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唐以律詩為壹代之所勝，號為“唐律”。朝廷沿用隋制，又加以發展，確立起“以詩取士”的制度，用以選拔人才、考核官員。應試詩例用五言律詩（有仄韻），稱為“試律詩”，是唐代科舉與詩歌之間最為直接、重要的媒介。
唐五代以迄宋人，大多是把“以詩取士”，直接視為唐律繁榮的重要因素。如嚴羽《滄浪詩話》認為：“或問：‘唐詩何以勝我朝？’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盡管如此，宋人對應試詩本身的評價，卻也並不很高，如李頎稱“時有佳句”，葛立方雲“省題詩自成壹家”。元代科舉沒落，至明代，便不時有人質疑唐律系於“以詩取士”的說法。如胡子厚雲：“詩之盛衰，系於人之才與學，不因上之所取也。漢以射策取士，而蘇李之詩、班馬之賦出焉，此豈系於上乎？屈原之《騷》，爭光日月，楚豈以騷取人耶？況唐人所取五言八韻之律，今所傳省題詩，多不工。今傳世者，非省題詩也。”王世貞《藝苑卮言》亦雲：“人謂唐以詩取士，故詩獨工，非也。凡省試詩，類鮮佳者，如錢起《湘靈》之詩，億不得壹；李肱《霓裳》之制，萬不得壹。”這種以否定為主的態度，可以視為是對本朝“以八股取士”的變相維護。清朝有鑒於八股之弊，從康熙年間開始，便在八股之外，逐漸恢復“以詩取士”的舊制。這也導致當時箋註唐人應試詩，成為壹代風氣。
可見，古人對應試詩與“以詩取士”的評價，大致是從肯定到否定，再回歸肯定的。學界初期，也仍是以“促進”“促退”的價值判斷為主，前者如余冠英、王水照，後者則以郭紹虞為代表。稍後，皇甫煃、馬積高等，從考辨制度的角度，提出“以詩取士”晚於初、盛唐的詩歌高潮，使科舉與文學的關系隨之倒置，意味著：“以詩取士”對詩歌繁榮的影響有限，而詩的繁榮卻有力地促成了“以詩取士”的制度。至此，應試詩的地位，隨著“以詩取士”的倒因為果，愈加顯得無足輕重。近年來，或有側重應試詩文本的研究著作，亦多難逃“促退”的定聲錘，以至陷入自我否定的尷尬境地。這便是此前學界與之相關的研究現狀。
二
徐曉峰的《唐代科舉與應試詩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壹書主要涉及“科舉”與“文學”兩個方面。從制度研究來看，作者始終是以“詩”為核心，圍繞其所占比重與所起作用來展開論述。
以進士科“以詩取士”的確立為例，主要分為三個逐級深入的具體論題。其壹，是論證“雜文試不等同於詩賦試”。此前，學界多據文獻中“試雜文”“識文律”等字眼，斷定雜文試等同於詩賦試，將“文律”誤認為“聲律”。然而，作者從唐人雜文觀的演變入手，指出初唐“雜文”兼有“文”“筆”概念；辨明其時“文律”不當限定為“詩賦之律”，而應是“文筆之律”，認為此前“致誤之由在於對雜文、文律的解釋太過狹隘”。既然“雜文”不等同於“詩賦”，這就意味著，應試詩並不是天然被納入雜文試範疇的。換言之，最初詩在應試中所占比重，其實是或有或無的。
其二，是論證“雜文試漸以詩賦為主”。如果說，前段論述是以文辭辨析為主，雖富贍而難免“壹家之言”的話，那麽，這部分便是以翔實的史料為主，多角度說明詩賦是如何從包括箋、表、議、論、銘、頌、箴、檄在內的十種文體之中，脫穎而出的。這在印證前說的同時，也勾勒出詩的比重在雜文試中穩步上升，以至於在開元、天寶之際大致奠定主導地位的過程。
其三，是論證“以雜文試為首的新三場試的確立”。初期，朝廷重儒，以帖經為首場，後試雜文、策問，逐級黜落。帖經不中者不得試詩賦、策問。但是，“進士以帖經為大厄”。換言之，即儒學與文才多不可兼得，故朝廷準破格用“以詩贖帖”，說明帖經地位有所下降，而時風皆以“重文輕儒、尚才重詩”為主。至大歷，“以詩贖帖”發展為“以詩代帖”，說明“試詩”的作用，已經從黜落之後的“救贖”，發展為考前不試帖經的“替代”。這也意味著，帖經不再是科考必經的環節，而詩的比重與作用也因此得到空前加強。因此，中唐以後，以“雜文試”取代帖經而成為首場的演變，其背後邏輯，應歸因於雜文試的崛起。
總之，應試詩打敗諸多文體，成為雜文試的主流；雜文試從三場試中崛起，成為進士科取士的重要標準，這便是作者筆下“以詩取士”制度的全貌。與此同時，作者也註意到進士科錄取標準在雜文與策文之間的權衡與角力。具體而言，在貞元、元和時期，王朝中興，講究明道致用，時風崇儒務實、反對浮華，故科舉始以策文作為主要的錄取標準。隨著政局頹敗，策文地位隨之回落，雜文又得以與之頡頏。
科舉制度有常舉與制舉之別，前者常年施行，後者臨時詔行；有選拔人才與考核官員之別，前者以進士科為主，後者則為吏部銓選。本書兼顧而有所取舍，都因考察“以詩取士”的制度而定。例如，本書論證“百篇科”與“萬言科”以詩賦考核為主，意在選拔文學人才。雖為制舉，卻在中唐以後具有常舉化的傾向，很能說明詩歌作為文士進身之階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從層級來看，科舉又有中央與地方之別。此前研究側重中央，涉及地方制度時多語焉不詳。幸而本書作者不曾偏廢，以有關“鄉貢再次取解與拔解”的專題研究，最見拓荒之功。
三
從文學研究來看，本書立足應試詩，卻始終具有參照唐律的自覺意識，故能順利融入主流詩歌史。
首先，本書考察唐代應試詩的體制特征，諸如限題、限韻等，卻並不局限於此。以限韻為例，作者指出唐代“試律詩”用平、仄韻皆可，只是或有規避仄韻的趨勢；而宋代乃必以平韻為限。這就從官方考試的角度，說明了唐、宋聲律法則之間的區別與聯系。此外，作者有關文體因革的考察，上溯至初唐的律詩定型與宮廷應制傳統，勾勒出唐代律詩興起、繁盛，然後得以納入應試範疇，最後到“雜文試漸以詩賦為主”的完整過程。
其次，本書討論應試詩的創作模式，卻能跳出“鮮少佳制”與“時有佳句”的品鑒之爭，只是將應試詩視為客體，並結合唐律的創作經驗來談。具體而言，涉及試詩的起承轉合與三段結構，是源於唐律的日常經驗；有關試詩的緣題技巧，折衷事、情等，又能與中晚唐律詩的應用傾向結合起來。除此之外，試詩原本體現著官方的詩美理想，具有天然的“雅詩”屬性。其發展，從最初“溫柔敦厚，不怨不怒”的雅正之音，到寒瘦、綺艷各體的摻入，再到朝廷詔令“重塑文格，以正頹俗”的企圖，更是很好地反映出試詩相對獨立，卻又與唐律互為影響、相輔相成的整體趨勢。
最後，也最為可貴的，是能夠從開成年間有關應試“詩則依齊梁體格”的詔令入手，引出中晚唐“以復古為新變”的詩律革新趨勢。齊梁詩風，號為“齊梁格”，以綺艷細弱為尚，本是天然地為朝廷雅體所排斥。文宗詔令試詩“依齊梁體格”，顯然應是出於聲律復古的考量。近體律詩的發展，始於齊梁，成立於初唐，至中晚唐日趨精巧而時見束縛。朝廷倡導“齊梁體格”，自然是側重聲律，具有以“古調”救“新律”之弊的企圖。作者由此切入，圍繞皎然的聲律理論與律詩創作，以說明中晚唐詩人在律詩定型之後，又極力尋求突破的焦灼與不斷嘗試。因此，“詩依齊梁體格”，並不是對齊梁聲律的簡單復古，而表現為“用律不滯”“深於聲對”的律體新變趨勢。
總之，應試詩作為科舉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構成唐代律詩的特殊文本。作者以此窺入，不再局限於科舉如何從外部影響文學的傳統思路，而是嘗試將應試詩與詩歌的日常創作結合起來，視為各自獨立又相互影響的詩歌形態。這樣的思路與研究方法，對後來者自當有所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