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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化對宋代文學的影響?五百字以上

文學的發展是文化發展的壹種具體體現。陳寅恪認為,華夏文化造極於趙宋之世,是華夏文化之“本根”。他甚至認為:“將來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斷論。唯可壹言蔽之曰,宋代學術之復興,或新宋學之建立是已。”此亦當今“新儒學”孜孜以求者歟?宋學“本根”對於近現代之影響由此可見。

王夫之《宋論》卷壹論宋太祖壹統天下垂及百年,原始其因就在於與創業諸帝相較,無事功世胄之依憑而頗有懼心:

壹旦岌岌然立於其上,而有不能終日之勢。權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遠人;望不隆,故不敢以誅夷待熏舊;學不夙,故不敢以智慧輕儒素;恩不洽,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懼以生慎,慎以生儉,儉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

宋之文治,實在是出於憂患的不得已。但王夫之接著指出:“雖然,彼亦有以勝之矣,無赫奕之功而能不自廢也,無積累之仁而能不自暴也。”宋人求自立、求變革之精神寓其中矣!而所謂自立精神,即王夫之“求諸己”者,就其文化內涵言之,便是起自中唐為“攘夷”而張揚華夏自家文化之運動,是六朝至盛唐充滿“胡氣”的外向型多元文化之反撥。唐君毅稱:“中國民族之精神,由魏晉而超越純化,由隋唐而才情汗漫,精神充沛。至宋明則由汗漫之才情,歸於收斂。” 收斂正是“絢爛歸於平淡”的內向型宋文化之特征。中國文化轉型之幸與不幸,關鍵在此。

宋代獨特而淵深的美學意識是由其文化土壤所培植、文化精神所孕育出來的,經過有機的整合和融化,產生出特定的審美形態、格調和風味,遂成為文化型美學,有別於前代的唐美學。宋文化從下述諸多方面影響了美學的生成、表現和狀態。

宋代文人地位的變化。宋代文人士大夫物質生活十分寬裕,生活富足。促進了文化的發展。

北宋詞言及六朝,其主題不外興廢事、興亡感。北宋積貧積弱而又豪奢寬綽,故詞人對六朝奢靡之風的斥責就包含有現實隱喻意義。到了北宋末年,已是山河破碎,六朝作為回憶性對象再次出現,詞人情感意緒趨於悲咽蒼涼。到了南宋,南北分裂成為長期的事實,中興無望,而權要者文恬武嬉,不思抗戰,直把杭州當汴州。在這樣的社會背景和心理狀態下,對六朝的感受也就更為不同,更為深廣。把六朝與南宋的所有聯結點全部發掘出來,幾乎成為詞化了的六朝史,又在六朝史的歷史回憶中寄托著熾熱的情感。

宋代治史風氣頗盛,出現了壹批名史家和名史著,有的居於歷代史學之壹流地位。歐陽修之子歐陽發在《歐陽文忠公集· 事跡》中說:“其於《五代史》尤所留心,褒貶善惡,為法精密,發論必以‘嗚呼’,曰:‘此亂世之書也。’”書中最精彩的傳序,如《〈壹行傳〉序》十分贊美和強調作為人臣的忠、節,這是歐陽修史學思想的價值觀,也是宋代史學思想的核心。宋代特別是兩宋交替以及宋亡時期忠、節意識如此強烈,是有原由的。又如《〈伶官傳〉序》從五代後唐莊宗興衰倏忽的歷史事實中引發出極其重要、深刻的經驗教訓。其興也速,其衰也忽。興則不可爭鋒,衰則難以抗拒。興在“憂勞”,衰在“逸豫”,關節點即在此。這又不僅是針對五代的,而且普遍適用於各朝各代,有著強烈的憂患意識和罕見的歷史深度。這便成為宋代史學精神的集中體現。

“資治通鑒”作為壹個完整的概念和命題,體現了宋人的史學意識,宋人高度重視史學文化對現實的影響作用,因此,宋代文學審美類別上,詠史詩的存量特別豐富,涉及到先秦以來眾多的歷史人物和事件,單是詠王昭君的就有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以及梅堯臣、歐陽修、司馬光、劉敞等人的和詩,以王安石的成就為高。

議論風格

宋人的思維是思辨型的,所創立的哲學是思辨型的哲學。這就孕育了他們愛議論的習慣。宋人好為人師,好指點、發話、評論,滔滔不休。在這壹點上,宋人的議論風生,確實不同於唐人的感性描述。微言闡明大義,意象引發哲理,這是總體性的思辨結構所決定的。

宋人好思、多思。由於以形上道者為先導,就不會滿足於對形下器者的描述。往往從形下器者出發,進而加以提升,達於形上之道。因此,“器”乃所借對象,“道”才真正成為所論目標。“器”乃緣由、工具,“道”乃歸宿、本體。或引發人生哲理,或申述宇宙精義。不滿足於淺表之“象”,而是不斷探尋“意”,形成了宋人的思維線路和模式。這樣,宋代就開辟了壹個嶄新的審視和思辨的時代。

從文化風習上看,宋人頗有策士之風。宋代的精神領袖、文化精英領風氣之先,整個文化精神領域便彌漫議論之風習,成為時代之精神現象。這就自然而然地影響了文學、美學。詩歌是其中之壹,形成了最富宋代詩美學風格的議論化、哲理化特征。宋文亦如此,這並不包括那些純議論的文章,而是借助於某壹具體對象生發開去,以表述某壹生活、人生、宇宙哲理的文章。這樣,對象是具體的,所引發的則是抽象之理。而宋人在發表議論時常常在實踐性中包含著現實用意,是有感而發,有現實針對目標。

求異思維

宋人的思維是求異型的,有自己的獨到見解和看法,決不輕易認同前人和當代人。求異思維使其有獨創性,他們對人、事以至國事的看法、見解總是與眾不同,有自身獨到的視閾、觀照點和論析方式。

這是從對傳統經學懷疑、質疑所形成的宋代文化、哲學精神。所謂傳統經學正是所謂漢學,在對漢學的懷疑中建立和形成了具有自身獨特形態和內涵的宋學,以反傳統也就是疑古為起點。“懷疑”“疑惑”,是其思維出發點和基點。因其所疑對象的不同,又可分為兩派:壹派為疑傳,壹派為疑經。這中間有深入之趨勢。在否定性、懷疑性文化氛圍內,美學領域也得其風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