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嘔心瀝血，歷經十四載方完成該史學巨著。
《史記》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與《漢書》、《後漢書》、《三國誌》合稱“前四史”。
《史記》除了在史學界享有極高的地位外，還被認為是壹部優秀的文學著作，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
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第十篇《司馬相如與司馬遷》中，將兩位司馬放在壹起給與了美評。
該篇開篇道：“武帝時文人，賦莫若司馬相如，文莫若司馬遷，而壹則寥寂，壹則被刑。蓋雄於文者，常桀驁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
中間有：“其父（司馬）談亦崇尚黃老，則《史記》雖繆於儒術，固亦能遠紹其舊業者矣......恨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傳畸人於千秋，雖背《春秋》之義，固不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矣。”
“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幾乎讓每壹個人都記住了《史記》以及它在史學中的崇高地位。魯迅筆中的“史家之絕唱”也並非壹定是“後無來者”，而是從司馬遷當時所處的身遭腐刑、身殘誌堅、發奮著書的角度出發，固稱其不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矣。
秦漢時期，屈原宋玉是詩歌壹派，諸子百家是散文壹派。詩歌重在抒發情感，散文重在闡發觀點。顯然，楚辭的文學性更濃，可以說是先秦文學的高峰。而諸子百家的作品在文學造詣上似乎比楚辭略遜壹籌，直至《史記》的橫空出世。
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重在強調《史記》的文學價值，但也用矛盾的辯證觀點談到了司馬遷基於現實狀態下在史學撰寫中的壹種局限性，而這個局限性對於史學作品顯然是有壹定影響的。魯迅在文中這樣描述：“恨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傳畸人於千秋，雖背《春秋》之義......”
何為“背《春秋》之義”？我想這裏，需多壹點對《春秋》的解讀。
孔子所作的《春秋》是我國第壹部編年體史書，是中國古代儒家典籍“六經”之壹。《春秋》用於記事的語言極為簡練，幾乎每個句子都暗含褒貶之意，被後人稱為“春秋筆法”、“微言大義”。後來出現了很多對《春秋》所記載的歷史進行補充、解釋、闡發的書，被稱為“傳”。《春秋》是中國第壹部史書，可以指代歷史，“春秋大義”其實就是“歷史大義”。中國傳統認為，歷史中是存在大義的，而大義也必須依賴歷史而存在，由歷史事件所承載。
關於《春秋》之義，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有如下表達：“《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
若如魯迅所說，有違《春秋》之義，筆者以為也著實可以理解。這裏，我們要參考司馬遷創作《史記》的背景。他在寫《史記》時，因為幫同僚李陵說情觸犯了漢武帝，被關入監獄，判處重刑，”恨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出獄後繼續寫作十余載，方成巨著。
在這樣壹個歷史背景下，司馬遷深遭奇恥大辱，對當時的朝廷或君王有壹些意見，並將這種情感融於史學中，也誠然可以理解。
筆者覺得透過司馬遷在自序中對《春秋》之義的解讀，似乎看到他的文筆中隱藏著些許對封建等級思想的質疑，他不能直指是非，而只能用筆來去隱晦地表達了。
好比像魯迅先生的筆那樣，在有血有肉的現實文學作品中，讓我們看到希望和進步的思想在閃光、發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