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夢”其“人生”實指“仕途”。詞中縱觀歷史，談的是“千古風流人物”在仕途上的功勛業績：思考現實，憶的是自己宦海生涯的苦難，亦是仕途，蘇軾因所謂訕謗朝政，險掉了性命，故不用“仕途”、“宦海”而用“人生”，以免涉及議政，而再次大禍臨頭，蘇軾入獄受審，浩劫余生，待罪困居黃州，他回顧自己政治上的大起大落，咀嚼仕途況味，借佛家“六如”（如夢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電）的觀點，表達了他對功業理想的意義和價值的懷疑和思考，並以之揚棄曾執著追求的功業理想，其仕途上的虛幻意識異常沈重，又加之以“壹尊還酹江月”與之相承，如果我們只停留在其表層意蘊上，不結合蘇軾其人去分析它，那麽說它厭世、混世、享樂思想俱全，說它反映了詩人悲觀頹喪的消極人生觀，似乎是順理成章的。其實問題並不這樣簡單。作品形象的意蘊，是從作家心理深層迸發出來的火花，是潛存於個人、社會、歷史、宇宙多種基因的染色體，是客觀形象的情緒化，其根源並不在於客觀形象自身，而在於作者的主體思想感情。而東坡的大部分詞是表現主體意識，塑造自我形象，表達獨特的人生體驗，抒發自我人生理想。誠如元好問所說：“自東坡壹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新樂府引》近人龍沐勛也註意到這點。他的《兩宋詞風轉變論》說蘇軾“悍然不顧壹切，假斯體以表現自我人格與性格抱負”。（《詞學季刊》第二卷第壹號）那麽要發掘“人生如夢，壹尊還酹江月”意蘊的真正指向，我們就不能僅就其形象而言其義，更重要的是把握詩人的主體思想感情。孟子雲：“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論述的就是這個道理。
毋庸諱言，“人生如夢”確有蘇軾在仕途上的“政治退避”的消極壹面，我們不必為所愛拔高其作品的思想性，但我們也不能因詞中流露了消極情緒就作簡單否定。在精神痛苦中，詩人確含有藉此排遣內心郁積的真實方面，可它又不是其精神世界的全部。“仕途如夢”並不意味著詩人整個人生態度消沈了，他並沒有像前人由此發展到對整個人生的厭倦和感傷，其落腳點不是從前人的“政治的退避”變而對“社會的退避”，而陷入消極的泥潭不能自拔。蘇軾在以佛老思想排憂解愁時，就告誡自己：”學佛老者，本期與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為無害”。（《答畢仲舉書》）他對佛家的懶散和老莊的放逸有所警惕，這說明他的人生追求是積極的，其居黃州時期，在文學上取得令人驚羨的成就，這就是明證，其弟蘇轍說：在這之前，他們倆兄弟的文章不相“上下”；“既而謫居於典，杜門深居，馳翰翰墨，其文壹變，如川方至，而轍膛然不能及也。”（《東坡墓誌銘》）蘇軾有如孔子，“欲以治世弊，道不行，則定《詩》、《書》、訂《禮》、《樂》、序《春秋》、。”《漢文學史綱要》）孔子不遇於魯，則去而它適；道不行，則退而著書立說，其人生態度可謂積極。蘇軾在宋代文壇的領袖地位足以說明他不僅沒有走向消極頹廢的道路，而且人生追求是孜孜不倦的。因此，蘇軾這裏不是借“酒”寫“愁”，這不合乎詩人曠達自適的個性氣質；是借“酒”寫“樂”，但也不是表達混世、厭世、縱欲享樂之情。那麽，它寓意為何？現試從詩人自我人格、個性氣質、處世哲學、人生理想等方面探尋。
東坡的詞往往是風格如人的，詞品如人格。關天其人品，即使對蘇軾頗有微詞的朱熹，也不能不贊嘆其凜然正氣。其雲：“蘇公此紙出於壹時滑稽談笑之余，初不經意，而其傲風霜、閱古今之氣，猶足以想見其人也。”（《跋張以道家藏東坡枯木怪石》）蘇軾壹生把“人格”、“名節”看得比什麽都重要。他早所所寫的《屈原塔》雲：“名聲實無窮，富貴亦暫熱，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節。”他是這樣寫的，也是這樣做的。他以“忘軀犯顏之士”（《上神宗皇帝書》）自居，又以“使某不言，誰當言者”（《曲洧舊聞》卷五引）自負，並以“危言危行，獨立不回”（《杭州還乞郡狀》）的“名節”自勵。他作《剛說》反駁“剛者易折”的說法，認為此乃“患得患失之徒”的論調，直到晚年，他仍表白“君命重，臣節在”（《千秋歲》）。蘇軾在“俯仰萬變”的仕途滄桑中，始終是以節義自守的，實現了自身人格道德的完善。他貶居黃州時寫下“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蔔算子·黃州定惠寺寓居作》），其決不攀附權貴，守正惡邪的高尚人品躍然紙上。如果我們聯想到其因“烏臺詩案”險遭殺頭的事實，其“壹尊還酹江月”，這個以“江月”為侶，與“江月”同樂的形象，仿佛重現了詩人在險惡的政治環境中風節凜然的直臣範儀，暗示了其雖處窮厄，誓不“俯身從眾，卑淪趨時”（《登州謝宣詔赴闕表》）的道德風範。
聽任自然，隨緣自適，超然達觀，是蘇軾的處世哲學。這也是他仕途上的進退觀。他雲：“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身長健，優遊歲月，且鬥尊前”（沁園春·赴密州》）他以這樣的哲學觀保持內心平靜，開朗樂觀。他用這樣的處世標準衡量古人，批評管仲不能做到“諫而不聽，則不用而矣”（《論管仲說》）指責責誼“不善處窮”（《論賈誼》）。他非常贊賞韓琦、歐陽修“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這壹處世哲學無疑地幫助他超越政治上的巨大創痛，而保持樂觀曠達的情懷。“人生如夢，壹尊還酹江月”的形象，體現了他的這壹處世哲學觀，表達了他對功名富貴超然自適的通達襟懷。
蘇軾是很具個性的人。他曾借“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幹淩空未要奇”（《王復秀才所居雙檜》）抒寫自己挺拔不屈的性格。這壹個性不僅未因政治受挫而改變，在黃州時反而尤為突出。其雲：“莫聽穿林打葉聲，何防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壹蓑煙雨任平生。”（《定風波·沙湖道中遇雨》）以至後來貶到邊遠的惠州仍作詩雲：白發蕭散滿霜風，小閣藤床寄病容。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縱筆》）這首詩傳至京師，章敦笑道：蘇軾還這般快活嗎？於是就把蘇軾貶謫到更遠的儋州。這是紹聖四年四月發生的事。蘇軾的政敵從“春睡美”這個快活形象中，體味到詩人政治上的不屈。”壹尊還酹江月”這個“樂”的形象，不同樣表達了詩人對政治迫害的輕蔑又不屈的個性氣質嗎？其對抗挫折，迎戰命運的意義，盡在言外。清人劉熙載雲：詞之妙莫妙於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藝概·詞曲論》）
這三者***同構成了詩人的人格的獨立精神。“人生如夢，壹尊還酹江月”表達了詩人對生活的摯愛，並在人生思考的多元取向中，最終落實到對個體生命與獨立的人格價值的不倦追求。詩人以“人生如夢”否定了追求政治功業的價值，以“壹尊還酹江月”表達了他轉而追求道德價值，追求自我人格道德的完善的人生理想。這也是“達兼窮獨”這壹中國傳統文化的體現。詩人“故我”的理想破滅了，但他不能不在社會存在中繼續尋找生命的意義和價值，而“壹尊還酹江月”這個與“江月”為伍，決不茍且從俗，保持自我本性的形象，正是張揚其人格的獨立精神，暗示出詩人新的人生思想——實現自身人格道德的完善。
“人生如夢，壹尊還酹江月”記錄了蘇軾價值取向前後變化的過程。蘇軾在《東坡墓誌銘》中說：“（蘇軾）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嘆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墨，博辨無礙，浩然不見其涯矣。”這段話充分說明蘇軾思想的復雜性及前後變化的過程。“烏臺詩案”應是其思想變化的分水嶺。蘇軾在黃州給他朋友的信中說，李端叔對他的“稱說”是“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所“稱說”的“皆故我，非今我”。其“故我”、“今我”謂何？其詞的“周郎”者，故我也”：“壹尊還酹江月”者，今我也。即執著地追求功業理想者，故我也；追求實現人格道德完善者，今我也。詩人在這裏借象顯之，思深而意遠。
總之，我們應根據詩人仕途上的進退觀、自我人格、個性氣質、人生理想的變化，去把握“人生如夢，壹尊還酹江月”這個文學意象的豐富內涵，去判定它蘊含的潛在的相對確定的定向暗示和情感意向，那種停留於語言形式而輕率作出簡單化、膚淺化，甚至曲解性的評價，是不可取的。最後，讓我們把詩句放回原作中、用簡表來說明它與全篇作品內容的有機聯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