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史”說在中國古代詩文評中有著極其廣泛的運用。楊慎從詩歌主情的本質論、詩貴含蓄的審美論以及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實等方面對“詩史”說進行了剖析，該論在“詩史”論的流變中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
元楊維禎的《梧溪詩集序》說："世稱老杜為'詩史'，以其所著，備見時事。予謂老杜非直紀事史也，有春秋之法也。其旨直而婉，其辭隱而見。如《東靈湫》、《陳陶》、《花門》、《杜鵑》、《東狩》、《石壕》、《花卿》、前後《出塞》等作是也。故知杜詩者，《春秋》之詩也，豈徒史也哉？"(東維子集.卷七)他認為"詩史"之提法不足以涵蓋杜詩的審美價值。杜詩不但"直紀事史"，而且還能通過暗寓褒貶的春秋筆法使作品具有含蓄蘊藉的審美效果。 明唐元?NFDD2?謂："'稻為鸚鵡粒'，紀實也，'梧實鳳凰枝'，不以凡鳥棲故，沒其本色也……世稱公'詩史'，此等句法，頗類史筆，言外各有含蓄。"杜詩捃.卷三） 詩歌首先應該紀實，但是僅僅有這些還不夠，還要從史書的寫作汲取營養，從而達到含不盡之意於言外的效果。而且他認為詩歌應該對原有的現實生活進行取舍加工，去粗取精，而不能像記流水賬壹樣，否則，非但不能譽為"詩史"，連詩也稱不上。因為"史自有史筆，所謂簡而且詳，疏而不漏。若纖悉具書，如市廛賬簿，且不得言史，無論詩矣" （杜詩捃.卷二）。所以後來的紀昀說："自宋人倡詩史之說而箋杜詩者遂以劉晌、宋祁二書據為稿本，-字-句，務使與紀傳相符，夫忠君愛國君子之心，感事憂時風人之旨，杜詩所以高於諸家者，固在於是。然集中根本不過數十首耳。詠月而以為比肅宗，詠螢而以為比李輔國，則詩家無景物矣。謂紈絝下服比小人，謂儒冠上服比君子，則詩家無字句矣。元所論，雖未必全得杜意，而刊除附會、涵泳性情，頗能會於意言之外。" （杜詩捃四庫提要）
二、 秉筆直書的創作精神
宋人已經發現了杜甫詩歌具有史書秉筆直書的創作精神。如劉克莊《後村詩話》卷四說："子美與房管善。其去諫省也，坐救管。後為哀挽，方之謝安。《投贈哥舒翰》詩，盛有稱許。然《陳濤斜》、《潼關》二詩，直筆不少恕。或疑與素論相反。余謂：翰未敗，非子美所能逆知。管雖敗，猶為名相。至於陳濤斜潼關之敗，直筆不恕，所以為'詩史'也。何相反之有？"說杜甫的詩歌有"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此書卷九又說："《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諸篇，其述男女怨曠，室家離別，父子夫婦不相保之意，與《東山》、《采薇》、《出車》數詩相為表裏。唐自中葉，以徭役調發為常，至於亡國。肅代而後，非復貞觀、開元之唐矣。新舊《唐史》不載者，略見杜詩。"正是因為杜甫的秉筆直書，才使得其詩歌具有補史的認識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