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得古原草送別》
離離原上草，壹歲壹枯榮。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
註釋
①賦得：根據指定的題目寫詩就叫做“賦得”。古原：古老、寬闊的原野。詩題的意思是：按照“在長滿野草的古老原野上送別朋友”這壹個題目寫的詩。
②離離：形容春草繁盛茂密。
③壹歲：壹年。枯：枯萎，枯死。榮：生長，茂盛。
④野火：荒山野地裏的大火。
⑤遠芳：綿延向遠方的芳香的野草。
⑥晴翠：在陽光照耀下反射出壹片翠綠色的野草。
⑦萋萋(qī)：草長得茂盛的樣子。
賞析
命題“古原草送別”頗有意思。草與別情，似從古代的騷人寫出“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楚辭·招隱士》)的名句以來，就結了緣。但要寫出“古原草”的特色而兼關送別之意，尤其是要寫出新意，仍是不易的。
首句即破題面“古原草”三字。多麽茂盛(“離離”)的原上草啊，這話看來平常，卻抓住“春草”生命力旺盛的特征，可說是從“春草生兮萋萋”脫化而不著跡，為後文開出很好的思路。就“古原草”而言，何嘗不可開作“秋來深徑裏”(僧古懷《原是秋草》)，那通篇也就將是另壹種氣象了。野草是壹年生植物，春榮秋枯，歲歲循環不已。“壹歲壹枯榮”意思似不過如此。然而寫作“枯──榮”，與作“榮──枯”就大不壹樣。如作後者，便是秋草，便不能生發出三、四的好句來。兩個“壹”字復疊，形成詠嘆，又先狀出壹種生生不已的情味，三、四句就水到渠成了。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是“枯榮”二字的發展，由概念壹變而為形象的畫面。古原草的特性就是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它是斬不盡鋤不絕的，只要殘存壹點根須，來年會更青更長，很快蔓延原野。作者抓住這壹特點，不說“斬不盡鋤不絕”，而寫作“野火燒不盡”，便造就壹種壯烈的意境。野火燎原，烈焰可畏，瞬息間，大片枯草被燒得精光。而強調毀滅的力量，毀滅的痛苦，是為著強調再生的力量，再生的歡樂。烈火是能把野草連莖帶葉統統“燒盡”的，然而作者偏說它“燒不盡”，大有意味。因為烈火再猛，也無奈那深藏地底的根須，壹旦春風化雨，野草的生命便會復蘇，以迅猛的長勢，重新鋪蓋大地，回答火的淩虐。看那“離離原上草”，不是綠色的勝利的旗幟麽!“春風吹又生”，語言樸實有力，“又生”二字下語三分而含意十分。宋吳曾《能改齋漫錄》說此兩句“不若劉長卿‘春入燒痕青’語簡而意盡”，實未見得。
擴展閱讀：白居易的文學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誌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誌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重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這裏的“質而徑”、“直而切”、“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於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擴展閱讀：白居易的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孟子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誌，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壹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於事而系於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於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壹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壹系列原則。《與元九書》中他提出了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於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歷（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於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