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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航海時代:帝國興衰的縮影

?大航海時代:帝國興衰的縮影

 600年,作為明帝國首都的南京曾經親眼目睹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航海:從1405年到1433年,鄭和龐大的寶船隊七次從南京龍江關緩慢地駛入長江,借道太倉附近的瀏河口進入波濤洶湧的東海,然而這些奠定了明帝國15世紀海上霸主地位的行動並沒有使南京作為壹個著名的海運城市而流傳於世,僅僅在鄭和最後壹次泛舟下海後幾十年,曾經宏偉的南京寶船廠就變成了荒蕪河灘上的小作坊,寬闊的瀏河入海口也逐漸淤塞。同樣,當1498年達茄馬帶領他的小艦隊到達東非時,當地的原住民對他們帶來的諸如玻璃珠、粗呢等禮物不屑壹顧,他們告訴歐洲人,在很久以前,有白色的?鬼?,穿著絲綢,駕著大船,到訪過他們的海岸。然而,卻沒有人知道這些人是誰,也不曉得他們來自何方。寶船就這樣從世界的意識中被遺忘了,為何明帝國的海上事業在最輝煌的頂峰突然衰落?答案似乎必須從曾經作為它誕生地的遺址中才能找到。

 寶船與奢侈的骯行

 相對於整座喧鬧的南京城,位於南京濱江路與草場門大街的寶船廠遺址還算是壹個靜謐的地方,盡管遺址的門口已經打出布告,宣告即將把這裏變成擁有包括南洋半島景觀群落、波斯灣景觀群落,乃至明式水鄉與小吃街的?鄭和下西洋文化公園?,但除了壹些在建築工地上繁忙的工人,幾乎沒有遊客來參觀這支被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稱為?600年前的中國無敵艦隊?誕生的地方,茂密的荒草與新修建的石板步道環繞著三座?作塘?,布滿藻類的水面使得它們看起來是已經淤塞的溝渠。然而許多史學研究者認為,這裏,而非那座位於西北,已經蕩然無存的明代龍江船廠,才是制造那些猶如海上移動城堡般?寶船?的確切地點。?我從1959年就住在這裏,從三叉河口到現在的銀城花園,漓江路。有兩公裏長的地方都叫寶船廠。?新華造船廠退休幹部楊斌對記者說,?清代管中山路這壹帶叫寶船灘,這裏的老百姓以南為上,北為下的原則,將這裏稱呼為上、中、下寶船,直到民國初年重新規劃南京時更名為中保村、上保村、下保村?。

 ?作塘,其實就是制造寶船的幹船塢,在解放初期還能看到6個作塘,但今天就只剩下3個。寶船廠當年就處於長江岸邊的河漫灘地帶,首先在作塘的位置挖淤加深形成塘口,把淤土堆積在作塘兩側,然後再從其他地方運來堅實的黃土,再次加固,經過夯打形成堤岸。?曾參與過2004年6號作塘發掘清理工作的江蘇文史博物館考古部副主任祁海寧對記者說,?這裏應當可以制造相當規模的船只,因為6號作塘長為400米,寬是40米。1957年就在這裏發現高達11米的大型舵桿,我們還找到了34處起到承重作用的造船墩臺和上千件造船工具和船板殘件。?

 考古發現是否能證明這些海上霸主確實存在,而非演義小說中的誇大杜撰?答案似乎是肯定的,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堅稱,早在宋代,中國就擁有了印度洋上最好的船舶,從而自 *** 人手中奪走了大部分的海上貿易,?它們平均大約100英尺長,25英尺寬,載重量可達120噸。在設計上,船底變窄猶如刀鋒壹般,以便能夠劈開海浪,從南部的福建以及浙江各路運來的松木,是造船的主要原料,船板相接的縫隙,是由絲絨碎布浸泡在桐油、石灰混合物之後再加以填補?。在馬可?波羅的《東方見聞錄》中,他在陪伴闊闊真公主前往波斯的伊爾汗國時,乘坐的就是14艘四桅九帆的?福船?。而直到15世紀晚期才在歐洲出現的幹船塢造船法也在沈括的《夢溪筆談》中就有提及:?熙寧中,宦官黃懷信獻計,於金明池北鑿大澳,可容龍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

 ?從墩臺和水深來看,寶船應為平底船。因為墩臺地基到地表的落差只有4米左右,地基上還有大約1邁克爾的臺架,是工人攀登其上作業時所用,所以如果是尖底船,那麽這個3米的吃水就肯定不夠,所以寶船壹定是平底船,其原型是明代的沙船。?江蘇社科院研究員、南京鄭和研究會成員季士家表示,?像福船這樣的尖底船可以破浪,穩定性強,但吃水太深。平底船不但可以載運更多的貨物,而且可以借助潮水停泊在沙灘上,作為陸地上的指揮辦公場所。比如鄭和第壹次出使滿喇加,就停留了相當長的時間,根據羅懋登《三寶太監下西洋通俗演義》的描述,最大號寶船的船體建築包括頭門、儀門、官廳、庫司等建築,無疑也證明了這壹點?。

 ?成書於萬歷年間的《三寶太監下西洋通俗演義》中有許多真實的歷史細節,不能當作壹般的演義小說。?國家博物館研究員王冠倬對記者說,?它證明了諸如曾經隨同鄭和出海的馬歡、鞏珍等人對寶船記載的確實性,長四十四丈,寬十八丈的寶船完全可能存在過。宋徽宗時期為了出使高麗,造有6艘顧募客舟和神舟,客舟長十余丈,深三丈,闊兩丈五尺,而神舟的尺寸甚至是客舟的三倍。在明代著名筆記小說《齊東野語》中,也記載了南宋時期洞庭湖楊麽起義軍所用的車船,可以達到三十六丈的長度。?

 在研究人員的講述中,我們可以想到600年前在這片江岸上宛如好萊塢巨片壹樣的場景:來自江蘇、江西、浙江、湖南、廣東各省的能工巧匠,連同家屬絡繹不絕地來到明帝國的首都。在永樂初年的鼎盛時期,大約有2萬?3萬人在這裏工作。他們按照技能被分為五廂:木作,鐵作,舨作,篷作和索作,每廂大約壹百戶。另外還有更夫,搭罩篷作,以及照料搬運建材馬匹的禦馬監匠役。在船廠中央,7座作塘中橫亙著寶船巨大的龍骨,工人們在塘底先修築以夯土為基礎的墩臺,在其上搭建名為?臺架?的腳手架,然後在其上制造船身,先按照壹定的間距配置防水隔艙,然後再以層層疊加的木板構成船側板,桅桿則豎立在已經丈量好,被稱為?錨壇?的桅位上,然後以黃麻撚子填塞船板間的縫隙,並覆以桐油和石灰等物,同樣的塗料也被覆蓋在聯結船板的耙釘與馬蹄釘上,以免鐵銹腐蝕木頭的纖維。桅桿使用的材料是堅固的杉木,而船身則使用榆木和來自四川的楠木。較大的船只擁有四層甲板,最底層用來安置泥土與石塊等壓艙物,第二層則是船員的宿舍與貨艙,第三層甲板則連接艙外的廚房與艦橋,最高層的甲板往往是士兵們的作戰平臺。當船只完成後,作口的門閘就緩緩升起使得江水灌入作塘,從而讓寶船直接進入浩蕩的長江水道。四十四丈四尺的長度並非壹個隨便的數字,官方長度的壹尺,從9.5到14英寸都有。地有四隅,中國位居?四海?之中,儒家思想中維系天下安定的品德,也正好有四種?禮、義、廉、恥。在整個船隊中,除了最大的寶船,還包括載運供品的八桅馬船,承載給養的七桅糧船,和使團成員乘坐的客船。根據馬歡《瀛涯勝覽》與《鄭和家譜》中的記載,全體人員包括品級不同的太監,戶部與鴻臚寺官員,乃至醫生,軍士,通事,書算手,買辦,***計26000?27000人。

 船隊壹旦開航,最為繁忙的恐怕就是那些?諳習水性,不畏風浪?的水手,他們用?牽星術?在黑夜的茫茫大海中準確判斷船隊的方位。?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鬥極則痦也?。這種以觀測星辰的海平高度來確定船舶緯度位置的方法早在《淮南子?齊俗訓》中就有記載。在《武備誌》中保存的二十頁鄭和海圖中,就擁有四幅?過洋牽星圖?,海員們所用的觀測儀器,稱為?牽星板?。明代筆記小說家李詡曾在《戒庵老人漫筆》中描述過這種儀器,是12塊邊長2至24厘米,帶有刻度的烏木板。觀測者手持牽星板,使板面與海平面垂直,下邊緣與海天交界線垂直,上邊緣與所測天體相接,板上引壹長繩以固定牽星板與觀測者眼睛之間的距離,計算單位為?指?與?角?,壹指大約是今天的1.9?,折合四角。在《鄭和航海圖》中,記載的星名達到18個之多,包括被稱為?北辰?的北極星,以及?燈籠骨星?的南十字座。如果雲霧遮蔽了這些天上的導航者,鄭和的水手們就會轉而借助水羅盤來調整航向,根據現存於牛津大學鮑德林圖書館《順風相送》與《指南正法》兩部羅盤針經,我們可以知道在成圓形的羅盤上刻有八個天幹,12個地支和4個卦位組成的24針位,每個針位之間相隔15?,能夠方便地實現四十八方向的導航。負責這些復雜觀測職務的海員被稱為?火長?。這些經驗豐富的首領海員還要同時擔負起計算時間與航速的責任,在海船上,壹晝夜被分為十更,每更大約是2小時24分鐘,良好天氣條件下,寶船船隊的航行速度,大約是壹更20英裏,即每小時八節。這個速度無疑是這些大小不壹的船只都能輕松保持的,盡管如此,許多專家學者仍然認為船隊在海上航行時不可能保持《武備誌》中復雜的密集隊形,而很可能是簡單的壹字長蛇陣。

 從南京到瀏河的見證

 馬府花園坐落在南京太平南路東側的馬府街上,與街道上車水馬龍的繁忙相反,在公園裏,只有壹些老人在荷塘邊濃密的樹陰下專註於琴棋與太極拳。作為南京鄭和研究會理事,鄭和第19代嫡孫的鄭自海先生告訴我們,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鄭和下西洋600周年紀念活動,這座曾經是鄭和府邸的公園將被重新修建為鄭和博物館,?建文四年,鄭和作為守備太監進入南京時,還用原名馬和,因為他在靖難之役中,於北京附近的鄭村壩立下軍功,所以在永樂二年,才改名鄭和。但是府第仍然被稱為馬府。?鄭自海說。根據老人回憶,馬府有72進房子,不過在太平天國運動定都南京時都被焚毀了,後來光緒年間在此基礎上建造了浙江人聚集的新安會館,而鄭氏家族就散居在南京,或遷移至蘇州、常州,甚至祖籍所在地雲南玉溪和昆陽。不過傳說鄭和全副戎裝的雲錦繡像,還有使用過的寶劍,仍然埋藏在馬府街的地下。老壹輩人都傳說,這張畫像上的鄭和與史冊中描寫的壹樣,是身長九尺,腰大十圍,濃眉大眼,符合他有智略,知兵習戰的個性。

 相對於這些傳說,鄭自海在近幾年中最關註的是家譜的搜尋,根據家族中的記述,鄭和的家祖是元朝的鹹陽王賽典赤,全名為賽典赤?瞻思丁?烏馬爾,?賽典赤?的意思是?聖裔的賢者?。按照《元史》中的說法,賽典赤是歸順成吉思汗的西域 *** ,歷任燕京路總管,中書平章政事等官職,在忽必烈時代,擔任雲南行省政事,後被封為鹹陽王,?明初沐英平定雲南後,不許用胡姓,讓所有 *** 改為漢姓,所以分為十大姓,長子叫馬速忽,就是鄭和的直系先祖,遷到南京後,直到建國初期,每年初壹,鄭氏家族都要聚集在凈覺寺,打開家譜,把新生的成員名字登上去。?鄭自海說,?家譜的正式名稱應該是《鹹陽家譜》,明代史仲彬《致身錄》中就記載有這本書,明確稱?和為鹹陽之裔,夷種也,永樂中,受詔而行遊西洋?。?遺憾的是,《鹹陽家譜》已經在?文革?中散軼,蹤跡全無,直到1990年,在十九世孫女沈鄭氏的家中,發現了四塊木板,蓋過水缸,結果發現是《鹹陽世家宗譜》的木刻封面。也證明了家族內部,關於自十世以下,就以?大尚存忠孝,積厚自流寬,蕃衍更萬代,家道泰而昌?二十字為排行字的習俗是正確的。

 相對於馬府,另外兩處見證了鄭和功績的遺址多少令人有些惆悵,從馬府行車不到半小時,就來到位於下關區熱河路的南京靜海寺,院落和建築雖然宏偉,但卻是1987年與1996年重修的結果,除了那塊在廂房墻壁中被發現,記載了鄭和率27000之眾,乘坐兩千料海船下海等只字詞組的靜海寺殘碑和鄰近天妃宮遺址中殘留的?洪仁普濟天妃宮之碑?,惟壹見證了600年歷史的只有兩塊銜接房梁與支柱之間,刻有花鳥圖案的?鵲替?。而距離它不遠,由鄭和監工,耗資250萬兩銀子,動用了10萬名夫役,從永樂十年開始歷時20年才完工的大報恩寺更是片瓦無存。那座高達240英尺的琉璃寶塔,於1856年毀於戰火,我們只能從著名美國詩人朗費羅的詩歌中領略它的雅致與優美:?位於南京的近郊,妳看那座瓷塔,奇異而且古老,高聳入雲天,整座塔多彩多姿,完全融入壹個繽紛的彩色世界,就像陽光照耀下花團錦簇的迷宮。?

 從南京出發,乘坐長途汽車沿高速公路行駛3小時,就可以到達鄭和龐大船隊的出海口,位於太倉東南的瀏河鎮,這裏不僅是太湖的瀉水道,也是瀏河與長江的匯合處。在鎮東南的河口,河面已經寬闊至百米以上,大大小小的駁船與拖輪在河面上緩慢地行駛。向導指向遠方壹處高崗說,那裏就是明代烽火臺所在?寶山?的地方。根據道光朝《劉河紀略》的記載,永樂十年,平江伯陳暄因?黑夜風雨,船多覆溺?,而奏請在劉家河海口東南建壹座土山,在上方建烽火臺,烽火臺高三十余丈,以狼煙與烽火引導進港的船只,永樂壹朝之內,西洋貢船絡繹不絕,劉家河遂被稱為?天下第壹碼頭?作為見證,明代詩人陳升曾有詩《婁江夜泊》,描寫當時海洋貿易的盛況:?古婁江上浪掀空,萬斛樓船葦葉同,蜃氣虛洋掩明月,尤雨度淮乘疾風。?從河口再向南20公裏就是長江與東海交接的吳淞口,崇明島的輪廓在淡薄的霧靄中清晰可見,在河岸壹望無際的蘆葦中,掩藏著望海亭的殘基,季士家告訴我們,從元代開始,海員們都習慣出海前在這裏燒香,請求天妃和其他神靈的保佑,這個習慣甚至壹直保持到民國時期。在鄭和於宣德六年(1431年)三月十六日立於劉家港天妃宮的《通番事跡記碑》上,講述了他們在遠洋中的?聖愛爾摩火焰?,這種常出現在暴風雨中樹梢、桅桿、尖塔頂部的青色閃光,無疑是他們在出航時虔誠祈禱,從而使天妃顯靈的標誌,?即有神燈燭於帆檣,靈光壹臨,則燮險為夷,舟師恬然,鹹保無虞?。

 ?劉家港在海運停止,漕運興起之後就逐漸廢棄,清代初年《崇明縣誌》也有記載,說鄭和寶船船大,難進瀏河,而附泊崇明,說明航線由於逐漸停運而開始變窄。?瀏河鎮鄭和紀念館館長劉詠說。到了清代,嚴如煜已經在《洋防輯要》中記述在萬歷年間,這裏的港口已經被海潮帶來的沙土所壅塞,?僅存壹線?。港口的興衰無疑是壹個國家海運興衰的晴雨表,15世紀初,明朝的水師還擁有3500艘各型的艦船,其中2700艘,配屬於沿岸各海岸巡檢司,而400艘則集中在南京壹帶。但僅僅過了壹個世紀,登記在冊的船只就只相當於這個龐大數字的壹小部分,其後的整整300年中,中國駛向東南亞的遠航帆船數字只增長了壹倍,最高峰時不過295只,載重不超過500噸。在位的弘治皇帝下令,民間修造兩桅以上的船只即為死罪。在鄭和的航海壯舉100年後的嘉靖二十三年正月,《蘇州府誌》再次提到了壹批從劉家河登陸,來自海上的外來者,然而他們不是外國貢使,而是倭寇。他們登陸後,肆虐至昆山、太倉、蘇州,屯兵和臨時集結的鄉勇在接敵後壹觸即潰,兵器火藥與銃炮?半被擄去?,然後占據昆山縣城作為巢穴達45日之久,從而成就了抗倭名將俞大猷在此立下的赫赫戰功。

 航海終止與鄭和的命運

 浩蕩的寶船隊無疑是明成祖好大喜功政策的完美縮影,然而它本身的衰亡也蘊涵在繁榮之中:永樂十四年,大運河的整治完成,在短短的5年之中,長達130多英裏的河道被疏浚,從而使作為國家稅收命脈的漕糧不必再通過海道運輸。野心勃勃的朱棣同時決心遷都至北京,在鄭和遠航的同時,大約超過100萬工匠在北京從事建築工作,終於壹場天降的災難被不滿的臣下看作是上天不滿的警告:永樂十九年五月九日,壹場暴風雨席卷了北京,閃電擊中了新近完成的紫禁城的三大殿?奉天殿、華蓋殿、謹身殿。大火在高大的朱紅圓柱上迅速地延燒,精致雕琢、彩繪的藻井與支撐的鬥拱皆付之壹炬。拔起地面百英尺、沈重的金黃色琉璃屋頂,亦為之崩坍。無數的絲幕、帷幔及皇帝的木雕龍椅,同時也迅即化為壹片灰燼。朝廷官員楊榮與數名宮闕衛士,勇敢地沖入烈焰中的建築物,著手搶救壹些文件,把它們堆在東華門外。據壹位目擊這場火災的波斯貢使的描述,當時火焰照耀,看起來直如?十萬火把?。這份記錄,也收入哈菲茲?阿不魯的編年史《歷史精華》中,他記道:這場火災,迅速地延燒至妃嬪的住宅與朝中的衙門以及寶庫,總計燒毀了?250間的房子?,並燒死了很多人。大火無法控制,終夜肆虐,直至第二天下午才撲滅。

 作為天子,朱棣不得不對這種警告有所反應,他命令暫停鑄造銅錢並買辦生銅、生絲及西北的馬匹,以蘇?民困?,?官府不急之物,暫行停止?,並豁免昔年受災地區的壹應稅糧,取消了寶船船隊的遠航,修造工作亦隨之停頓。雖然朱棣在聖旨中不談遷都之事,但官員們抓住這個機會陳述他們對遷都北京的關切,感覺遷都對百姓而言代價太大、負擔太重,而且朝廷的國庫現在幾乎空虛。這並非僅僅由於皇帝擴張性的外交政策,而是益以山東、湖廣的饑荒與福建的瘟疫為由,後兩者曾奪去了25.3萬人的生命。某些地方,老百姓被迫吃野菜茍活,然而還是有許多人死於饑饉。不僅地方上壯丁難尋,同時死亡的百姓亦多未及葬殮,屍骸盈路盈野。而代價不貲的安南叛亂,更對帝國財政困難造成雪上加霜。這場叛亂肇因於興造紫禁城,官方需索原木無度。雖在永樂十七、十八年敗於朝廷部隊之手,但安南人仍繼續在鄉間進行遊擊戰,耗費了明朝無數的士卒與財力。

 當成祖之子朱高熾即位之後,立刻對父親的政策采取了極端的收縮:立即釋放所有因觸怒他父親而被囚禁的官員,包含東宮時的老師騫義,他曾強調仁政的重要性;而另壹位老師楊榮,則主張抑制宦官的權力並自安南撤軍。所有論點,都是要撙節開支、註意?國本?,也就是說,農業才是國政的基礎。耗費不貲的軍事征討與興建新都的巨額支出,在他們看來,是損傷國本的。從實際的立場出發。維持這個八方來朝的帝國代價巨大:大量進貢的外來奢侈品?番貨?,不僅要求被全部收下,甚至也要按照?薄來厚往?的原則加倍給予賞賜。在永樂九年,鄭和船隊初次訪問滿剌加後,以國王為首,總數達540人的龐大使團來華,賞賜給這些?向化之民?的品物包括黃金百兩、寶鈔四十萬貫、錢兩千六百貫,以及成百上千匹的錦綺與帛。這些奢侈品除了堆放在京城的府庫中供應朝廷的開支,很難作為流通的資本對整個經濟產生什麽積極影響,作為對策,朝廷不得不用這些?番貨?來發放官員的工資。《明實錄》中就記載,宣宗時,戶部就要求北京的文武官員領取蘇木、胡椒來作為他們的俸米折鈔,蘇木每斤折合寶鈔五十貫,胡椒每斤折合寶鈔壹百貫。五品以上京官,7/10的官俸折支胡椒與蘇木,3/10發米。

 在鄭和的反對者中,最堅決的也許是重掌戶部尚書壹職的夏原吉,他提出了更進壹步的保守財政政策,以控制飛漲的通貨膨脹。他勸新皇帝不要挖金銀礦,不要買寶石、香料、調味料及其他奢侈品,也不要繼續寶船船隊的遠航。永樂二十二年九月七日這天,朱高熾正式登上皇帝的寶座,頒下了他的第壹道聖旨,當中反映了他的東宮教師及僚佐的思想:?下西洋諸番國寶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倉等處安泊者,俱回南京。將帶去貨物,仍於內府該庫交收。諸番國有進貢使臣當回去者,只量撥人、船護送其去。但系所差內外官員,即便回京。民捎人等,各放寧家。?而龐大的遠洋艦隊則被安置在福建長樂與劉家河的港灣內,被永久擱置起來,任其朽壞。

 永樂皇帝的征伐、海上探險和宮殿營建超過了當時國家正常的財政收入水平,達到歲入的兩到三倍,但更致命的危機來自明朝本身效率低下的財政制度。1425年,當宣德皇帝即位時,作為朝廷流通貨幣,沒有準備金與盈余的寶鈔已經貶值為1/4到1/7,僅僅被允許用來交納稅課和贓罰。作為國家主要財政來源的田賦也開始不為國家所掌握,因為耕地的分割常常使得大土地所有者可以以不同的名字分開登記自己名下分散的土地,用以逃避應當負擔的?役?與?均平銀?等具備累進稅制,同樣,由於缺乏現代性的統計核算制度, *** 也無從掌握那些脫離土地的戶籍人口,結果就是逃亡人口的稅額不斷地被加到未逃亡者的頭上。在為建造鄭和船隊出力最多的長江三角洲,富庶也因頻繁的海上探險而衰落。維持鄭和寶船隊所需的浩大開支與物資供應,常常是無償供給或者從田賦中扣除,稱為?役?與?辦?。《皇明典故紀聞》中就描述,造修船只所需的松木與楠木,分別每隔五年與七年征收壹次,開支由軍隊衛所與裏甲按照三七開的比例分攤,然而地方 *** 並沒有足夠的預算或準備金來支付這項浩大的開支,只能分攤到田賦上,或者以庫房中囤積的陳年貨物來抵賬。而在造船時,即便是像《漕船誌》這樣的官方文獻,也認為官辦工廠制訂的營造標準過分苛刻。壹條長十丈的運輸船,官方制訂的木料耗費大約是200?料?(10料為1丈),而民間標準則是官營標準的壹倍,其他諸如油灰,鐵釘與繩索等耗材也會相應增加。在顧炎武等儒家知識分子看來,這些措施很難擺脫?暴斂?與?苛政?的名銜,然而他們並不明白各地的?提舉司?與船廠並非現代意義上擁有預算、現金儲備和會計制度的企業,船廠只負責指定工程標準,並將征集來的原料下發。而在船只制造過程中出現的任何額外花費,都需要衛所與工匠自行承擔,從而使得官營工廠的工匠與衛所水軍常常集體逃亡,以躲避這些不可承擔的開支,這種現象的後果無疑是災難性的。到了15世紀中葉,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官營手工業戶已經逃亡了3/4,而衛所制度本身的衰落也造成了明朝無力征集壹支如此大規模的軍隊出洋,因為這些服兵役的軍戶很多並非自願。根據大明會典,每壹軍戶除開要出壹男丁應軍役,還要承擔本衛所的其他征發。除了月糧壹石,士兵沒有任何現金收入,只有不定期的寶鈔賞賜,從憲宗朝開始,就連月糧也已經開始被折支蘇木和胡椒。這樣就使衛所軍士的逃亡成為普遍現象,例如洪武朝廣西官軍定額為12萬人,而到了孝宗時代的1492年就只剩下大約18000人。鄭和航海下屬官軍,也來自南京之龍江衛、水軍衛、金吾衛、錦衣衛以及太倉江陰地區其他衛所,在初次西洋航海100年後,南京的兵部尚書就上奏折,稱曾經跟隨鄭和揚威各國的水師已經蛻化為壹批鶉衣百結的?狡譎誣賴?,他們?典賣旗甲,恣意橫行,折幹盜賣之弊,種種莫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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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些危機的打擊下,明朝的統治者?不管他們情願不情願,都必須使國家退回到朱棣即位前的內向狀態中去。成化十三年,1477年,是朝廷企圖復蘇鄭和偉大航海事業的最後壹次嘗試,身兼東廠總管的宦官汪直,曾經索取鄭和的航海日誌,但兵部郎中劉大夏卻焚毀了這壹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