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壹∶
翼翼歸鳥，晨去於林；
遠之八表，近憩雲岑。
和風不洽，翻翮求心。
顧儔相鳴，景庇清陰。
其二∶
翼翼歸鳥，載翔載飛。
雖不懷遊，見林情依。
遇雲頡頏，相鳴而歸。
遐路誠悠，性愛無遺。
其三∶
翼翼歸鳥，相林徘徊。
豈思失路，欣及舊棲。
雖無昔侶，眾聲每諧。
日夕氣清，悠然其懷。
其四∶
翼翼歸鳥，戢羽寒條。
遊不曠林，宿則森標。
晨風清興，好音時交。
矰繳奚施，已卷安勞！
陶淵明與鳥
魏晉時代是壹個天姿爛漫、瀟散發露的時代。魏晉人向外發現了自然，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他們鐘情於自然，寄情於山水，著名的蘭亭之遊、金谷宴遊風流千古；特別是山水、田園詩派均濫觴於此期。陶淵明更是造化所鐘的“天生尤物”、是六朝時代的寧馨兒，他對自然的追求和對自然觀的理解實又走在了時代的前列。淵明的個性品格、詩歌題材、詩中之理、藝術風格無不表現了對自然的追求。自然與自由相關，淵明及魏晉士人對自然的渴望，實際上表征了他們對形體自由及精神自由的雙重渴望。這種渴望在兩漢經學統治相對松弛之後，變得尤為突出。還有壹點值得註意，那就是淵明的自然追求與鳥大有關聯。與玄風盛行相表裏的，是魏晉詩文中，鳥意象出現得比率明顯增加。這決不是偶然的現象，應該說是有其深刻時代內涵的。
鳥是有壹定象征意義的對象物，它的象征內涵是經過長期積澱的。《周易》之《中孚》、《明夷》、《漸》、《小過》等卦中均有鳥的影子，這裏的鳥大體上象喻著堅貞自守、遠遁自晦的高蹈情懷。《詩經》中的鳥意象更是不勝枚舉。“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象征自由、和諧；“交交黃鳥，止於棘”，則暗示了不得其所的意味。此外，《莊子》“逍遙遊”中高飛遠舉的大鵬，則是遠大理想的象征。先民視野中的鳥開啟了後代詩文中鳥的“原型意象”，歸納起來，大概為兩類：壹是追求宏大的境界，是經過拼搏後的自由；壹是選擇退守，是疏離主流群體的個體自由。兩種鳥的原型意象，陶詩中兼而有之，可以看作是其人生轉換的前後標誌。淵明思想之轉變實可以以鳥意象壹以貫之。
壹、淵明前期功業追求與鳥意象
六朝社會的最大特點是世族與門第。任何個人都無法超越社會時代帶給他的局限，陶淵明就生活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門第觀念影響。陶淵明的曾祖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勛，官至大司馬，封長沙郡公，功勛僅亞於王導，史家把陶與王相提並論，比做周朝夾輔王室分陜而治的周公和召公，說：“陶士行（侃）據三州之旅，郢外以安；王茂弘（導）為分陜之計，江東可立。”[1]又說陶侃“望隆分陜，理則宜然。”[2]淵明祖父陶茂做過武昌太守，父親陶逸做過安城太守，仕官已歷三世。如按照三世為官便成世族的傳統，確實也不能目淵明為寒門了。考諸淵明詩文，可見其對家族歷史的自豪感。《命子》詩中，詩人首先緬懷了祖先的光輝歷史：“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虞賓，歷世重光。禦龍勤夏，豕韋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又對曾祖陶侃的功業與人格高度贊美：“桓桓長沙，伊勛伊德。天子躊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再如《贈長沙公》詩中，稱自己的家族為“令族”，並將長沙公引為自豪，稱其為“實宗之光”。詩曰：“於穆令族，允構斯堂。諧氣冬暄，映懷圭璋。爰采春華，載警秋霜。我曰欽哉，實宗之光。”受大環境影響，陶淵明形成了壹定的門第觀念，這在當時不是個別現象，而是壹股時代潮流。寒門士人念念不忘的，是有朝壹日能躋身於世族高門的行列，而世族之胄也千方百計地善保家門、發揚宗族之光。因此，對於淵明的門第觀念，我們應該給予理解。在壹定程度上，門第觀念也與用世之心緊密相聯。受儒家傳統觀念影響，建功立業、光耀門庭是士人的追求目標，在六朝時代，這兩者更強烈地聯系在壹起。陶淵明帶著壹定的門第觀念步入社會，沾溉著門第之澤，享受著由門第與家族帶來的榮譽與利益。權利與義務是相互的，享受權利的同時要為此付出代價。這種責任感主要不是出於外在的壓力或官方意誌，它實際上近乎內心的的律令。振興家族、光耀門庭，並實現個人的政治理想，六朝世族人士大多將個體功業的建立與家族命運的興衰緊密聯系在壹起，個體與家族休戚與***，***損***榮。清代方東樹說過這樣的話：“昔人雲：讀杜詩，當作壹部小經書讀。余謂陶詩亦然。但何必雲小也。”[3]可見，他是把陶詩當作儒家經典來推崇的。這種看法在歷代並不罕見，如宋代的真德秀就曾說過：“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掩。《榮木》之憂，逝川之嘆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4]此說絕不是空穴來風、無根之談，它們從壹個側面道出了淵明早年確實受過儒家思想影響並且形諸詩文。研讀陶詩，會發現淵明早期的篇什中，多處流露出儒家的功業思想及用世之誌。《停雲》詩寫道：“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暗寓著詩人關懷世難的憂心，以及功業難成的感慨。《時運》詩化用儒家所樂道的“曾點氣象”，表達了淵明早年對儒家精神境界的欣羨之意。《榮木》壹詩更表達了壹種自強不息的功業追求，該詩第四章寫到：“先師遺訓，余豈之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裏雖遙，孰敢不至。”從以上詩句中我們可以見出，淵明內心郁勃著昂揚的進取之心、功業之誌。“四十無聞，斯不足畏”，這句話活脫了淵明另壹面孔，它與後人心目中那位吟唱著“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隱者形象，相距實在太遠。我們以往對陶淵明的印象只是其中年思想成熟以後的形象，是淵明豐富人格之壹角。以“壹斑”而概其“全豹”有時會出現以偏概全的弊病。淵明早期功業之心，主要是傳統文化的熏陶、影響使然。對於古代大多數知識分子，“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他們最大的夢想，在“學而優則仕”的時代，誰能天生就超越歷史的局限而對功業榮名不屑壹顧、視如糞土呢？
陶淵明與鳥 來自: 第壹範文網
有壹個現象值得註意，那就是淵明前期詩中言及功業之誌間或用“鳥”意象來傳達。鳥的高飛遠舉象征著人的功業追求，鯤鵬展翅九萬裏，境界何其高遠！淵明早期詩中之鳥多用來表現其用世之心，功業追求。《雜詩》其五雲：“猛誌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可看作是此期內心世界的寫照。《停雲》詩最後壹章寫“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閑止，好聲相和”，未始沒有期盼知音賞識的意味。淵明懷著眷眷用世之誌走入社會，我們仿佛看到了他急切的腳步，感受到了他躁動的心跳。然而，誠如範文瀾先生所言，這是壹個“殺奪而濫賞”的社會，“統治集團中人得失急驟，生死無常，心情上表現緊張與頹廢……”[5]因此，興沖沖步入仕途的淵明不免碰壁，產生了矛盾與麻煩，在矛盾無法協調時，淵明開始了痛苦的轉換。淵明在斷斷續續做了十三年官以後，終於辭官歸田了，關於辭官的原因，他的藉口是“程氏妹喪於武昌”，後人則以為是恥於束帶見督郵，不肯為五鬥米折腰，千古以來流為佳話。實際上其辭官深層原因是其質性與官場不和。淵明在《歸去來兮辭》序中明確指出“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其《與子儼等疏》大意也是如此：“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感士不遇賦》中淵明更從社會政治現實角度揭示了辭官之由：“雷同毀異，物惡其上；妙算者謂迷，直道者雲妄。坦至公而無猜，卒蒙恥以受謗。雖懷瓊而握蘭，徒芳潔而誰亮！”封建社會特別是有晉壹代，政治混亂，官場腐敗，“政失準的，士無特操”。在人命危淺、朝不保夕的社會裏，士子們缺少壹種精神的依傍，也缺少生命的保障，還何談實現政治理想！淵明在長期的官場生涯中，飽嘗了顛沛流離之苦，感到了政治之不可為，認識了仁政理想之虛幻性，從而產生了擺脫現有生存方式尋找新生活的想法。
淵明此間思想轉換仍以鳥意象傳達。他形容此時的仕 宦經歷是“誤落塵網中，壹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歸園田居》其壹）將官場生涯比作牢籠，將自己對個體自由的渴望比作戀舊林。《飲酒》其四更形象地描畫了他此時的心態：“棲棲失群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淵明居官，本來是為實現政治上的抱負，獲得人生價值實現後的更大自由，而實際上他非但沒擁有這種自由，反而失去了更本原的、更珍貴的自由。此時的淵明“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長期的官場生涯，使他認識到居官並不能實現他期待的“自由”，他並不能象大鵬那樣扶搖直上九萬裏。因此此期詩中之鳥，意義發生了轉換，即開始追求退守的自由——與主流社會疏離後的個體自由。個體欲在社會上立足，實現人生價值，方式和路徑多種多樣，質性和誌向這二者有時候並不能統壹，這時全靠個體的取舍。在這茫茫的暗夜中，淵明是多麽需要有人指點迷津，也多麽渴望有某種力量載他渡過這壹段沼澤！這期間他以其深厚的人格素養完成了對壹個又壹個人生問題的思索與求證。黑暗與苦難磨煉了淵明，也成就了淵明，他終因對人生問題思考的廣度與深度而成為魏晉玄學的集大成者，也開辟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新的生活理想與人生模式。葉嘉瑩先生對此期陶淵明的分析較為細膩：“如以淵明之誌意而言，則用世乃其本心，歸田才是不得已。然而如以淵明之質性而言 ，則歸田方能保全其自然與真淳，而出仕則不免於有‘違己交病’之患。所以淵明的歸田，既非為了虛浮的隱居的高名，也非為了世俗的道德的忠義，而只是為了在‘大偽斯興’的此壹人世，保全其壹份質性自然的‘真我’。”[6]
二、鳥與淵明的詩意回歸
“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雜詩》其五）淵明壹生的尋覓與求索，如用兩個字概括就是——止泊——尋找精神的故鄉與歸宿。
淵明終於歸田了，從形體上、精神上都釋然了。找尋到本真詩意生存後的淵明，其筆下的鳥，則是另壹種形象。《歸鳥》壹詩，最具代表性：“翼翼歸鳥，載翔載飛。雖不懷遊，見林情依。遇雲頡頏，相鳴而歸。遐路誠悠，性愛無遺。”詩中之鳥，生機盎然、躍動、真純、無憂無慮，它不必再擔心遭罹網羅，也不會在日暮時飄泊無依。它無限深情地依戀著養育它的樹林，這是它生命的起點也是最終的歸宿。“翼翼歸鳥”其實就是淵明思想成熟的寫照，他終於找到了止泊之處——田園——他生命與精神的依托之所。此時的鳥“因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飲酒》其四）同樣，《讀山海經》其壹道：“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以鳥比興，淵明之本心逗露無遺。《飲酒》其七“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回應《歸鳥》壹詩。《詠貧土》其壹寫“朝霞開宿霧，眾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念念不忘的仍是回歸。然而最能代表淵明深意的當屬《飲酒》其五：“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王士禎《古學千金譜》曾析此詩到：“忽悠然而見南山，日夕而見山氣之佳，以悅鳥性，與之往還，山花人鳥，偶然相對，壹片化機，天真自具，既無名象，不落言詮，其誰辨之？”淵明與鳥恍如壹物，投身於宇宙大化。鳥之於山林，恰如淵明之於田園、自然。山林為鳥棲息之巢，田園則為淵明生命與精神的止泊之處。此間淵明思考的最大問題，就是“歸”。當然，淵明之回歸並非是草率、賭氣、任性式的選擇，而是經過理性的抉擇與判斷，從中可見其人格涵養的力量。葉嘉瑩先生對淵明的這壹段尋覓的過程，有過詩意的分析：“自淵明詩中，我們就可深切地體悟到，他是如何在此黑暗而多歧的世途中，以其所秉持的、註滿智慧之油膏的燈火，終於覓得了他所要走的路，而且在心靈上與生活上，都找到了他自己的棲止之所，而以超逸而又固執的口吻，道出了‘托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的決誌。所以在淵明詩中，深深地揉合著仁者哀世的深悲、與智者欣愉的妙悟。”[7]朱光潛先生也認識到了淵明“蛻變”的痛苦過程：“談到感情生活，正如他的思想壹樣，淵明並不是壹個很簡單的人。他和我們壹般人壹樣，有許多矛盾和沖突；和壹切偉大詩人壹樣，他終於達到調和靜穆。我們讀他的詩，都欣賞他的‘沖淡’，不知道這‘沖淡’是從幾許辛酸、苦悶得來的。”[8]終老歸田、托身所得，這絕不是在有的詩人那兒常常聽見的無病呻吟式的囈語，而是淵明“拼卻壹生休”換來的壹句沈甸甸的人生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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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麽淵明何以獨對鳥如此情衷，為何不厭其煩地多次以鳥自況，特別是日夕歸鳥在其筆下頻繁出現呢？此中有深刻的哲學、文化底蘊，逯欽立先生已然有所闡發：“竊謂魚鳥之生，為最富自然情趣者，而鳥為尤顯。夫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推極言之，鳥與我同。鳥歸以前，東啄西飲，役於物之時也，遂其性故稱情。微勞無惜生之苦，稱情則自然而得其生。故鳥之自然無為而最足表明其天趣者，殆俱在日夕之時。既物我相同，人之能挹取自然之奇趣者，亦惟此時。則山氣之所以日夕始佳，晚來相鳴之歸鳥始樂，因為人類直覺之作用使然，要亦知此直覺之所以有些作用，即合乎自然之哲理也。”[9]鳥是自然的化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與宇宙自然相俯仰，此最為人類欣羨。因此它最易成為多情敏感的詩人筆下的寧馨兒。逯欽立先生所言極是，鳥為最富自然情趣者，與人生具有質的相似性。
鳥之與淵明的生死觀、義利觀還有莫大之聯系，不可不辨。鳥日出飛林，遠近覓食，象征著人生在世奔波求活，自有酸甜苦辣；鳥日落而息，象征人之止息或死亡，回歸本原，無怨無悔。淵明向來“視死如歸”，《歸去來兮辭》、《雜詩》、《挽歌詩》中都表現了此意。“家為逆旅舍，我如當去客”，這是多麽達觀的人生態度！另外，鳥日出而作，相約尋食，自食其力；然鳥之於利果腹便足，如“鼴鼠飲河，期在滿腹；鷦鷯巢林，不過壹枝”，決不縱欲逐利，此點與淵明之義利觀如出壹理。對於物質利益，淵明向來是持靈活態度。他不諱言利，且躬耕田園以求利。但是，他所需求的不過是正當衣食之需，這又與鳥性相通。可見，淵明與鳥確實有著極大的緣分。
淵明因追求進取而迷茫，又在迷茫中追求光明。“前塗當幾許？未知止泊處”（《雜詩》其五），“止泊”與回歸不僅是淵明得人聲指歸，也是魏晉士人精神尋覓的目的地，魏晉玄學的終結點。魏晉玄學重要壹派的走向就是逐漸與名教疏離而向自然靠攏。當然，魏晉玄學命題雜多，觀點各異，代表人物的政治取向多有不同，回歸自然是其主流。但真正對此有過成熟的思考、理性的感悟、並付諸親身實踐的，淵明是極高明的壹人。鳥是魏晉士人心目中的寧馨兒。淵明詩中的鳥意象決非空穴來風，而是有壹定的思想及文學基礎。以鳥為例來看魏晉士人的精神追求，可見出其鳥意象的深度與淵明之歸鳥不可同日而語。如著名的玄士何晏《言誌詩》中寫到“鴻鵠比翼遊，群飛戲太清。常恐夭網羅，憂禍壹旦並”，不無憂聲之嗟。詩中又表現了退隱逍遙的意願：“豈若集五湖，順流唼浮萍。逍遙放誌意，何為怵惕驚”。嵇康詩中寫鳥有十余處，也不外乎“用舍行藏”之意，換言之，分進取的自由及個體詩意人生自由兩大類。前者如《蔔疑》篇中透露出“方將觀大鵬於南溟，有何愛於人間之委曲”的不平之氣。他內心中充滿了對日益臨近的死亡的恐懼以及對自由的渴望。五言《贈秀才詩》中講“何意世多艱,虞人來我圍。雲網塞四區，高羅正參差”，即屬此意。嵇康的英雄主義精神最終碰壁了。阮籍嘗有濟世之誌，然其只能發言玄遠，以保命全身。最能代表阮籍思想真實的是這樣壹些句子：“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外野孤鴻”，是魏晉士人心態的典型寫照， 也可以說是魏晉玄學士人追求的精神起點。此外，魏晉士人詩歌中言鳥之處遠不止此。它如左思《詠史》其八寫到“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也大體表征了自身處境。陸機詩“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張載詩“仰聽離鴻鳴，俯聞蜻蛚吟”、“鸛鷺遵臯渚，數為繒所系”等等，都表明了他們擺脫劣勢處境的努力以及尋求詩意生存的探求。然而他們的探求都失敗了。就中原因很多，如阮籍的軟弱、妥協；嵇康的“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以及諸多士人的庸人化傾向，等等。
只有淵明之“翼翼歸鳥”最具深度及人格力量，只有陶淵明的探尋成功了，他的成功體現在文學、玄學和人生。就玄學而言，他的思考解決了困繞魏晉士人數百年的精神困惑，結束了壹個時代；就人生而言，他將玄學詩意化、人生化，是藝術化人生的大師，開創了知識分子新的人生理想、生存模式。淵明是魏晉玄學的終結者，代表了魏晉玄學的最高成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陳寅恪先生稱淵明“革新舊義，孤明先發”，實為吾國中古時代之大思想家。羅宗強先生在《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壹書中，也以淵明為魏晉玄學的終結。從“竹林七賢”到“金谷俊遊”再到“蘭亭玄思”，都停滯在尋覓自然途中的某個點上，只有淵明走完了全程。基於此，李建中《魏晉文學與魏晉人格》壹書，將建安文學以來的人格生成模式依次概托為：“鄴下——竹林——金谷——蘭亭——南山”，與之相表裏的分別為“孕育——徘徊——焦慮——消釋——重鑄”之心理流變，同樣視淵明為魏晉人格之終結。他更以優美筆觸描繪了淵明達到的境界：“南山的主人，不需要像鄴下或金谷文人那樣依附於權貴，也無須像竹林或蘭亭文人那樣耽溺於某種玄思。他是獨立的自由的個體，他身後是自然溫馨而神秘的擁抱。”[10]“翼翼歸鳥”，在今天仍是自由和諧人生的象征，對當代人或許具有壹定的指導意義和人生啟示。陶淵明的人生轉換及生存方式，從形式上，不壹定值得效仿，而從其精神實質上看，它的潛在價值無疑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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