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屈原是壹位深受廣泛推崇的偉大作家。兩千多年來，人們對屈原無端受到讒邪小人的中傷和昏庸的楚懷王的放逐深表同情。屈原在流放過程中，又目睹了楚國的危難和“民生之多艱”，因而，帶著滿腔的憤懣投汨羅江自殺。
劉向所編的《楚辭》中收入的《九辯》，王逸認為是屈原弟子宋玉“憫其師忠而放逐”之作。他還認為，宋玉憐屈原“忠而斥棄，愁滿山澤，魂魄放失，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宋玉甚至幻想懷王看到《招魂》之後，會覺悟起來召回屈原。請看這個宋玉豈不是古今少見的尊師典範？真不理解歷史學家郭沫若先生何以要在話劇《屈原》劇本中把宋玉醜化為屈原的叛徒。至於《蔔居》和《漁父》，我認為也是屈原的後學悼念屈原之作。
漢武帝是漢代第壹個熱愛屈原作品的皇帝。而所作賦達82篇之多的懷南王 劉安，則是對《離騷》作了很高評價的第壹位文學理論家。劉安稱《離騷》兼有《國風》、《小雅》之長，它體現了屈原“浮遊塵埃之外”的人格風範，可“與日月爭光”。其後，司馬遷為屈原作傳，不僅照錄了劉安的這些警句，還進壹步把《離騷》和孔子刪定《春秋》相提並論。他盛稱前者“其文約，其辭微，其誌潔，其行廉……”，是屈原偉大完滿人格的寫照。可見，司馬遷乃是非常崇拜屈原的人。
但是，後漢的歷史學家班固卻不盡以司馬遷對屈原之評贊為然。他對屈原及《離騷》的思想傾向是有褒有貶的，甚至是以貶為主的。班固批評時，有意避開了司馬遷，而徑直把矛頭指向劉安。他指出，稱屈原和《離騷》可“與日月爭光”雲雲，“斯論似過其真”。班固的人生觀是“全命避害，不受世患”。他以為屈原應像《詩·大雅》所謂的“‘即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為貴矣！”他批評屈原不應“露才揚己，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他也不同意屈原把大量的神化傳說融入作品中，多稱昆侖、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正，經義所在。但班固也並不否認屈原的作品“弘博麗雅，為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空。”因此，他對屈原的評價是：“雖非是明智之士，可謂妙才也。”
後漢的王逸則不滿於班固這樣的庸俗之見。他盛贊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如石砥，顏如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至於梁代的劉勰的《文心雕龍》，又概括王逸的觀點，寫了《辨騷》壹章，除證明屈原作品有異於《風》、《雅》的四點以外，也有同乎經典的四事。
宋洪興祖是繼王逸之後整理、註釋《楚辭》的又壹著名學者。他曾得諸家善本，參校異同，成《楚辭補註》壹書。洪氏對北齊顏之推所謂的“自古文人，常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之說，甚為不滿。他從儒家倫理觀念出發駁之雲：“屈原，楚同姓也。同姓無可去之義。”而孔子是提倡士“見危授命”的。因此，洪氏為屈原的自沈辯護說：“同姓兼恩與義，而屈原可以不死乎？”那麽，屈原又為什麽不離開楚國呢？洪氏以為，這是由於當時“楚無人焉，屈原如去國，則楚必從而亡”。因此他說：“屈原雖被放逐，又徘徊而不去楚，其意是生不得力爭強諫，死猶冀其感。”（按：指楚王悟而改行）由此亦可見，屈原“雖死猶不死也”。
朱熹是我國哲學史上有深遠影響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古籍整理名家。他對《詩經》和《楚辭》的研究均有重要貢獻。他為《楚辭》作的《集註》也足以媲美其《詩集傳》。朱熹是壹個有民族氣節的政治家，他註《離騷》中“仆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雲，此乃是屈原“托為此行，周流上下，而卒返於楚焉；亦仁之至，而義至盡也”。如此體會屈原眷戀楚國的思想情感，可謂深入了壹層。
二、我的看法：
屈原的壹生是壹個悲劇，壹個愛國者的悲劇，壹個改革家的悲劇，壹個正義毀於邪惡的悲劇。縱觀他的壹生，作為壹位政治家和改革家，他失敗了。他的理想和事業永遠為後人所惋惜。但作為壹個偉大的思想家和文學家，他成功了。他憂國憂民、行廉誌潔的人品被譽為後世楷模，他氣魄宏偉、辭章瑰麗的作品堪稱世界文學殿堂的精品，他創造的“楚辭”文體在中國文學史上獨樹壹幟，與“詩經”並稱“風騷”二體，對後世詩歌創作產生了積極影響。近代學者梁啟超首推屈原為“中國文學家的老祖宗”。郭沫若評價屈原是“偉大的愛國詩人”，壹顆閃耀在“群星麗天的時代”，“尤其是有異彩的壹等明星”。聞壹多評價屈原是“中國歷史上唯壹有充分條件稱為人民詩人的人”。《中國文學史》評價屈原是“中國有史以來第壹個偉大的愛國詩人”。《中國大百科全書·文學》評價屈原為“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奠基人”。
屈原的作品是他堅持“美政”理想，與腐朽的楚國貴族集團進行鬥爭的實錄。他的“美政”理想表現在作品中，就是“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離騷》)。所謂“舉賢授能”，就是不分貴賤，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選拔上來治理國家，反對世卿世祿，限制舊貴族對權位的壟斷。他還以奴隸傅說、屠夫呂望、商販寧戚的歷史事跡為例，說明了不拘身分選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謂“循繩墨而不頗”，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貴，限制舊貴族的種種特權。
屈原的“美政”理想反映出了他與楚國腐朽貴族集團及其勢力的尖銳對立，表達了他革除弊政的進步要求，而其最終目的就是要挽救祖國危亡，使楚國走上富強的道路。與此相關，屈原的作品還深刻揭露了楚國政治的黑暗、楚國貴族集團的腐朽和楚王的昏庸，表現了他堅持“美政”理想、堅持節操，“雖九死而猶未悔”的鬥爭精神；同時表現了他憂國憂民、愛國愛民、矢誌獻身於祖國的決心。
屈原雖遭讒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終以祖國的興亡、人民的疾苦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奮發圖強，做個中興之主。他明知忠貞耿直會招致禍患，但卻始終“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臨著許許多多的危險，在“楚材晉用”的時代完全可以去別國尋求出路，但他卻始終不肯離開楚國壹步。表現了他對祖國的無限忠誠及其“可與日月爭光”的人格與意誌。
屈原的作品充滿了積極的浪漫主義精神。其主要表現是他將對理想的熱烈追求融入了藝術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如《離騷》寫他向重華陳辭之後禦風而行，他先叩天宮，帝閽閉門不納；他又下求佚女，佚女恰巧不在那裏；他去向宓妃求愛，宓妃卻對他無禮；他欲求簡狄和二姚，又苦於沒有好的媒人去通消息。這種上天入地的幻想與追求反映了屈原在現實中對理想的苦苦探求。此外如《九歌》、《天問》等還采用大量神話和歷史傳說為素材，其想象之大膽、豐富 ，古今罕有。
除此之外，屈原的作品還以壹系列比興手法來表情達意。如他以鮮花、香草來比喻品行高潔的君子；以臭物、蕭艾比喻奸佞或變節的小人；以佩帶香草來象征詩人的品德修養 。這種“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使現實中的忠奸、美醜、善惡形成鮮明對照，產生了言簡意賅、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藝術效果。
屈原的作品形式上參差錯落、靈活多變；語言上采用了大量楚地方言，極富於鄉土氣息；其方言土語大都經過提煉，辭藻華美，傳神狀貌，極富於表現力。
影響 屈原是中國文學史上第壹位偉大的愛國詩人。是浪漫主義詩人的傑出代表。作為壹位傑出的政治家和愛國誌士，屈原愛祖國愛人民、堅持真理、寧死不屈的精神和他的人格，千百年來感召和哺育著無數中華兒女，尤其是當國家民族處於危難之際，這種精神的感召作用就更加明顯。作為壹個偉大的詩人，屈原的出現，不僅標誌著中國詩歌進入了壹個由集體歌唱到個人獨創的新時代，而且他所開創的新詩體——楚辭，突破了《詩經》的表現形式，極大地豐富了詩歌的表現力，為中國古代的詩歌創作開辟了壹片新天地。後人也因此將《楚辭》與《詩經》並稱為“風、騷” 。“風、騷”是中國詩歌史上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大優良傳統的源頭。同時，以屈原為代表的楚辭還影響到漢賦的形成。
在中國歷史上，屈原是壹位最受人民景仰和熱愛的詩人。據《續齊諧記》和《隋書·地理誌》載，屈原於農歷五月五日投江自盡。中國民間五月五端午節包粽子、賽龍舟的習俗就源於人們對屈原的紀念。1953年，屈原還被列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壹，受到世界和平理事會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