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在他的早期創作中善於把自己藏匿在詩句背後，不斷變換面具和語氣。詩中的“我”大都是戲劇人物，不是直抒胸臆的作者本人。但是總的看來他偏愛壹種萎靡不振、無可奈何同時又不失幽默的聲音。這壹特點確實使壹般讀者難以理解艾略特的早期詩歌。艾略特的詩作往往沒有通盤謀劃好的思想脈絡，他數次開玩笑地引用拜倫《唐璜》中的詩行為自己辯解：“我當然不敢號稱我十分懂得/當我想露壹手時自己的用意。”在論文《玄學派詩人》裏他還表達了這樣的高見：當代詩人的作品肯定是費解的，我們文化體系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必然會對詩人的敏感性產生作用，“詩人必須變得愈來愈無所不包，愈來愈隱晦，愈來愈間接，以便迫使語言就範，必要時甚至打亂語言的正常秩序來表達意義”。
艾略特認為，在詩歌創作中有種“想象的秩序”和“想象的邏輯”，它們不同於常人熟悉的秩序和邏輯，因為詩人省略了起連接作用的環節；讀者應該聽任詩中的意象自行進入他那處於敏感狀態的記憶之中，不必考察那些意象用得是否得當，最終自然會收到很好的鑒賞效果。表現這種“想象的秩序”和“想象的邏輯”最為充分的大概就是奠定艾略特現代派主將地位的《荒原》。
艾略特的登峰造極之作是作於1935年至1942年之間的《四個四重奏》，它們分別是《燒毀的諾頓》、《東科克爾村》、《幹燥的塞爾維吉斯》和《小吉丁》。《四個四重奏》是探討永恒和時間的哲理詩，但是詩人並不使用純粹抽象的概念，他帶領讀者在具體的歷史中探索永恒與時間的辯證關系。《四個四重奏》的用語普通正規而又十分精確。對語言異常敏感的艾略特常會詞不達意，他在《東科克爾村》裏把寫詩比為“與詞語和意義的難以忍受的扭鬥”。艾略特對自己的信仰和創作始終不敢心安理得，他擔心語言會因使用不當而退化，這必然會影響到我們思想感情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