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詩歌的演變和發展，大致可分為六個時期。 為成化至正德年間。其時臺閣體詩歌已為廣大詩人所不滿，以李東陽為首的茶陵詩派攻之於前，以李夢陽、何景明為代表的“前七子”反之於後。李東陽論詩，推崇李白、杜甫，想以深厚雄渾之體，來替代啴緩冗沓的臺閣體詩歌末流，他善長樂府，有些篇什筆力尚屬雄健。但其論詩更多註意的是聲調音節，認為“學者不先得唐調，未可遽為杜學也”，視此為開啟詩歌奧秘的鑰匙，實際上未免舍本逐末。所以他的詩歌創作，內容亦有“覃研不足”（胡應麟《詩藪》續編卷壹）的貧乏癥，調子實際上與臺閣體詩歌相去不遠。李東陽也是臺閣重臣，周圍有壹批門生故舊學他的詩，如石珤、邵寶、顧清、羅玘、羅鐸、何孟春等。由於茶陵詩派在理論與創作上都存在弱點，所以並未能真正消除臺閣體詩歌的影響。待到前七子崛然興起，才完成了這個任務。臺閣體、茶陵詩派主要靠其首領官居極品而發生影響，前七子則主要以自己提出的理論主張和創作實踐而引起人們註意，故其影響範圍較為廣泛、深入。恰如胡應麟所說：“壹時雲合景從，名家不下數十”（同前），其中最著名的除李夢陽、何景明外，還有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他們重視民歌，認為“真詩乃在民間”（李夢陽《詩集自序》）。推崇漢魏、盛唐詩歌。在他們看來，要創造興象造拔、神意雄麗的作品，必須復古。他們所定目標有壹定號召力，但是所指的創作途徑卻大有問題，李夢陽甚至認為復古就是臨摹古帖，連何景明也大為反感。何景明認為擬古應“領會精神”，“不仿形跡”，做到“達岸舍筏，以有求似”（《與李空同論詩書》）。
前七子大多是在政治上敢於與大官僚、大宦官作鬥爭的人物，所以他們能夠面對現實，寫出如《元明官行》、《歲晏行》等諷世之作。就在前七子復古運動大盛之際，江南有壹批畫家兼詩人，如沈周、文征明、唐寅、祝允明，作詩不事雕飾、自由揮灑。雖不免失之淺露，但其中亦有些生趣盎然、才情爛漫的詩歌。 ③明代詩歌在反映現實生活的廣度和深度方面，既不如唐詩，又遜於宋詩。這裏固然有八股取士，使“明代功名富貴在時文，全段精神，俱在時文用盡，詩其暮氣為之”（吳喬《答萬季墅詩問》）等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詩人創作指導思想上存在偏頗。前後七子的模擬成風，公安派的詩意淺露，竟陵派的詩境狹小，都是詩人不能深刻認識生活的重要性而結出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