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邊塞詩 風格 成因
唐代邊塞詩以其盛大的氣象，豪邁的精神，積極的進取態度在中國的詩歌史上占據著特殊的地位，其豪邁壯闊和慷慨悲涼的特征為唐代詩歌寫下了豪壯的壹筆。然而安史之亂以後，藩鎮割據，中原混戰不斷，即使是宋朝建立中原再度得到統壹卻再也回不到之前的盛大氣象，而宋代的邊塞詩也不再具有唐代邊塞詩歌的豪邁壯闊，而是變為平實理性，感情也變為以沈郁悲涼為主調。唐宋邊塞詩歌這種鮮明的風格差異，不僅僅是文學自身演變的結果，更重要的是政治背景、時代精神以及士人心態對邊塞詩歌產生了作用。
壹、盛唐之強音與孱宋之悲歌
唐宋詩歌在中國的詩歌史上都曾綻放過無數的華章異彩，而自古關於唐音宋調的差異、優劣的爭論就不絕於耳。唐詩像是曹植詩中的遊俠兒，馳騁疆場，豪邁灑脫；宋詩則更像壹個儒雅的學者，平靜淡然地觀照著世間的壹切。正如錢鐘書先生所說：“壹生之中，少年才氣發揚，遂為唐體，晚節思慮深沈，乃染宋調。”[1]（P81）盡管個人偏好不同，然而從詩歌的審美角度來說，唐宋詩只是將詩歌的不同角度發揚光大，各有其不可替代的審美價值。以上論述同樣可以應用到唐宋邊塞詩歌的評價上。唐代邊塞詩雖然更具有豪邁的壯闊情懷，然而宋代邊塞詩的冷靜分析也是詩歌史上不小的拓新，更因此為我們留下了不少“詩史”性質的邊塞詩歌。
唐代邊塞詩成長於唐帝國開創的空前繁榮興盛的政治經濟文化土壤之中。它生而帶有優越而自信的特質，這在整個唐代的邊塞詩中始終得到體現，即使是晚唐藩鎮割據，中原戰亂，詩人們仍與悲涼之中寄予希望。不似宋朝在對外作戰中壹次次敗北而歸，詩人們壹次次傷心絕望。即便是宋初盛景時期，士人們的邊塞詩中掩不住的仍是對朝廷抗敵不利、軍事孱弱的無盡憂思。沒有足夠的勝利鼓舞宋代士人那顆久歷蒼涼的心，因而宋代邊塞詩的總體格調是沈靜壓抑的。
處於封建社會鼎盛時期的唐帝國經濟十分繁榮，政治寬松，文化包容，具有兼收並蓄的宏闊姿態。“唐代是壹個變革的時代，國內各民族進壹步融合，對外空前開放，思想高度活躍，整個社會生活呈現出壹種流動、變易的趨勢，給人以蓬勃而富有生機的感受。這樣的時代氛圍，必然有助於打開人的眼界，充實人的生活體驗，激蕩起感情和想象活動的波瀾，從而為藝術文化的創造開拓豐富的源泉。”[2]（P4）而唐代的政治文化環境又相對寬松，宋人洪邁形容當時的寬松情狀為 “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3]（P4）字裏行間頗多欽羨。在唐代，詩人們可以自由地發表見解，馳騁想象，無拘無束地發揮自我的才華。活躍的社會氛圍帶動了社會各個領域的繁榮興盛，形成了令壹代代士人欣羨的盛唐氣象。而唐代邊塞詩的豪闊慷慨，即是以如此氣魄的盛唐氣象作為現實背景的，其創作自然受到時代氣息的影響，張揚自我、奮發精神，顯露出壯懷激烈的盛唐氣象。
兩宋時代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軍事孱弱時代，國力大不如唐朝。這最突出體現在對外戰爭上，從北宋真宗朝至南宋滅亡前後***280余年的時間裏，宋軍盡管數量眾多——宋軍數量最高是曾達140多萬——但卻在對遼、對夏、對金以及對蒙的戰爭中頻遭失敗，其軍隊戰鬥力之弱，堪稱空前。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壹方面是冗官冗兵冗費現象嚴重，另壹方面是宋代崇文抑武的國策導致宋朝以文官掌管軍事局面的出現。由於軍事孱弱，邊境上不時有少數民族侵擾，而為了消除邊患，統治者又采取了壹系列不恰當的措施，導致宋代邊防進入兵將愈來愈多，防守卻欲來愈弱的怪圈。軍事上的孱弱，使得宋代壹直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甚至不惜以歲貢換取和平。國威難振，內憂外患侵擾，使得宋代士人始終處於憂患之中，表現在邊塞詩中，也就沒有了唐代詩人的強烈的自豪感，而是轉為對戰事失利的沈痛分析，議論、說理逐漸占了上風。即便是展現邊塞風光的詩歌，宋代詩人也沒有了唐代詩人激昂豪邁，詩歌從誇張、渲染的華麗筆調而變為平實、客觀的敘述。宋人將個人的觀感隱藏於邊塞風光之下，再不像唐人那般豪邁奔放地表達自己的觀感。然而看似平靜的敘述背後，卻湧動著報國禦敵之心。如司馬光的《塞上四首》之壹：“鴻雁秋先到，牛羊夕未還。旌旗遙背水，亭堠遠依山。落日銜西塞，陰煙淡北關。何時獻戎捷，鞍甲壹朝閑。”不看最後壹句，這首詩仿佛是壹首悠然的山水閑詩，然而如此風景卻暗含邊患，“旌旗”“北關”這樣軍事化的意象，使得詩人欲閑適而不得，只好在最後期望“何時獻戎捷，鞍甲壹朝閑”。宋人之沈靜內斂可見壹斑。
二、“寧為百夫長，勝作壹書生”與“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盛唐詩人李白曾有詩曰：“十步殺壹人，千裏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將唐代詩人任俠尚武之氣表露無遺。唐代的邊塞詩人更是任俠使氣、狂放不羈，充滿著建功立業的雄心壯誌。如王勃常“慨然思諸葛亮之功，賦詩見情”（《新唐書·王勃傳》）；陳子昂雖“體弱多疾”，卻“奇傑過人，姿狀嶽立，始以豪家子，馳俠使氣，至十七八未知書，嘗從博徒人鄉學，慨然立誌”（《全唐文》卷二壹四），表現了豪俠氣質及宏大的政治理想；李白“十五好劍術，遍幹諸候”，“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與韓荊州書》），表現了他的遊俠壯誌；高適“喜言王霸大略，務功名，尚節義，逢時多難，以安危為己任”（《舊唐書·高適傳》），充分表現他關心戰事，深入邊塞，胸懷安定邊疆的壯誌和謀略。[4]（P4）
時代風氣使得唐代詩人熱衷於投身邊塞，建功立業；幕府政策對於渴望入仕的詩人們又是壹大刺激。唐代時邊疆將帥可以自辟幕府，招延賓客。文人入慕後往往擔任行軍司馬、副使、判官、支使、掌書記、參謀等職，與科舉入仕相比，往往升遷迅速。因而唐代士人對於從軍入幕有著積極的參與精神。楊炯的《從軍行》：“寧為百夫長，勝作壹書生”道出了唐代士人***同的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