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詩從王禹偁起就註意向杜甫、白居易學習，努力把詩歌引向現實主義的道路發展。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諸家在提倡古文的同時，詩歌上也接受了韓愈及其同派作家的影響，在內容上要求以詩歌“敘人情，狀物態”，反對西昆詩人的無病呻吟；藝術上要求以清麗平淡的風格糾正西昆詩人的浮艷作風，這才開始表現了宋詩的獨特面目。此後經過王安石、蘇軾到黃庭堅，他們從各自的生活道路出發，多方面向前代作家學習，通過詩歌抒發個人的生活感受，表現個人的政治態度、文藝見解，形成各自不同的詩歌風格，和歐陽修合稱北宋四大家。由於宋代文人的政治地位高，容易脫離人民群眾，長期的書房生活，使他們習慣於以學問相高，以議論相尚，而不大註意於從人民生活吸取源泉，構成鮮明的詩歌意境來激動讀者。這種作風在歐、王、蘇三家中已有所表現。到了黃庭堅、陳師道，變本加厲，形成了“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見嚴羽《滄浪詩話》)的江西詩派，風靡壹時，使詩歌脫離現實的傾向愈來愈嚴重。金兵的南下，兩河的淪陷，北宋王朝的覆亡和南宋王朝的建立，這些在靖康、建炎之間(1126~1130年)發生的重大事件，使當時政治形勢起了劇烈的變化。民族矛盾的上升暫時緩和了人民和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和戰之爭代替了從北宋中葉以來長期的新舊黨爭。當時黃河南北人民紛紛組織忠義民軍反抗女真貴族的殘暴統治，南宋軍事形勢在嶽
飛、韓世忠等愛國將領的艱苦奮戰之下也漸有起色，這些現象壹度給人們帶來了“中興”的希望。可是以宋高宗趙構和秦檜為首的投降派，既被女真貴族的戰爭威脅嚇破了膽，更害怕愛國軍民力量的強大會動搖他們的統治；因此他們不僅沒有接受北宋王朝的教訓，發憤圖強，反而變本加厲，壹面殺害主張抗戰最堅決的嶽飛，壹面向女真貴族割地稱臣，並每年交納銀25萬兩、絹25萬匹，以換取他們茍安東南的局面。這種殘酷的現實首先在詩歌創作中得到反映。當時江西派的重要作家如陳與義、曾幾已經在詩裏表現了傷時念亂的心情，到陸遊更繼承從屈原到杜甫的愛國主義傳統，集中反映了廣大人民抗敵禦侮的要求，並在更大程度上糾正了江西詩派脫離現實的傾向。同時的楊萬裏、範成大，出入於北宋和中晚唐諸名家，各以其豐富的詩篇描繪祖國的江山風物，使宋代詩歌在蘇黃諸家之後重新出現了壹個繁榮的時期。此後宋金對峙漸趨穩定，民族矛盾、階級矛盾暫時得到緩和，文學上愛國主義的呼聲漸趨微弱，代之而起的四靈詩派、江湖詩人，就更多地表現了對現實的消極態度。直到南宋亡國前後，領導人民起兵抗元的文天祥，以及經歷亡國慘痛的作家如謝翺、汪元量等，才重新寫出了壹些激動人心的愛國主義詩篇。不論散文也好，詩歌也好，比之唐人，宋人就帶有更多的封建說教意味，這是和宋人的道統觀念和理學思想分不開的。從中唐到北宋，由於封建經濟的進壹步發展，農民對地主的人身依賴關系有所減弱；農村土地的兼並又加深了農民與地主之間以及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之間的階級矛盾。為了鞏固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不僅需要在政治經濟上采取種種措施，同時需要在思想意識上建立他們的理論體系，而最有效的辦法則是利用儒家的傳統學說，給予新的解釋，以適應當時統治階級的要求。宋儒的道統觀念和理學思想正是這樣建立起來的。北宋初期的理學家看到晚唐五代的長期紛亂，要求重新建立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以鞏固國家的統治和穩定封建社會的秩序，還有它壹定的積極意義。他們在文學上主張明道致用，反對浮華纖巧，也有助於詩文革新運動的開展。後來的理學家把封建秩序看作永恒的“理”，把人們在生活上的壹切要求看作“欲”，片面強調“尊天理，窒人欲”，因此他們就鄙視許多為人們所喜見樂聞的文藝作品，把詩文作家看作俳優，認為對文藝的愛好是“玩物喪誌”，而片面要求作家為封建教條作宣傳。正是在這種思想影響之下，使兩宋不少詩文不同程度地表現了“頭巾氣”與“學究氣”，削弱了壹般文藝作品所應有的明朗性和生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