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議論化。唐之杜甫、韓愈已有此苗頭，至宋，隨著詩歌功能、表現力的不斷擴大，社會矛盾的不斷加劇，再加之宋代詩人多與政治家和官僚兼為壹體，故爾“開口攬時事，論議爭煌煌”(歐陽修《鎮陽讀書》)——以詩為武器，議論時弊，幹預政治，已成為歷史的必然。而宋代盛行的禪宗和理學更進壹步加重了這壹風氣。自北宋中葉王安石、蘇軾後，大部分詩人都喜談禪，因而以禪論詩，以禪入詩，在詩中發揮禪理成為當時的普遍習尚。宋代的理學扼殺文學的美學價值，扼殺人的正常情感，對於詩歌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摧殘作用，至於將理學的陳詞濫調搬入詩歌創作之中，更產生了很多充滿頭巾氣的陳腐議論，正像劉克莊在《竹溪詩序》中所評，這類詩“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非詩也。”但也不能否認其中有壹些有理趣而無理障的好詩，如朱熹《觀書有感》雲：“半畝方塘壹鑒開，天光雲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就是壹首“寓物說理而不腐之作”(陳衍《宋詩精華錄》)。所以對宋人喜以議論入詩應該全面、辯證地加以分析。其次是才學化。這主要表現在喜於詩中廣征博引、多用故實上。這種傾向從唐之韓愈已見端倪，至宋更為普遍。從北宋初的西昆派到北宋中的蘇軾，再到兩宋之交的黃庭堅和江西詩派都有很明顯的表現。其中運用適當者能加深詩歌的表現力，運用過濫者則似“獺祭魚”，被後人譏為“除卻書本子，則便無詩”(王夫之《齋詩話》)。再次是散文化。趙翼在《甌北詩話》中曾說：“以文為詩，白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面，成壹代之大觀。”其時，從梅堯臣、歐陽修等人始，已有此傾向。總的說來它破壞了詩歌的固有特征，不足稱道。
坡仙集 蘇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