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查嗣庭科場試題案”，歷史上傳說紛紜，莫衷壹是。較普遍的說法，是認為查嗣庭所出的試題是《大學》中的“維民所止”壹句。“維”、“止”兩字，是去“雍”、“正”之首。實際上查嗣庭並沒出過這個題目，那麽，真實的情況是怎樣的呢？
清朝雍正四年（1726）秋天，發生了壹樁震驚全國的大案，即所謂“查嗣庭科場試題案”。這是繼順治間莊廷銑《明史稿》案、康熙間戴名世《南山集》案和雍正三年汪景祺《西征隨筆》案之後的又壹大案。歷來的文字獄中基本上是以詩文獲罪，而以科場試題嫁禍的可謂絕無僅有，且受到查處的竟是當朝二品大臣、內閣學士兼禮部左侍郎、江西正主考官查嗣庭，除了株連親屬、大加殺戮之外，還停止整個浙江士人參加鄉試會試。此中內幕，確實令人費解。
由於事情來得突然，當時就傳說紛紜，莫衷壹是。較普遍的說法，是認為查嗣庭所出的試題是《大學》中的“維民所止”壹句。“維”、“止”兩字，是去“雍”、“正”之首。實際上查嗣庭並沒出過這個題目，而至今仍有人以訛傳訛。
另壹說出自《清稗類鈔》。據說：“查君書名震海內，而不輕為人書，琉璃廠賈人賄查侍者，竊其零鐮剩墨出，輒得重價。世宗登極，有滿人菜欲得查書，賈人以委侍者，半年不能得壹紙。壹日，查閉書室門，有所作。侍者穴隙窺之，則見其手壹巨帙，秉筆疾書，書訖，梯而藏之屋梁。乃伺查出，竊以付賈人。賈人以獻滿人，遂被舉發”。此說確否待證，或為最早被舉發的壹道線索亦未可知。
以上種種傳說，均未能說明問題的實質所在，雍正的真正用心，還須層層揭去假象，從頭說起。
查嗣庭，字潤木，號橫浦，又號查城。府廩學生，中康熙乙酉（1705）亞魁，次年聯捷得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甲午（1714）湖廣副主考，戊戌（1718）任山西正主考。嗣經吏部尚書隆科多薦舉，特令在內廷行走，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復經左都禦史蔡珽保奏薦舉，授禮部左侍郎，加經筵講官。想不到以後興起的這場大案，根子就出在這兩個薦舉人身上。
查氏學問淵博，才識過人，但不免有些恃才傲物、目空壹切的名士風度，常在筆底發泄他對當時現實的某些不滿。清史專家鄧之誠在《清詩紀事》中亦記其《除夕感事》詩句雲：“能餐白石家堪住，解作黃金吏待廉”，稱其“語含譏刺”。又《代皇子壽某》雲：“柳色花香正滿枝，宮廷長日愛追隨。韶華最是三春好，為近龍樓獻壽時”。鄧之誠認為：“皇子與所壽者，俱不知誰某。玩‘宮廷長日愛追隨’壹語，非椒房即內侍也。交通宮禁諸王，豈能免於雍正之時，而況曾為隆科多所薦舉乎！乃知嗣庭殺身之禍在此”。這話發人之所未發，是說得很有道理的。查嗣庭喜歡玩弄文字，嘲諷時事，且生性疏狂，言語尖刻，這在他的日記中也常常有意無意地暴露出來。
就在這次案發的前不久，也即雍正四年（1726）四月十壹日，雍正在制造另壹樁文字獄——錢名世案的時候，為了顯示自己的“皇恩浩蕩”、“寬大為懷”，他玩弄手法，別出心裁地下了壹道諭旨：“皇上以其（暗指錢名世）玷辱名教，罪不容誅，特灑宸翰，榜其門曰‘名教罪人’，又命在京大小臣工，由科制（舉）出身者，鹹為歌詩以攻其惡，俾天下後世懍然知所凜戒……”即命令有文化的臣子們合力圍攻咒罵。當時海寧籍的京官，如禮部尚書陳元龍、翰林院編修許焞等都不得不賦詩“奉旨批判”，查嗣庭當然也得批判錢名世，他寫了這樣壹首詩，以示表明自己心跡：“羞惡廉隅了不明，讀書堪笑負平生。昧心語已忘顏赧，悖理辭尤惡貫盈。壹網開恩寬斧領，百年遺臭辱簪纓。從今負罪歸鄉裏，掩口人慚道姓名”。盡管這種皇上命題的詩言不由衷，只能是“官樣文章”，但查嗣庭萬萬料想不到的是，就在五個月後，災禍會降臨到自己頭上，而且下場遠比錢名世更慘。
對查嗣庭的陷害是從“試題”打開“缺口”的。在我國封建時代，實行科舉取士制度。到明、清時，壹個讀書人要取得生員（秀才）資格，必須先經過縣試、府試和院試。接下去，正式的考試分鄉試、會試、殿試三級。鄉試每三年舉行壹次，在京城和各省城舉行，取中者稱為舉人。鄉試壹般都在農歷八月，因此又稱“秋試”。考試的題目，按規定都選用“四書五經”中的語句。
查嗣庭在雍正元年出任山西鄉試正主考時，也曾出過試題，選的是“不患人之莫己知”二句，“宜民宜人”句和“子產聽鄭”壹章，三題都還算平正，沒有被雍正抓住把柄。這很可能和雍正認為下手的時機尚未成熟有關。
然而，三年以後，到雍正四年秋天。查嗣庭受命出任江西鄉試正主考時，厄運終於降到了他的頭上。查嗣庭按照慣例，出了這樣幾道試題：首題是“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出自《論語》；三題“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出自《孟子》；次題兩道：壹道是《易經》的“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另壹道是《詩經》的“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本來都是合乎規範、無疵可指的，而且那次主持鄉試時行事相當謹慎，對關節的查防非常嚴格，考試也順利結束，壹切正常。
可是，雍正卻無中生有，借口“有人告發”，猛然拿查嗣庭“開刀”，實際上是蓄謀已久的事變發生了。雍正帝把查所出三個題目聯系起來，說：“今查庭嗣所出經題，前用正字，後有止字，‘正’字有壹止之象”，又羅織其他試題及查的日記文字有悖逆之詞，***四十二款，定為“大逆不道，怨誹詛咒”罪，查下獄，病死後戮屍另示，籍沒家產，子查淫處斬，秋後處決。胞兄查嗣瑮、胞侄查基“從寬免死”流放三千裏（查嗣琛年逾八十，不久卒於戍所）。族人或流放或與功臣為奴。只有其兄著名詩人查慎行（嗣瑯）父子“從寬免罪”釋放。後來民間也有附會，說查嗣庭所出題中“維民所止”壹句（語出《禮記·大學》），“維”“止”二字是把“雍”“正”砍去了頭。這大約是因為查嗣庭著過壹部《維止錄》，後世附會從這部書名產生。
查嗣庭案雖然也歸入文字獄壹類，但因同隆科多、蔡珽兩案連結壹起，具有了壹定的政治性質。實際上是雍正為了削弱和打擊隆科多壹派的勢力，進壹步除掉隆科多的“連環案”。隆科多是雍正的親舅父。在康熙去世之前，以皇後佟佳氏弟弟的特殊關系，擔任理藩院（掌管蒙、藏、新疆少數民族事務）尚書兼步軍統領，掌握京師警衛部隊。雍正即位之後，表面上對隆科多格外重用，但和年羹堯相似，隆科多也是個“招權納賄，擅作威福”的人物，引起雍正帝註意。因此，在查案發生之前，首先向年羹堯開刀，借口汪景祺案，依靠身任吏部尚書、兵部尚書等要職的蔡珽，解除年羹堯的職權，扣上九十二條罪名，責令自殺；後又將蔡珽定罪。查嗣庭曾經隆科多和蔡珽薦舉，相互間免不了有交往，這就必然會被看作隆科多和蔡珽的同夥。再者查嗣庭平時在對待現實政治、對待滿漢關系等有時也表現壹些不同看法，甚至發泄壹些不滿情緒，這對於時刻都在密切註視著臣下的政治思想動態、政治嗅覺特別敏銳的雍正來說，自然要當作敵對勢力，眼中之釘，必欲除之而後快了。所謂試題“怨望、諷刺”，實際上只不過壹種借口，壹塊遮羞布而已。
查嗣庭之獄結案後沒幾個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譜）罪付審，諸王大臣合議劾隆科多犯有四十壹條大罪，得旨永遠圈禁，家產追補贓銀，其二子也受處分。第二年，隆科多死於禁所，這個“連環案”宣告結束。
千古奇書《大義覺迷錄》
雍正帝因為意想不到的案件，又意外的涉及到他的繼統謀位以及宮中秘聞的事，異想天開地用史無前例的方法編了此書。其初衷為辟謠，結果適得其反，反而成了自我暴露，讓人信以為真。此奇書實系千古未有，個中情節仍是壹謎。
雍正六年（1728）有壹宗發生在西安的案件，卻攪動了清宮中的雍正帝，使他坐臥不安、頗費心思，最後竟編出壹本《大義覺迷錄》的奇書來，這就是曾靜投書案。
用文字殺人，雖非清朝皇帝的發明，倒也是清帝的“專利”，尤以雍、乾父子為最。雍正初年對讀書人的打擊和迫害，激起士人的強烈義憤。於是，許多中下層知識分子不願做官，在廣大民眾中制造反清輿論，挑起清軍入關以來的反抗情緒，曾靜便是這些知識分子的代表者之壹。
曾靜是湖南的壹名秀才，他不願再參加科舉而在鄉村教書，人稱他“蒲潭先生”，他在自己的學生中不斷揭露清軍入關及統治漢人的罪行，並在群眾中散布反清言論、著書立說闡發自己的主張。他寫的《知新錄》、《知幾錄》兩書集中揭露雍正的“十大罪”，即謀父、逼母、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誅忠、任控等，說他是少見的暴君。闡述“華夷之分”理論，讓大家起來反抗滿族統治，光復漢業。他深刻揭露滿漢地主對廣大勞動人民的殘酷剝削，號召人們起來反抗剝削壓迫。最終，發展到舉義造反的行動。
曾靜根據社會上的較為廣泛的輿論，認為嶽鐘琪是可以策動反清的領袖，於是在雍正六年（1728）九月，派遣自己的學生張熙帶著他給嶽鐘琪的書信和《生員應詔書》到西安去策動其舉義。
嶽鐘琪對清廷可謂忠心不二，壓根就不想造反，他能得到如今的高位，其謀略智慧絕非壹般人可及。當曾靜向他投書時，他想的是如何應對處理才能既不讓雍正因此懷疑他，又能把謀反者壹網打盡。嶽鐘琪通過詭計騙取了張熙的信任，獲得了有關實情後，隨即向雍正作了奏報。由於張熙已被騙說出了內中情節，曾靜無法再隱瞞實情，交待了他們與浙江呂留良、呂的弟子嚴鴻達、嚴鷗達等人的聯系。由於案情重大，牽連數省，湖南壹方無從審理，於是將此案調入北京，由雍正親自指揮刑部審案。
曾靜案查來查去，查出來的都是陳年舊賬。雍正只得宣布說，曾靜懷著不臣之心，聽了允禩、允禟等人的奴才們散布的謊言，便借以搬弄，蠱惑人心，誣蔑聖上。接著再查就到了呂留良案。曾靜對呂留良十分欽佩，認為呂留良有皇帝之才，只是無皇帝之命罷了。認為呂氏學說的中心旨在“華夷之辨”，其研究、宣傳華夷之別就是想要做皇帝，但終於未得機會。呂留良早在順治十年（1653）就中了秀才，後不再獵取功名，而是招徒講學，著書立說，名氣很大。康熙十八年（1679）開博學鴻詞科，官員推薦他，他堅決不就，以後又多次推舉其出仕，都被他嚴詞拒絕，後終於削發當了和尚。盡管他避居山林之中，可他的影響和他的弟子們卻還存留在大江南北。人們爭相讀他的書，傳播他的思想，做呂氏的徒子徒孫，沿海大埠、窮鄉僻壤，有誌之士無不風聞而趨。人們崇拜他，不僅在於他的學識淵博，尤在於他反對清朝的骨氣和思想。他的思想中“華夷之別”非常堅固。他認為清朝政府奪了華夏的江山，天地倒位，讓人們堅持漢民族立場，絕不可為夷狄政權服務。在他的語言和文字之中，也從未承認過清政府是合法的政權。
雍正認為，打擊呂留良、嚴鴻逵等可不是壹殺二流三抄家的事，而是要駁倒他們的“華夷之別”的思想，在廣大知識分子中清除其影響。於是，他把呂、曾的著作、言論公布出來，讓官員寫文章反駁，同時他自己動手寫論文，駁斥“華夷之別”論。最後，雍正頗費了壹番思考，決定了“出奇料理”之策。雍正想借此將康熙崩逝以來種種流言誹謗作壹次總的清算，並將有關曾靜案之諭旨，及曾靜口供等編成《大義覺迷錄》壹書，刊行全國，讓讀書士子和鄉間小民***知之。因為他最傷心之處是“天下有人如此論朕”，他說看了曾靜的《新知錄》“驚訝落淚”，是天下有人對他的“冤枉”，他要借此機緣“洗刷冤情”。
《大義覺迷錄》堪稱封建專制時代由皇帝欽編並刊布天下的第壹大奇書。維持獨裁統治的壹大要訣是神秘莫測，秦始皇“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此”，可謂得其三昧。對待政治謠言，最高明的辦法是不張揚其事，日久自會煙消雲散。否則，難免自生事端，搞得沸沸揚揚，天下盡人皆知，還會被人指為欲蓋彌彰，愈抹愈黑。雍正則不以為然，他堅信自己私德清白，“可以對上天，可以對皇考，可以***白於天下之億萬臣民”。
雍正七年（1729）十月初六，有關大臣請誅曾靜、張熙。雍正則以二人僻處鄉壤，偶為流言所惑，並非“造謠”之人為由，特寬二人罪。次日，命免罪釋放，並雲：“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賞壹人，不以私怒而罰壹人”。把曾靜、張熙免罪釋放的同時，許諾以後皇帝子子孫孫，永遠不得因此事加罪他們。雍正在上諭中還表揚曾、張二人，說他們不僅無罪，反而有功，因為不是曾靜投書，造謠誣蔑他的人就追查不出，他的冤枉就不得昭雪。之後，雍正命地方大員領曾靜到蘇浙各地宣講；把張熙帶到湖南、陜西各地宣講。以他們的現身說法，宣傳雍正至仁至孝和勤政愛民等各種功德；宣傳世人說雍正的壞話，都是阿其那、塞思黑的奴才們的惡意攻擊；宣傳自己為流言所惑，看錯了英明君主，表示懺悔等。壹時間竟鬧得朝廷內外、全國上下無人不知道雍正之“十大罪”狀，真可謂適得其反。
而在呂留良案子的處理上，雍正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手法。雖也是把官員們的批判文章輯錄成書，刊刻頒發給世人。同時讓各省學官廣泛征求文人們對呂留良案中人的處置意見，做好處罰名士、文人的充分準備。經過兩年的工作，到雍正十年（1732）對案犯作出處理：把呂留良、嚴鴻逵、呂葆中（呂留良之子）斬首戮屍示眾，另壹子呂毅中及嚴鴻逵弟子沈在寬處決。呂、嚴兩家其余人等壹律流放邊陲給旗人為奴。其他有牽連的，包括他們的學生、朋友、刊刻呂氏書者、藏書查出者、知情不報者、處理不力者皆從重治罪。
雍正對呂、曾案的處理是大出尋常的“出奇料理”，他對自己的如此處理曾表示出沾沾自喜。本來對他極為不利的宣傳，他敢於拿在公眾中敞開討論，又能讓犯罪者自己出來做反面教員，使自己由被動變為主動。這種出乎常人思維的做法，使當時的壹些大臣為之瞠舌，真可謂第壹大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