情景，千古傳誦，有口皆碑。尾聯點出“送”的主題。
全詩開合頓挫，氣脈流通，意境曠達。壹洗古送別詩中的悲涼淒愴之氣，音調爽朗，清新高遠，獨樹碑石。
此詩壹洗往昔送別詩中悲苦纏綿之態，體現出高遠的誌趣和曠達的胸懷。“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兩句，成為遠隔千山萬水的朋友之間表達深厚情誼的不朽名句。
王勃的這首詩，就是二首相當成熟的五言律詩。再讀壹讀王、孟的五律，進而讀壹讀李，杜的五律，就會發現這種新詩體在有唐壹代的發展如大江奔流，壹脈相承，而越往前去波瀾越壯闊。
王勃，（649或650～675或676）唐代詩人，字子安，絳州龍門（今山西河津）人。王勃的祖父王通是隋末著名學者，號文中子。父親王福歷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等職。 王勃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以詩文齊名，並稱“王楊盧駱”，亦稱“初唐四傑”。
柳永《雨霖鈴》
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念去去，千裏煙波，暮靄沈沈楚天闊。
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此詞為抒寫離情別緒的千古名篇，也是柳詞和有宋壹代婉約詞的傑出代表。詞中，作者將他離開汴京與戀人惜別時的真情實感表達得纏綿悱惻，淒婉動人。詞的上片寫臨別時的情景，下片主要寫別後情景。全詞起伏跌宕，聲情雙繪，是宋元時期流行的“宋金十大曲”之壹。起首三句寫別時之景，點明了地點和節序。《禮記?月令》雲：“孟秋之月，寒蟬鳴。”可見時間大約在農歷七月。然而詞人並沒有純客觀地鋪敘自然景物，而是通過景物的描寫，氛圍的渲染，融情入景，暗寓別意。秋季，暮色，驟雨寒蟬，詞人所見所聞，無處不淒涼。“對長亭晚”壹句，中間插刀，極頓挫吞咽之致，更準確地傳達了這種淒涼況味。這三句景色的鋪寫，也為後兩句的“無緒”和“催發”，設下伏筆。“都門帳飲”，語本江淹《別賦》：“帳飲東都，送客金谷。”他的戀人在都門外長亭擺下酒筵給他送別，然而面對美酒佳肴，詞人毫無興致。接下去說：“留戀處、蘭舟催發”，這七個字完全是寫實，然卻以精煉之筆刻畫了典型環境與典型心理：壹邊是留戀情濃，壹邊是蘭舟催發，這樣的矛盾沖突何其類銳！這裏的“蘭舟催發”，卻以直筆寫離別之緊迫，雖沒有他們含蘊纏綿，但卻直而能紆，更能促使感情的深化。於是後面便迸出“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二句。寥寥十壹字，語言通俗而感情深摯，形象逼真 ，如在目前。真是力敵千鈞！詞人凝噎在喉的就“念去去”二句的內心獨白。這裏的去聲“念”字用得特別好，讀去聲，作為領格，上承“凝噎”而自然壹轉，下啟“千裏”以下而壹氣流貫。“念”字後“去去”二字連用，則愈益顯示出激越的聲情，讀時壹字壹頓，遂覺去路茫茫，道裏修遠。“千裏”以下，聲調和諧，景色如繪。既曰“煙波”，又曰“暮靄”，更曰“沈沈”，著色壹層濃似壹層 ；既曰“千裏”，又曰“闊”，壹程遠似壹程。道盡了戀人分手時難舍的別情。
柳永，（約987年—約1053年），字耆卿，漢族，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北宋詞人，婉約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壹,代表作《雨霖鈴》。原名三變，字景莊。後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又稱柳七。為“慢詞”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作用，是推動人的代表，但因經常為歌妓寫詞，曾被壹度認為是風流之人而仕途不佳，郁郁不得誌過。但後為宋仁宗朝進士，官至屯田員外郎，故世稱柳屯田。他自稱“奉旨填詞柳三變”，以畢生精力作詞，並以“白衣卿相”自許。
踏莎行 歐陽修
候館梅殘，溪橋柳細，草薰風暖搖征轡。離愁漸遠漸無窮，迢迢不斷如春水。 寸寸柔腸，盈盈粉淚，樓高莫近危闌倚。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此詞寫離情。梅殘、柳細、草熏、風暖、暗示著離別。征人之路，漸行漸遠；閨中人的愁緒，愈益深重，直教人揪心落淚，肝腸寸斷。
上闕從遠行人著筆，寫他途中見到惱人的春色而引發的愁緒。旅舍周圍的梅花已然雕謝零落，溪畔橋邊的柳絲弱不禁風，起首二句寫征人旅途中所見初春景象。在這草春風暖的美好季節裏，征人卻不得不離家遠行。壹個“搖”字既寫旅途顛簸之苦，更寫孤獨跋涉心神不定的糟糕心情。“離愁”二句直接表達心中離愁，隨著離去的路途越來越遠而愈益加重加深，宛如春水綿綿不斷、無窮無盡。此以春水喻愁，正如李後主詞句“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壹江春水向東流”。兩個“漸”字，承接緊湊而又對比鮮明，形象真切，合符情理。
下闕轉向閨中人，在心上人離開以後登高望遠，遙念離人，淚眼迷茫，哀怨滿懷。起首三句生動描繪她登高遠眺時臉上的表情，心中的感受。“寸寸柔腸，盈盈粉淚”，工整的對偶，恰當的疊字，壹個斷腸美人兒的楚楚動人形象栩栩如生。妙在“樓高莫近危闌倚”句，既似怨婦心中怨語，亦如遠行人遙遙傳來的勸慰。結末二句由近及遠，由人及景，意味幽遠，意境開闊，是情景俱佳的警句。哀而不傷儼然壹幅雋永的寫意畫。卓人月在《詞統》中贊曰：“‘芳草更在斜陽外’，‘行人更在春山外’兩句，不厭百回讀。”李攀龍《草堂詩余雋》雲：“春水寫愁，春山騁望，及切委婉。”王世貞在《藝苑卮言》中贊曰：“‘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又：‘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此淡語之有情者也。”沈際飛《草堂詩余正集》雲："春水春山走對妙。望斷江南山色，遠人不見草連空，壹望無際矣。盡處是春山，更在春山外，轉望轉遠矣。當取以合看。"
歐陽修(1007～1072年)，北宋時期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和詩人。字永叔，號醉翁、六壹居士，吉州永豐（今屬江西）人，自稱廬陵人，因吉州原屬廬陵郡。天聖進士。仁宗時，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英宗，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神宗朝，遷兵部尚書，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謚文忠。有《歐陽文忠公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