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定國，1913年生。四川營山人。謝覺哉夫人。1933年加入中國***產黨，1934年隨紅四方面軍參加長征。曾任中***營山縣委婦女部部長、縣蘇維埃政府內務委員會主席。參加了長征。後參加西路軍前進劇團。1937年後任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管理科科長。1946年後，任延安市婦聯主任、中央法制委員會黨支部書記。建國後，任最高人民法院黨委辦公室副主任。是第五至七屆全國政協委員。2009年9月，被評為雙百人物之壹，現任 北京世界華人文化院名譽院長。
王定國15歲被賣作童養媳，1933年參加紅四方面軍。1935年調到省委領導的新劇團（後改為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文工團）工作，隨劇團三過雪山草地。1936年底隨紅西路軍西征，在甘肅永昌地區被馬步芳部隊俘虜。在獄中展開對敵鬥爭和營救紅軍戰俘工作，曾成功掩護紅軍女將領張琴秋。1937年秋逃離虎口，到達蘭州八路軍辦事處，同年9月與時任蘭州八路軍辦事處黨代表的謝覺哉結婚。解放後，任謝覺哉秘書等職。 百歲老人王定國在80年革命歷程中，長征不止，達觀人生，樂於奉獻，力行和諧。她曾與伍修權同誌壹起，跑遍河西走廊，救助西路軍流散人員；跡遍布中國；她曾在94歲高齡時重走長征路，探望還健在的老戰友和房東鄉親。 1913年冬天，王定國出生在四川營山縣安化鄉壹間四面透風的房子裏。
20世紀20年代末的四川，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王定國家沒有田地，沒有房子。唯壹的棲身之所，是壹個借別人的壹面山墻搭起的茅棚。妹妹活活餓死了，因為沒錢安葬病逝的父親，三歲半的二弟被賣掉，換回四塊做棺材的木板和兩升麻豌豆。
王定國不得不早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擔。還在六七歲的時候，她就到賣擔擔面的面食館推磨掙錢。說是推磨，實際上是把磨上的橫棍捆在肚子上，用整個身子推著磨盤轉，同時也防止困倦了摔倒。因為推磨壹般是在晚上，從天黑推到月照東墻。
父親死後，15歲的王定國被送到壹戶姓李的人家當媳婦。嫁人、生子，這是絕大多數山裏妹子的命運軌跡。而王定國不同，她幸運地認識了楊克明、張靜波等壹批地下黨。那時，川東地下黨來到營山秘密發動群眾、組織農會。王定國的兩個舅舅常常帶壹些朋友來王定國家裏開會。那個簡陋的家成了農會活動的秘密聯絡點，而負責放哨的王定國和母親並不知道他們的真實身份，只知道他們是好人。
舅舅的朋友中，“楊布客”是王定國最熟悉的壹位。以賣布做掩護的地下黨員楊克明給王定國講了不少外面的新鮮事兒：山那邊小孩子上學不要錢，重慶的女娃兒不包腳等等。這些事讓王定國聽起來心裏發癢，恨不得跑出去看看。在楊克明的鼓勵下，王定國剪了長發，放開了剛裹不久的雙足，就這樣王定國邁出了婦女解放的第壹步。後來，舅舅和朋友們湊了40多塊銀元，終於結束了王定國和李家的婚姻關系。 獲得自由的王定國，配合農民協會四處宣傳放腳、剪發、男女平等三件事，讓婦女勸男人不吸鴉片，動員婦女參加農民協會。1933年10月，許世友率紅九軍解放營山，王定國參加了紅軍。西路軍戰鬥中，任紅5軍政治部主任的楊克明，同軍長董振堂和3000將士壹起，戰死於高臺壹役。楊、董二人的頭顱，被敵人砍下邀功。1983年，到高臺烈士陵園憑吊良師益友的王定國揮毫寫下：“烈士陵園物候新，巍峨遺像見成仁。將軍雖死山河在，留取丹心照後人。”
1935年，中央紅軍北上抗日，隨軍的劇團裏有壹個身材瘦小的女紅軍，負責服裝、化妝、演出雜務工作，她就是王定國。早在參加紅軍之前就入了黨，還擔負過地方革命負責人的王定國，由於平時就愛唱愛跳，被抽調到劇團來做宣傳工作。今天，王老是這樣講述她的宣傳隊的：“山高路險，道不好走，劇團走前面，當拉拉隊，大家看了唱歌、跳舞，忘了疲勞和艱苦，就走得快了。”她至今還記得當年的歌、慶祝蘇維埃發展的歌、罵賣國賊的京劇二簧調等等，“金沙江流水響叮當，常勝的紅軍來渡江……”壹首《渡金沙江勝利歌》還唱得聲情並茂。她說跳舞是李伯釗教的，比如《八月桂花舞》。長征路是異常艱苦的，劇團、宣傳隊要比別人多走了幾乎壹倍的長征路。部隊行軍時，劇團必要在隊伍前頭趕路；休息時，演員們還得回過頭來進行慰問演出，從隊頭壹直演到隊尾。有人說：舉世無雙的中國長征，紅軍是靠壹雙腳板走了兩萬五千裏的，那麽，宣傳隊員可能要走更多的路程了。
紅四方面軍的很多仗打得很慘烈，王老記得：“百丈關戰鬥，當時敵人把路全都堵住了，不讓我們走，犧牲了很多人。劇團的人也參戰，我們槍很少，大家都背著樂器趕路，手裏有扁擔之類的棍棒。也不是空手打仗，用棍棍棒棒打，有時候敵人不是正規軍，是土豪的隊伍，他們也沒有什麽槍。他們聽國民黨的指揮，不讓我們過，攔著我們，我們就和他們打，沖開壹條血路。”
現在，人們都知道長征是艱苦卓絕的，女同誌吃的苦比男同誌更多。王老說：“那時都不知道苦了，有再大的困難我們也要沖出壹條路，無路可退。我們想的，就是打開壹條路，唯壹目的就是為了和其他部隊會合。男女沒有什麽區別，打仗時不是說女的留下男的打，而是大家壹起打。”但是，她承認：“過草地很艱苦，仗打得也很苦。草地沒有路，敵人多，我們人少，我們就是想盡壹切辦法打，打得好就贏了，打得不好，人就沒了。可是，打了勝仗以後，劇團要去慰問我們的戰士，我們去唱唱歌，跳跳舞，歡迎歸來的戰士，他們就不想戰鬥的事了，忘記戰鬥的苦了。”
王定國隨劇團經過毛兒蓋來到卓克基，為過雪山做準備。就是在這裏，王老與謝覺哉偶然相遇，後來結成了終身伴侶。倉德山是紅軍戰士們翻越的第四座雪山。在那之前，戰士們已經翻過了夾金山、夢筆山、長板山。雪山上空氣稀薄，氣候變化無常。上山時，還是陽光明媚，爬到半山腰就雲遮霧罩，寒氣襲人。等爬到山頂時，氣溫更是急轉直下。爬上來時剛出了壹身大汗，緊接著被冷風壹吹，頓覺腰背冰涼。戰士們的雙手被凍得僵直，幾乎抓不住木棍，耳朵也仿佛是要被凍掉壹般。就是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王定國和劇團的戰友們仍然堅持著為同誌們鼓勁，他們用自己的歌聲和呼喊喚起同誌們的鬥誌。
過草地時，王定國的體重僅有50多斤。說起那段經歷，王老笑著說：“要是胖的話，哪裏過得來啊！踩到泥潭裏就要陷下了。”是的，在過草地時，有多少戰友就在身邊陷進了沼澤，沒能再爬出來。過草地時，最可怕的還是饑餓。綿延兩萬五千裏的長征，紅軍戰士們沒有充備的口糧供給，能夠果腹的僅僅只有野菜和草根。但是，即便是野菜和草根也不可能支撐那麽多的隊伍壹次次地采集，更何況有的“野菜”和“草根”是有毒的，長征的途中，就有許多戰士因為誤食了有毒的“野菜”，而永遠地留在了草地中。
長征路上，王定國壹直非常幸運，她熬過了饑餓，躲過了敵人的子彈，走過了隨時可能吞噬人生命的草地。但是就在1936年，她的身上留下了永久性的創傷。當時，他們要翻越的雪山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空氣稀薄，終年積雪，在雪山頂上，她的壹根腳趾永遠留在了那裏。近年來，有人采訪王老，問到她長征期間“丟”了個腳趾，她是這樣輕描淡寫地說的：“在雪山上，晚上睡著了。人多被子少，蓋不著，腳凍僵了。壹摸，就斷了，凍掉了嘛！”作為壹個年輕的紅軍女戰士，她沒有為自己的這根腳趾掉壹滴眼淚。問她傷心不傷心，她回答說：“沒什麽傷心的，死活都說不準了，傷心？又不是我壹個人，那麽多的人，傷心什麽？我們是穿著單衣服，壹邊走壹邊嘴裏嚼著辣椒翻過雪山的。”我們總說革命者的情懷，王老以極平常的語氣所說的往事，是不是最感人的情懷呢？
雖然，長征的道路是異常的艱苦和曲折，但是，王老記得更多的是艱苦中的快樂。她以輕松的口吻，說起和毛澤東主席過草地的往事：那時，毛主席和戰士們壹起行軍，也不騎馬，徒步前行，還壹路用濃重的湘潭口音給大家鼓勁兒。主席愛抽煙，長征途中沒煙葉，小戰士們就主動幫毛主席壹個小忙：“我們是在同壹條路上啊。他壹路要抽煙，沒的抽啊！我們就找沒有毒的樹葉子，采下來，背在背上晾幹，然後給毛主席，他弄弄就抽。”毛主席壹路上抽著戰士們為他卷的樹葉香煙，和戰士們說笑著，主席的樂觀也同樣感染了王定國，讓她更加堅定地戰勝這艱險的征途。 蘭州重逢謝覺哉結為伴侶；整理謝老遺著500萬字。同謝老結婚時，王定國還是文盲；幾十年刻苦自學終於大器晚成。獲救的王定國在蘭州八路軍辦事處找到了壹個安全的庇護所，也遇到了自己的終身伴侶－－謝覺哉。實際上，他們並不是第壹次見面。 王定國的原名叫王乙香，19l3年2月4日農歷臘月二十八，出生在四川省營山縣的壹個佃戶家庭。困苦的生活迫使她早早地挑起了重擔，六七歲的她，就要到賣擔擔面的面食館推磨掙錢。那時，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王家也難逃噩運。由於沒有糧食，她的妹妹被活活餓死了，父親也因過重的壓力病故了。無奈的母親賣掉了乙香三歲半的二弟，才安葬了乙香的父親。為了活下來，只好把乙香給了鄰村的李家當童養媳。川東地下黨中心縣委委員楊克明以布客身份來山區開展工作。乙香簡陋的家，成了農會活動的秘密聯絡點。她從退婚、剪長發、解放小腳開始了鬧翻身、求解放的征途。1933年加入中國***產黨，迎接紅四方面軍許世友部進駐營山，先後任縣蘇維埃政權內務委員會主席、紅四方面軍婦女獨立營營長。1935年參加二萬五千裏長征。
1935年6月，紅壹、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王定國所在的四方面軍與中央機關縱隊壹起住在雪山下的藏族寨子卓克基，兩個方面軍都在為過雪山做準備。有壹天，王定國和劇社的幾個戰友正在山坡下休息，壹位留著胡子的老同誌拿著壹包衣服向王定國走來。“胡子”微笑著對王定國說：“小同誌，請妳幫幫忙，要過雪山了，請幫我把兩件單衣合起來裝上羊毛，縫成壹件‘羊毛衣’。”她當時並不知道這個人就是後來被毛主席和黨中央譽為“延安五老”之壹的謝覺哉同誌。謝覺哉比毛澤東還年長十幾歲，在長沙第壹師範小學曾和毛澤東同為教員。謝老古文底子好，深得毛澤東敬佩，視為老師，並在1925年參加中國***產黨。第二天王定國送去縫好衣服的時候，“胡子”老同誌遠遠地招呼她，還特地囑咐她要多準備壹些辣椒，過雪山時可以禦寒。
1936年12月5日，劇社奉命慰問從古浪突圍出來的紅九軍，不料與馬步芳部隊遭遇。敵人以為找到了紅九軍的軍部，飛機、大炮都用上了。苦戰中，劇社彈盡糧絕，傷亡慘重。敵人撲來，身材單薄的王定國舉著刺刀向敵人沖去……終因寡不敵眾，劇社余下的30多人被敵人抓住了。“白天，不見太陽；夜晚，不見月亮。房陰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多年後回憶起被俘的境況，王定國寫下了這樣的詩句。幸運的是，壹貫瘋狂屠殺、活埋紅軍戰俘的馬步芳，認為“劇社有用，留著不殺”。強迫紅軍戰士為他們唱歌跳舞，並且提出擴大劇社。
趁劇社擴大的機會，王定國和戰友們把壹些沒有暴露身份的紅軍女幹部掩護進劇社，張琴秋就是其中的壹位。西征中，張琴秋任西路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長，是敵人懸賞壹千大洋捉拿的紅軍將領。被俘後，她化名茍秀英，裝成燒火做飯的炊事員。得知這個重要情況，王定國同戰友們商量，以劇社都是小孩不會做飯為名，提出讓“茍秀英”來劇社當炊事員。敵人沒有發現破綻，張琴秋順利來到劇社掩護了身份，躲過了壹劫。張琴秋後來成為新中國的女副部長，王老尊她是“沒有軍銜的女將軍”。
據王老回憶，除了壹位黨文秀烈士以外，劇社的團員後來都被組織上營救出來了。黨文秀犧牲得很冤枉。有壹天晚上，白崇禧來青海視察，國民黨組織了壹個歡迎晚會，要劇團演節目。黨文秀跳舞時不小心把鞋子甩到桌子上，打掉了茶杯，敵人以為是甩來的手榴彈，嚇的白崇禧都跑掉了。敵人把黨文秀給槍殺了。
後來組織上派來壹個叫張文彬的來聯系營救，又在蘭州成立八路軍辦事處，大家親切地稱作“八辦”。有幾千人被送回到八路軍。王定國獲救後就積極參加“八辦”的工作，經她手救出許多同誌，也是在八辦遇到了謝覺哉。擔任蘭州“八辦”黨代表的謝覺哉，通過來接關系的人了解了被俘人員的情況。在他的日記中就有這樣的記錄：“張掖有地下黨，支部裏有個女委員叫王定國。”等見了面，謝覺哉認出：這個王定國就是在長征途中替自己縫過“羊毛衣”的姑娘。而王定國覺得眼前這位長征中的最年長者不僅是位德高望重的上級領導，壹位將自己從敵人魔掌中解救出來的救命恩人，更是壹位可以生死相托、勝過兄長的親人。縫“羊毛衣”的棉線，成了結連理的紅線。回憶起和謝覺哉的結合，王老只說“同誌們關心，組織上安排。”壹個是長征途中年齡第二大、學富五車的革命家，壹個是沒有文化、風華正茂的紅軍女戰士，能成為緊緊相依的革命伴侶，還有賴於時任“八辦”處長的彭加倫。彭加倫為“八辦”留住了這個幹練的女幹部，還以謝覺哉日夜奔波操勞，身邊也需要壹位好幫手為由，勸說王定國留在謝老身邊。1937年10月，兩位誌同道合的戰友，就在蘭州“八辦”簡陋狹小的平房裏，幸福地結成了壹個革命家庭。從此，從蘭州、延安到北京，王定國幾乎壹直在謝覺哉身邊工作。
直到1971年6月15日，謝覺哉與世長辭。王定國為失去良師、戰友、丈夫而痛不欲生。1978年，即謝老去世7年之後，按照胡耀邦“妳最主要的任務是將謝老的遺著收集整理發表，這將是對黨的重大貢獻”的要求，王定國開始清理謝老留下的手稿、日記。作為謝老的終生伴侶，王老得天獨厚地有了學文化的機會。這使得她在謝老走後的6年裏，先後整理、撰寫、出版了《謝覺哉傳》、《謝覺哉書信集》、《謝覺哉日記》、《謝覺哉評傳》、《謝覺哉文集》等多部歷史文獻時遊刃有余。能把謝覺哉壹生心血的結晶奉獻給黨和國家，王定國感到莫大的欣慰。
1978年開始的6年裏，王定國先後整理、出版了《謝覺哉傳》、《謝覺哉日記》、《謝覺哉詩集》、《謝覺哉文集》等近500萬字。 這個紅色家庭有五個兒子、兩個女兒。孩子們都很爭氣，有的還得了國際大獎。小兒子亞旭是母親的貼身秘書。翻開壹本老照片集，壹張四個孩子壹溜排開的照片，中間的就是著名導演謝飛。
王定國酷愛書畫。客廳、書房和儲藏室裏，放滿了幾十年來創作的書畫作品上千幅。她最愛畫的是梅花。花瓣是畫上去的，枝幹則是用嘴巴吹出來的，“吹畫”梅花栩栩如生。她最愛寫的字是“紅軍萬歲”。
實際上，王定國壹天也沒有正規上過學。第壹次走進學校大門，是在70年前。1934年1月，王定國和區蘇維埃政府的16名女同誌被送到巴中蘇維埃學校學習，要求學員能記住、能講，最後要進行實習演講才算通過考試。大多數人都不識字，只能用腦子硬記下來。考試的時候她向全班宣講土地法，還得了第二名！
真正用“學文化”觸動王定國的，是謝老。謝老就每天擠出時間教她識字、學文化。從無數平仄有致的詩句到自傳《後樂先憂斯世事》的出版，從別有韻味的“王體”書法到壹樹壹木皆可入景的水墨畫，王定國幾十年如壹日的自學，讓人看到堅持的力量。
夕陽未必遜晨曦。晚年的王定國是壹名出色的社會活動家。她參與發起的“中國老年文物學會”，促成了《國家文物保護法》的頒布；她倡導成立的“山海關長城研究會”，組織有關電視臺拍攝了許多專題電視片，促進了對長城的宣傳、保護；她還積極投入挽救失足青少年的活動，足跡遍布全國各地。
關註西部大開發
謝老走了，王老離休了，但她那雙走過長征路的雙腳，並沒有停歇。1983年，王定國重訪甘肅，了解到壹批滯留在甘肅、青海的西路軍被俘和失散人員生活困難。她認為，當年西路軍失敗的責任及後果，不能由這些無辜的戰友承擔，而且，這些人都已經到了風燭殘年，現在不解決，後人不了解這段歷史，更難以解決。於是，她和伍修權壹起，自費跑遍河西走廊，越烏鞘嶺，跨湟水河，頂戈壁烈日，迎祁連朔風，為的是壹項幾十年前沒能完成的任務——營救西路軍流散人員。她曾與陳雲夫人於若木等同誌，發起挽救失足青少年活動，足跡遍布中國；她曾在76歲高齡時重返草地，在川北22個縣考察，為老區人民脫貧致富出謀劃策；她曾在92歲高齡時重走長征路，探望還健在的老戰友和房東鄉親……她真是個閑不住的革命老人，她的人生新長征正在愉快地進行著！
2003年，老人的小兒子謝亞旭就向母親提起：為了紀念紅軍長征70周年，想讓母親“重走長征路”。這個建議令王定國非常高興，對怎樣重走長征路，王老自有自己的打算，那就是“看看紅軍遺址，看看健在戰友，看看老區百姓”。在兒女們的壹致支持下。2004年6月，王老到達四川省天全縣，這是她重走長征路的第壹站。在瞻仰天全紅軍烈士陵園時，王定國聽說縣裏雇了頂滑竿要擡她上山，生氣了，她大喊：“我是紅軍啊，我自己能上去！”在高海拔的二郎山、在瀘定縣的大渡河邊，面對湍急的河水和搖晃的鐵索橋，九旬的王定國老人推開上前攙扶的人，只身在100多米的橋上走了個來回。這哪像壹位92歲高齡，負過戰傷，30年前又做過大手術的老人？
晚年的王老是壹名公認的著名社會活動家。1984年以來，她參與籌備成立了中國文物學會，並擔任副會長，擔任副會長兼秘書長。織有關電視臺拍攝了許多專題電視片，促進了對長城的宣傳、保護；參與籌備成立了中國幹部教育協會，擔任常務副主席；她還和於若木壹起積極投入挽救失足青少年的活動。2006年是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很多機構邀請王定國外出參加各種活動，家人怕老人太累謝絕了，但只要被她知道了，總要批評大家，說：“人家請的是老紅軍，不是我個人，沒理由不去的。”
年過九旬的王老，在改革開放後的祖國各地走走看看，她把關註的重心特別放在了西部大開發上。
新年前的壹個晚上，王定國的家中來了壹位特殊的嘉賓——韓國前總理李壽成先生。在北京市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北京市友好法人俱樂部特邀理事梁華京先生等人的陪同下，李壽成先生慕名專程訪問了住在北四環的革命老人王定國。原來，出於對西部大開發的關註，當她聽說老戰友梁隆泰和賴賢夫婦之六子梁華京，向韓國政要推薦中國科學家張令玉教授在高品質高產量農產品食品安全和生命科學以及有機農業科學方面取得突出成就，從而使張教授的成果獲得“蔣英實國際科學文化獎”大獎時，非常高興，饒有興趣地聽取了梁華京的匯報，並特意在家中接待了韓國前總理李壽成等貴賓。
從國事要職退下來的李壽成先生，也是著名的社會活動家，現為韓國新鄉村運動中央會會長、21世紀韓中交流協會特別顧問。兩位同樣關心新農村建設的社會活動家相見，有許多***同語言。王定國老人盛贊李壽成先生為中韓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交往做出的貢獻，當場簽贈自己的書畫集給了李壽成先生。熟悉漢文化的李壽成先生，欽佩王老永葆青春的精神，李壽成先生主動來到書畫案桌前，特意欣然提筆為王定國書寫了“健康長壽”四個大字，又簽上“韓國前總理李壽成”。李先生在中國從來沒有簽過“前總理李壽成”的字，這次是專門為王定國老人而書寫的，並委托蔣英實紀念事業會執行會長李萬峻先生，把以梁華京為封面人物的《真好人》雜誌回贈給了王定國老人，還詳細介紹了《真好人》是韓國主流媒體，雜誌全文轉載了《北京日報》的文章《梁華京：名譽館員的榮譽》，目的是表彰梁華京先生對韓中兩國民間科技文化交流，促進兩國乃至世界農村建設所作出的貢獻。
王老與李壽成的會面，在韓國社會引起不小反響。日前，韓國前國會統壹外交通商委員會委員長、韓中民間團體交流聯合會會長金元雄來京。王定國老人在梁華京等晚輩陪同下，又壹次應邀欣然出席歡聚，並興致勃勃地參加了由中國文物學會理事劉欣編著的《清代皇宮珍藏品——中韓交流版（遼海出版社）》首發式。中韓雙方人士都盛贊年過九旬的王老精神飽滿，反應靈活。大家壹起賞讀了王老的書畫作品。
2009年來到了，我們祝願96歲的紅軍老戰士王定國老媽媽心情愉快，健康長壽！
96年的人生中創造了無數奇跡：1933年參加紅軍，長征途中敵人的彈片擊斷了她的腿骨，她堅強地迎來革命的勝利；從文盲女到革命家——14歲參加革命後，刻苦學習，從壹個目不識丁的農家女到著書立傳，成為今天很有影響的社會活動家；書法繪畫集壹身——70歲開始練習書法和繪畫，丹青追憶紅軍歲月、贊美祖國壯麗山河；癌癥老人——75歲，癌癥切除手術在她身上留下30多厘米的疤痕，依然歡樂；她曾在92歲高齡時重走長征路，探望還健在的老戰友和房東鄉親……
如今，老人革命熱情不減，頭腦清晰，繼續發光發熱。2009年新年到來之際，我們滿懷崇敬來到老人身邊，聽她講述跟隨毛主席在長征途中的往事，壹起感悟這位傳奇老人身上永葆的革命青春。
壹路唱歌、跳舞走完長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