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勛初先生學術研究述評
貫通歷代 彌綸群言
－－周勛初先生學術研究述評
莫礪鋒
壹
現代學術的壹大特點是分工日趨細密。學者的隊伍越來越龐大，學術成果的積累越來越豐厚，使得學者往往只能集中精力在某壹個較狹小的領域內精耕細作，才可能獲得較好的成績。不說別的，單是把自己所從事的領域內每年所發表的研究論著全部讀壹遍，便會耗去許多時間和精力。在這種態勢下，即使心想有所旁騖也難以實施。然而就其本質而言，學術研究，尤其是古代文史方面的學術研究，卻又需要廣博的知識結構和宏通的學術視野。否則的話，即使在壹個狹小的領域內也難以達到真正的專精。在原則上，大家都明白這些道理，也都希望達到既能博通又能專精的境界，可是事實上能達到這個境界的學者卻相當罕見，周勛初先生卓然獨立，堪稱其中的壹個代表。
2000年，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了7卷本的《周勛初文集》，其內容包括以下16種著作：《九歌新考》、《韓非子劄記》、《韓非》、《張騭文士傳輯本》、《文心雕龍解析》、《中國文學批評小史》、《文史探微》、《文史知新》、《高適年譜》、《詩仙李白之謎》、《唐詩文獻綜述》、《唐人筆記小說考索》、《唐代筆記小說敘錄》、《當代學術研究思辨》、《西學東漸與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無為集》。其後，周先生又出版了《李白評傳》、《餘波集》等書。此外，周先生在文獻整理以及工具書編撰方面也碩果累累，限於篇幅而未能全都收入《文集》。那些著作中有些是周先生組織學界同仁集體編撰的，如《唐詩大辭典》、《唐人軼事匯編》等受到學界廣泛好評的大型工具書，以及大型古籍整理成果——壹千六百萬字的《冊府元龜》校訂。這些書雖然成於眾手，但是全書從發凡起例到審定全稿，都滲透了周先生的壹番心血。至於其它的幾種由周先生獨自編撰的書，則都是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研究專著，象其中的《唐語林校證》，就被譽為“當之無愧的在研究的基礎上進行整理”的著作（趙守儼先生語）。瀏覽壹下上述書名，就可看出周先生治學的範圍十分廣博。從時間上看，從先秦、魏晉南北朝、隋唐直到近現代；從學科門類來看，涉及文獻學、歷史學、文學等學科。如果分得更細壹些，則包括楚辭學、諸子學、譜諜學、文學史、文學批評史、學術史等分枝。卞孝萱先生贊揚周先生“專通結合，又專又通，堪稱特立獨行，難能可貴”，確非虛語。
那麽，周勛初先生是如何取得如此卓著的成績的呢？是不是他獲得了特別優越的治學條件呢？非也。與大多數當代學人壹樣，周先生走過的治學道路也相當坎坷。他1954年畢業於南京大學，分配到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1956年底考回母校讀副博士研究生，未及畢業即留校任教。此後，政治運動壹浪高於壹浪，大學校園也與整個社會壹樣的喧囂動蕩。等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教育界和學術界基本恢復正常時，周先生已經年過五旬了。周先生在《無為集·序》中回憶說：“我的前半生，就是這麽七顛八倒地任人擺布，生命消耗在種種‘革命’行動之中。”可謂慨乎言之。即使進入新時代以後，周先生也並未能把全部心力投入學術研究。他先後擔任了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所長、南大研究生院副院長等職務，還有不少社會兼職，不但忙於教書育人，而且在學科建設以及社會工作方面花費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可以說，周先生並沒有得到命運的特別優待，他所以會成為壹個又專又通的學者，完全是自身不懈努力的結果。
周勛初先生的性格沈穩寧靜，處事方式縝密周詳。他在南京大學讀書時，曾師從胡小石、羅根澤、陳中凡、汪辟疆、方光燾、張世祿等著名學者，在文字訓詁（包括甲骨、金文）、目錄學、文學史、文藝學等方面打下了堅實的學術基礎。周先生後來的學術研究經常由於客觀條件的變遷而時斷時續，而且經常被動地變換研究方向，但是早期打下的堅實基礎使他左右逢源，觸手生春，從而不斷地寫出高水平的論著來。例如他在讀大學時曾聽過楚辭名家胡小石先生講課，讀研究生又重聽此課，對在楚辭中涉及的先秦神話產生了壹些想法。可是研究生尚未卒業，系裏卻讓他中輟學業並立即承擔文學批評史的課程。那個年頭大學裏的師生都怕沾“白專道路”的邊而對學術著述避之唯恐不及，周先生卻考慮到自己即將轉向專治批評史，遂抓緊時間撰寫了《九歌新考》壹書。此書是周先生的第壹本學術專著，而且在成書20多年後才得以出版，但它不但平亭眾說、考鏡源流，而且在論證《九歌》所及諸神時提出了很多新見，實已達到很高的學術水準，顯示出周先生的著述從壹開始就有著很高的起點。又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評法批儒”運動中，有不少學者被迫參加了所謂的“法家著作”的註釋評論工作，當時也出版了不少書籍，但事過境遷，未見有多少書成為有學術價值的著作。周先生當時參加了由南京大學承擔的編寫《韓非子》新註的任務，他卻把那個兒戲式的政治任務變成了嚴肅的學術活動，不但乘機熟讀了《韓非子》，而且對先秦諸子也廣泛地涉獵了壹番，並對《韓非子》中的某些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從而寫出了《韓非子劄記》這部著作。天道酬勤，正是自強不息的敬業精神使周先生在與常人相同的處境中做出了與眾不同的成績，從而脫穎而出，成為古代文史研究領域內的著名學者。
二
堅實的基本功和勤奮的治學精神是成就壹個優秀學者的必要條件，卻不是充分條件。在古代文史學界，出身於名師門下、且自身勤奮不懈的學者並不少見，但是能象周勛初先生這樣在多種研究領域內都獲得卓越成就的學者卻如鳳毛麟角，那又是什麽原因呢？我覺得個中奧秘只能從周先生的學術研究自身中去尋找。
周先生治學，嚴格遵循學術規範，對自清代乾嘉學派以來的學術源流有深透的理解，而且知各家之異同、短長。宋代黃庭堅贊揚陳師道“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絡脈”（《答王子飛書》），周先生對學術源流的掌握也有這種特點。周先生曾為南京大學的研究生開過壹門名為“近代學者治學方法研究”的課程，從近代學者中選出王國維、陳寅恪二人的幾篇代表作作為教材，詳細深入地解析它們在方法論上的特點，為學生們指點治學門徑。他還曾對黃侃、胡小石、陳寅恪、朱東潤、羅根澤、程千帆等學者的治學特點寫專文予以總結、論析。周先生後來把這些講稿和文章編為《當代學術研究思辨》壹書，於1993年出版問世，受到熱烈的歡迎，被多家兄弟高校采為研究生教材。事實上，周先生對學術源流的理解和掌握並不僅限於此書。周先生平日與我們閑談時，常會興致勃勃地談論有關近代學者的趣聞掌故，對繆荃孫、沈曾植、陳三立、李瑞清等人的情況如數家珍。然而周先生在方法論上並不局限於此，他對近代學術受到西方思潮影響的情況也非常熟悉，曾撰寫《西學東漸和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壹書對之進行剖析。他對當代的海外漢學進展情況也十分關註，與許多著名的外國漢學家保持著密切的聯系。正因如此，周先生在方法論上就能轉益多師，從而博采眾家之長，並融會貫通而形成自己的學術路數。
周先生把熟讀基本典籍視為治學的必要準備條件。我經常聽到他說，某某前輩學者對某書讀得真熟。事實上他自己也熟讀了許多基本典籍，對所研究的領域內的基本文獻幾乎達到了爛熟於胸的程度。當然，任何人閱讀的書總是有限的，象周先生這種研究領域十分廣泛的學者，更加不可能窮盡所有的有關文獻。於是周先生采取了前人行之有效的辦法，就是治學從目錄學入手。他在寫第壹本專著《九歌新考》之前，就曾按饒宗頤《楚辭書錄》所附的楚辭學書目按圖索驥，從而透徹地掌握了《九歌》研究的學術現狀。他從事《韓非子》研究時，也先查閱了許多有關書目，並對《韓非子》的版本源流作了深入的考察，寫出了《韓非子版本知見錄》壹文，然後才開始研讀其文本。周先生還親自動手撰寫書目，例如1990年出版的《唐詩大辭典》有壹個附錄《唐詩文獻綜述》，這是由主編周先生親自撰寫的。唐詩文獻浩如煙海，但周先生在這篇5萬字的綜述中非常全面地介紹了這些文獻的情況，把它們分成文集、史傳、小說、譜諜、碑誌、壁記、登科記、書目、詩話、藝術、地誌、政典、釋道書等13類，不但論述了每類文獻的性質、產生背景、流傳情況，而且介紹了此類文獻的重要典籍的內容和使用價值。這篇綜述對於唐詩研究者、尤其是對於初學者來說，具有十分實在的指導意義，因此受到廣泛的贊揚，周先生把它從《唐詩大辭典》中抽出來獨立成篇，原因就在於此。然而目錄學的學術意義決不止於提供書目，它還有更重大的學術意義，那就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章學誠語），周先生也是在這個意義上運用目錄學的。周先生在《唐人筆記小說考索》的後記中自述其心得：“我的研究方法，是先從目錄學入手，把唐代筆記小說放在學術史的洪流中加以考察，然後將它置於唐代文化的大背景下予以審視，結合政治、歷史、宗教等多種因素，探討它與其他文學門類的關系和影響。”的確，如果不是從目錄學入手，如果不是對目錄學的深層學術意義有透徹的理解，就難以具有如此宏通的學術眼光，並對學術源流具有如此清晰的把握。
周先生的學術研究是多層次的，他雖然有很強的思辨能力，但決不輕視文獻考釋等基礎性的工作，並把文獻整理看作學術研究的第壹步。他寫了《文獻學與綜合研究》壹文來專門論述文獻整理的重要性：“壹個專業的古代文學研究工作者，對此應有較多的知識，才能熟練而恰當地處理研究工作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具有深厚文獻學基礎的人就有可能掌握並使用最恰當、最可靠的材料進行研究，從而得出可信的結論。”在這方面，周先生的《唐語林校證》堪稱是典範性的成果。《唐語林》雖是宋人王讜所著的壹部筆記，但是其材料卻大多采自唐代的著作，所以是研究唐代文史時不可或缺的壹部筆記。《唐語林》的原序目中雖然列出了所引書目五十種，但是正文中並未註明出處，再加上編纂和流傳中產生的種種錯亂和殘佚，遂使此書的材料源流不明，真偽莫辨，文字上的訛誤更是層出不窮，使用起來非常不便。周先生評價《唐語林》說：“壹、這是壹部很好的書，材料很可貴。研究唐代文史的人，壹定得用作參考。二、這是壹部很糟的書，太雜亂。不經過整理，就很難閱讀。”可謂壹針見血。在這種情況下，周先生接受了中華書局整理《唐語林》的約稿任務，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這生動地體現了周先生不計名利、只想為學術多作貢獻的精神。周先生為整理《唐語林》付出了很大的心血，此中辛苦真是難以為外人道也。他首先對《唐語林》的文字進行校勘，不但遍徵此書的各種版本，而且運用大量的總集、別集、類書、筆記等旁證材料來作比勘，從而整理出較為可信的文本。他然後又進行文本溯源工作，盡可能找出每條條文的出處，用原書或後代引用過此條的類書來比較異同，並輯補了佚文20多條。他還對書中難以索解的唐人習語、雙關語和冷僻典故等作了解釋，幫助讀者讀懂原文。他還撰寫了所引各書的提要，編制了引書索引和人名索引。經過幾年的辛勤工作，壹部版本可靠、源流清晰、釋義精確的《唐語林校證》才出現在學者的案頭。此書受到著名學者趙守儼、程毅中、王國良等人的高度評價，連美國的《中國文學》雜誌也專門發了短評予以好評（第11期），真是名至實歸。周先生本人也專門為此書而寫了《唐代筆記小說的整理心得》壹文，不僅自道其甘苦，也為後學的古籍整理工作指示了正確的門徑和態度。
經周先生之手的古籍整理大多達到了高度的學術水準，比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唐鈔文選集註匯存》，就是由周先生利用在日本講學的機會復制了京都大學輯本，並多方訪求，拾遺補闕，才得以最終編成的，周先生還為此書撰寫了長篇前言以介紹此書的原委和特點。許逸民先生稱贊此書“為新選學發展史樹立了壹座裏程碑”，可證其學術價值之高。又如周先生主編的《唐人軼事匯編》，其創意雖是模仿前人的《宋人軼事匯編》，但是無論是體例之完善、編選之精審，還是資料之浩博、出處之準確，都堪稱後來居上，是壹部詳實可靠的工具書。2006年由鳳凰出版社出版的《冊府元龜（校訂本）》，是周勛初先生領導南大古典文獻研究方面的同仁集體完成的大型古籍整理成果。《冊府元龜》卷帙浩繁，原文又不標出處，整理校訂的難度很大。周先生為校訂此書制定了嚴密周詳又切實可行的條例，並在實際的校訂工作中對參加者予以精心的指導，傾註了大量的心血。經過長達十年的努力，全書終於出版，並榮獲首屆“中國出版政府獎”，成為大型古籍整理方面的標誌性優秀成果。可以說，周先生在目錄學和古籍整理、工具書編撰等方面的工作不但為其整個學術事業奠定了堅實的文獻基礎，其自身也達到了很高的學術價值，這是周先生對學術作出的無私奉獻。
三
周先生的學術研究更值得稱道的優點是既能博通又能專精，前者主要體現在他能在不同的學科領域和時代斷限之間做到融會貫通，觸手生春；後者主要體現在他的研究都是解決具體問題的實證式研究，每本書、每篇文章都能落到實處。這兩者也許可以歸結為“大處著眼，細處落筆”八個字。
周先生具有寬廣的學術視野，他的研究打破了當今學術界習以為常的壹些疆界，把不同學科、不同時段的研究對象放在壹起進行統壹的觀照，從而達到了融會貫通的境界。當今的學者，往往把研究工作集中在某壹個時段，或某壹種文體，甚至某壹位作家、某壹部作品。可是我們很難說周先生的研究對象是哪壹個時段或哪壹種文體，更不能說他是專門研究哪壹位作家乃至哪壹本書的。從時段上說，周先生至少在先秦、漢魏六朝、隋唐、清至近代幾個時段的文學史或學術史研究中都堪稱專家。從文體上說，周先生至少在楚辭、諸子、古代散文、詩歌、筆記小說等方面都堪稱專家。更不用說他的研究其實還跨越了文學、史學兩大學科，他在研究中運用過的方法還涉及神話學、人類學、民俗學、宗教學等相關學科，而且常常把幾種方法綜合起來運用，從而更好地解決問題。漢人王充說：“博覽古今者為通人。”（《論衡·超奇》）又論“通”之重要性說：“海不通於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夫人含百家之言，猶海懷百川之流也。”（《論衡·別通》）“通”之壹字，在學術上的意義本有兩重，壹是指知識面廣，《易·系辭上》：“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孔穎達疏曰：“言通曉於幽明之道，而無事不知也。”二是指通曉事物的變化之道，《易·系辭上》雲：“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孔穎達疏曰：“物之窮極，欲使開通，須知其變化，乃得通也。”正由於周先生的學術研究中貫穿著這種“通”的精神，才能達到博古通今、出入文史的境界，才能對古今學術的淵源流變有深刻的把握。
周先生學術研究的“通”有兩點明顯的表現，壹是其學術研究的範圍十分廣泛，上文已經涉及，茲不贅述。二是其學術研究經常體現出宏通的眼光，不僅視野廣闊，而且脈絡清晰，真正做到了壹以貫之。在周先生的心目中，無論是文學史還是學術史，都是壹個整體，他對它們都有著全局在胸的把握。例如他的《中國文學批評小史》壹書，以20多萬字的篇幅展示長達3000年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在同類著作中可能是最為簡潔的。此書出版後廣受學界歡迎，不但在國內多次印刷，而且被譯成日文、韓文，在國內外許多所大學被采為教材，除了其簡潔明了的優點之外，其內在的“壹以貫之”的清晰脈絡顯然是最重要的原因。蔣凡、汪湧豪先生評此書：“疏而不遺，儉而無闕，使莠稗鹹除，菁華畢出。”確非虛譽。即使是單篇的專題論文，周先生也常常能做到小題大做，在具體問題的論析中表現出他對其來龍去脈的整體性把握。例如下面兩類論文：
第壹類是論述對象自身即具有貫通不同時代的性質的論文，如《古今文史觀念的演變——以正史、小說為重點所進行的探討》壹文，對中國古代關於筆記小說的史學價值的觀念之發展演變進行了全面的探討，指出古代輕視小說的傳統觀念雖然在近代逐漸有所變化，但仍未得到徹底扭轉，並提議進壹步開拓正確地處理小說材料的治學途徑。又如《登高能賦說的演變和劉勰創作論的形成》壹文，從《文心雕龍·詮賦》中論及“登高能賦”說對賦體之形成的作用說起，對此說在古代文獻中的各種表述循本溯源，分析異同，從而指出此說在各種典籍、各個時代具有不同的含義和性質，最終得出劉勰雖引古語而實已註入新義的結論。此類論文雖然篇幅不長，但其中貫穿著文學史或學術史的通變意識，如果不是全局在胸，是不可能如此高屋建瓴的。
第二類論文的論述對象本是某個具體的問題，但在周先生筆下也做到了見微知著，貫通古今。例如《從唐人七律第壹之爭看文學觀念的演變》壹文處理的是壹個比較細小的問題，即前人關於哪首詩是唐代最好的七言律詩的爭論。但是周先生並沒有象前人那樣孤立地對那些作品作孰優孰劣的評判，而是把各家的說法置於不同的時代背景之下予以考察，並進而指出各家的說法都與其所處時代有著密切的關系，而且典型地體現出唐、宋、明、清四個時代的不同的文學觀念。這樣，此文不但為“唐人七律第壹”之爭這個長期聚訟紛紜的問題找到了合理的解釋，而且為我們考察唐宋以來的文學觀念之演變提供了壹個獨特的視角。與此類似的還有《郭璞詩為晉中興第壹說辨析》、《杜甫身後的求全之毀與不虞之譽》等文。應該說，要在第二類論文中體現出通識要比第壹類具有更大的難度，因為當研究者關註此類題目時，往往會受到它們的研究對象的微觀性質的束縛，從而入而不出，並影響其結論的準確性。如果長期如此，還會使研究者陷入瑣屑、狹窄的境地而不能自拔。
那麽，在學術研究中追求通的境界，其目的究竟是什麽呢？周先生對此有十分明確的答案，他講解陳寅恪的《論韓愈》的壹篇文章就題作“通才達識，迥出意表”，並在此文的開頭說：“事物之間的聯系充滿著辯證的關系。有些事物之間，看似絕無關系，甚至還有相互排斥的情況，但若細加考察，則仍可以發現彼此之間有其內在聯系。人們觀察事物時，如果只是停留在表面現象上，那就只能人雲亦雲，在低層次上作些論述；但若能發掘出事物之間的潛在著的深層聯系，並能深入地加以闡發，最後取得大家的公認，這類文字才有可能被人認為具有發人之所未發的創見。顯然，我們應該努力提高自己的學養，培養敏銳的感受力與觀察力，有所發現，有所創新，有所建樹。”這段話說得十分精采。所謂“發掘出事物之間的潛在著的深層聯系”，也就是深入事物的本質，因為世界上的萬事萬物之間本來就是互相聯系、互相作用的，即使有些事物以孤立的狀態出現，那也只是表象而非本質，這是我們所處的這個宇宙的根本性質。正因如此，深刻的研究必然要關註事物之間的聯系（包括***時性的聯系和歷時性的聯系），而不是僅僅滿足於對單個的事物作孤立的考察。周先生的學術研究正是這種學術理念的生動體現。
四
周先生的學術研究帶有強烈的樸學色彩，但是並不嚴守清代乾嘉學派的考據訓詁的藩籬，程毅中先生為《周勛初文集》所作的書評題為“尋求新樸學發展的道路”，可謂探驪得珠。樸學，究其本義，是指壹種樸質的學問，故清人用來專指經學中特重考據訓詁的流派。周先生對乾嘉學派的學術成就是很欽佩的，但是他更加心儀的是以王國維、陳寅恪為代表的現代學術傳統，他說：“近百年來，我國學術界出現過好幾位傑出的學者，如王國維、陳寅恪等人，他們壹方面繼承了清代樸學的優良傳統，壹方面又接受了西洋學術新的研究方法，他們的成就，必須繼承。”周先生本人的學術研究，也帶有同樣的特點，程毅中先生評之為“文獻學和綜合研究，體現了壹種具有樸學精神的治學方法，也許可以說是開拓了壹條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史研究的道路。”這種“新樸學”的內涵當然是十分豐富的，它在周先生的學術研究中也有多方面的體現，其中最為顯著的壹個特點則是不尚空言、意在解決具體問題的實證精神。
學術研究有什麽實在的意義？著書作文的目的是什麽？在周先生看來，治學的目的是很明確的，那就是為了解決問題。周先生對那種遊談無根、老生常談式的論著是很不以為然的，他本人的論文無論長短，都是針對某壹個具體的問題而展開的，而且都能得出壹個切實的答案。當然，這個答案必須是具有新意的，甚至是發前人所未發的。周先生的文集中頗有壹些題目就很新警的文章，例如《魏氏三世立賤的分析》、《劉勰的兩個夢》、《〈文選集註〉上的印章考》等文。曹操、曹丕、曹叡“三代立賤”，即把出身貧賤的女子立為後妃，這個現象早在《三國誌》的裴註中就提到了。但是人們壹般只把它看作曹氏作為“贅閹遺醜”的家族的非禮妄為，卻並未深究其本質。周先生通過仔細的分析，指出曹氏此舉不但含有阻止後族幹政的政治目的，而且意味著對傳統道德觀念的離棄，曹氏的這種家風對“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的建安文學有深刻的影響。劉勰在《文心雕龍·序誌》中說到他早年作過的兩個夢，壹是夢攀彩雲，二是夢中隨孔子南行。這兩個夢有什麽意義？劉勰為什麽要在書中寫它們？周先生對此作了精采的分析，他考察了當時文人常常夢及多采之物的現象，以及盛行壹時的占夢之風，從而指出劉勰托夢示意的意圖，於是劉勰的兩個夢的意義就昭然若揭了。這些文章從選題到切入角度都具有別出心裁的創新意義，讀來有耳目壹新之感。
如果說上述論文的***同性質是題目都很新奇且較窄小，從而易於出新的話，那麽我們再來看看周先生的論題較為宏大的文章。《梁代文論三派述要》是周先生寫於文革之前的重要論文，此文把梁代的文論分成守舊派、趨新派和折衷派，詳盡地論述了各派的特點和彼此間的分歧，從而對梁代文論有了整體的把握，且弄清了其內在脈絡。此文較早傳到海外，被臺灣學人譽為“探驪得珠，允稱佳制。”《韓愈的〈永貞行〉以及他同劉禹錫的交誼始末》壹文所討論的是前人聚訟紛紜的舊題目，但此文既把韓、劉關系置於中唐的政治、文化背景中進行宏觀考察，又結合兩人個性等諸多具體因素作微觀分析，從而得出了比較新穎且公允的結論，很有說服力。《敘〈全唐詩〉成書經過》壹文對《全唐詩》的來龍去脈進行了深入的探討，詳細論述了揚州詩局迅速編成《全唐詩》實因沿襲季振宜《全唐詩》及胡震亨《唐音統簽》的奧秘，這對學界正確評價《全唐詩》並理清唐詩學史的自身脈絡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此文發表後得到學界的高度重視，傅璇琮先生認為它“是壹篇很有分量的論文”。此外如《元和文壇的新風貌》、《北宋文壇上的派系和理論之爭》等文也都具有後出轉精、推陳出新的特色。至於他的《魏晉南北朝時科技發展對文學的影響》、《劉勰的主要研究方法——“折衷”說述評》、《宋人發揚前代文化的功績》等文，體現出更寬廣的視野和更敏銳的目光，對拓寬學術領域具有更大的意義，更是不言而喻的事實。
周先生曾自述其治學心得說：“從事學術研究，應把‘發前人所未發’作為第壹要義。假如只是改頭換面地抄襲前人的某些觀點，或是把許多他人的觀點綜合壹下，或是在前人的結論上再增加幾條材料，都算是創新，那又有什麽意味？”（《順其自然地登攀》）又說：“文中必須有創見，力爭在學術上有所突破，這是從心靈中流出的精液，更能激發妳魂牽夢縈的感受。”（《書林跋涉的自白》）如果妳讀過了周先生的全部論著，定會覺得這真是壹位成功學者的肺腑之言。這些話雖然說得相當平實，但實際上已提出了壹個相當高遠的學術目標。在這個意義上，周先生的這番話也可看作是壹個學界前輩對後來者所傳授的經驗之談，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周勛初先生雖已年近八旬，但他老當益壯，好學不厭，仍然象以往壹樣勤奮地讀書、治學。在《周勛初文集》出版之後，他精心選編的《李白研究》壹書已經出版，此書前言對百年來的李白研究作了全面的總結，選文則用宏取精，得到國內外李白研究界的高度重視。作為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評傳從書》之壹種的《李白評傳》則凝聚了周先生多年研究李白的心得，在李白的家世、生平行事及思想傾向等方面都有較大的開拓，堪稱李白研究的最新學術成果。薛天緯先生認為：“由於基本史料的限制，李白的實證性研究已少見有效進展。本書卻能獨辟蹊徑，揭示了李白獨特思想形成的深層背景，為解讀李白提供了新的視角與觀點。”由周先生指導的馬來西亞留學生余歷雄博士將老師的教誨纂成《師門問學錄》壹書，記錄了周先生在循循善誘的教學過程中所發表的許多富於啟發性的學術見解。老驥伏櫪，誌在千裏，周勛初先生依然筆耕不輟，在《文學遺產》等重要學術刊物上仍不斷出現他的學術論文，由他主持的重編《全唐五代詩》、《宋人軼事匯編》等工作也正在有條不紊地進行。壹位勤奮不懈的耕耘者方能長葆學術的青春，在周先生的學術活動中正閃耀著中華傳統文化那種生生不息的精神。
[原載《周勛初先生八十壽辰紀念文集》，莫礪鋒編，中華書局，2008年4月版，第569～5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