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民本”壹詞最早出自《尚書·五子之歌》，原句是： “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是夏康之弟勸誡夏康而作的詩歌。意思是民眾是國家的根本，作為統治者要敬民、重民、愛民，認識到民眾的力量，自我約束，修善德行。慎重處理民事、國事。
民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論語·雍也》）能讓人民過上好日子，就是比堯舜還強的聖人，儒家主張君主應是聖賢，誰能讓百姓過上好日子，誰就是聖賢，聖賢治國才是儒家理想。
相反，如果君主不為民謀生，則是罪人。“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說：“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孟子·離婁上》）
孔子曾經對子貢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必不得已)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但王充反對，王充認為：“使治國無食，民餓，棄禮義；禮義棄，信安所立？傳曰:‘倉稟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余，爭生於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時，戰國饑餓，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口饑不食，不暇顧恩義也。夫父子之恩，信矣。饑餓棄信，以子為食。孔子教子貢去食存信，如何？ 夫去信存食，雖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雖欲為信，信不立矣”（《論衡·問孔》)。對大多數人來說，倉稟實是知禮節的前提。對儒者的道德要求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
儒家民本主義認為，應該讓百姓減輕經濟負擔，只要百姓富足了，國家就不可能貧窮。
民權
儒家的民是全民，講民權是不分地位和貴賤高低的，民權首要是生存權，其次是人格權。
民主
儒家的“民主”是為民作主，是公正地為民作主。君主的責任是治理好國家，管理好百姓，這是民本主義的特點。不同於今天的民主，但是遠比自由派鼓吹的“民主”有意義。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於成湯，刑殄有夏”。（《尚書·多方》）。
“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尚書·仲虺之誥》）。
儒學以民本主義為指導，想的是民生、民權，想的是為民當好家，作好主，光武中興，民本主義關懷貫穿執政興國之始終。
在《後漢書·岑彭傳》裏光武給岑彭去信感慨道：“每壹發兵，頭須為白。”這是考慮到百姓生存之難，懷不忍之心，所以當天下統壹後，他堅決反對對匈奴開戰的冒進方案。他說：“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茍非其時，不如息人。”出發點還是考慮民生，害怕漢武帝時期，窮兵黷武，國家虛耗大半的現象重演。
光武帝儉約治國治家。生活節儉。“身衣大練。色無重彩。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後漢書·循吏列傳》）。嚴禁獻異味，提倡薄葬。在遺詔中說：“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光武帝紀》），臨死仍然念念不忘百姓，這樣的人百姓怎能不懷念，老百姓怎能不歡迎這樣的人作民之主。
開民議
只有從人民哪裏聽到真話，實話，才能實現為民作主。所以民本主義從不反對民議，而且還鼓勵。 孔子和以及後代儒家壹直反對塞民之口，“道路以目”、“敢怒而不敢言”早就成為中國人要求言論自由的成語。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大學》），既如此，塞民之口又如何知民之好惡呢？
民貴君輕，君為民而立
孟子提出的社會政治思想。意為從天下國家的立場來看，民是基礎，是根本，民比君更加重要。是孟子仁政學說的核心。具有民本主義色彩，對中國後世的思想家有極大的影響。（孟子對梁惠王問）曰：“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林木不可勝 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孟子·梁惠王上》）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孟子·梁惠王上》）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壹夫。聞誅壹夫紂矣，未聞?君也。” （《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驅魚者，獺也；為叢驅爵者，鹯也；為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孟子·離婁上》）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幹水溢，則變置社稷。”
民貴君輕是帝制統治思想
在借鑒並發揮壹批前輩學者的研究思路的基礎上,我註重分析思想體系和命題組合,逐壹考察個案,以事實證明“尊君——罪君”的理論結構普遍存在。除無君論者外,中國古代著名思想家的著作無壹例外。因此,我稱之為中國傳統政治思維的“文化範式”。
“民貴君輕”是中國古代最精彩的思想命題之壹,其核心理念是:在政治權力本原的意義上,民眾比君主更重要。正是對這個命題的深入研究,使我認識到壹個更精彩的“立君為民”命題。儒、道、墨、法等重要學派普遍認同這個命題,其中法家的理論貢獻尤為突出。慎子的“立天子以為天下”和商鞅的“為天下位天下”就是孟子“民貴君輕”的理論先導。據此,我不僅找到重新認識中國古代政治理論體系的突破口,而且也看到了現代崇儒者的眾多說法與歷史事實相悖。
在宋元明清,寫有“民貴君輕”的《孟子》是官方學說的主要載體。面對陳獨秀、胡適等不是民主的斷語,現代崇儒者固執是民主或反專制的論點。他們不僅壹再強調先秦儒學的民主精神被後儒和帝王篡改、閹割、壓制,還常常以明太祖刪節《孟子》為重要論據。但是,這種說法經不起事實的檢驗,這裏僅舉三類事例。
壹是大書揭之殿兩廡壁 明太祖曾命人將《大學衍義》“大書揭之殿兩廡壁”。這部“帝王之學”是宋、元、明、清皇帝與皇子的必讀書,其中有專門闡釋孟子“民貴君輕”的段落。
二是眾多皇帝認同“君為輕”
例如,漢高祖認同的“王者以民人為天”,隋煬帝標榜的“非天下以奉壹人,乃壹人以主天下”,唐太宗論證的“君依於國,國依於民”等,都將民眾置於相對重要的地位。許衡依據“民為重,君為輕”論朝政,元世祖大加贊賞。元英宗告誡臣下:“朕思之,民為重,君為輕,國非民將何以為君?”明成祖恢復《孟子》原貌,頒行《四書大全》,禦制《大學衍義贊文》。丘濬著《大學衍義補》,引據“民貴君輕”論說治平之道。明孝宗、明神宗為之作序,下旨刊行。康熙帝撰文贊揚文天祥依據“君為輕”擁立宋端宗“實千載忠臣之語”。乾隆帝曾吟誦“藐予小子識君輕”和“自昔識君輕”的詩句。在《欽定四庫全書》中,“民為貴”、“民為重”、“君為輕”之類的字眼不勝枚舉。
三是科舉考試要求通曉民重君輕例如,明朝隆慶進士黃洪憲的科舉制文《邠人曰》寫有“民為貴,社稷次之”。萬歷丙戌會試會元袁宗道的策試答卷,申說“帝天之命,主於民心”,闡釋“天為民立君,君為天重民”,主張君主“不敢壹念壹事,自先而後民,自貴而賤民,自勇而弱民,自智而愚民”,還以激切的文字抨擊“靡所顧忌”、“恣行胸臆”的暴君。這份答卷博得考官們的激賞,寫出“必雅抱忠忱,期攄匡翼者”的評語。天啟四年舉人艾南英題為《民為貴》的科舉制文依據“天為民而立天子”,深入解讀“民貴君輕”。黃洪憲、艾南英的文章均收入清乾隆帝下令編纂的《欽定四書文》,以作為衡文繩尺。由此不難理解,為什麽自從《孟子》被列為科舉考試必讀書之後,朝堂之上、著述之中援引“民貴君輕”及其基本思路的事例越來越常見。在特定情境下,朝臣們甚至會依據“君為輕”而另立皇帝。
沿著這個線索,我發現壹批重要的儒學命題始終處於統治思想的核心地位,構成官方學說的理論基礎。諸如被說成“反專制”的“天民相通”、被說成“人民主體”的“民心即天心”,被說成“非程序民權”的“湯武革命”,被說成“民主思想”的“天下為公”等等。只須大致翻檢壹下《欽定四書文》就不難發現,凡是想走科舉仕途的人都必須弄懂這些道理。
君主的責任
孟子說“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按照錢穆所說，是壹種義務論為基礎設置的政治體制，天子算不算是公仆？《禮記》甚至說“國君死社稷，大夫死制，士死眾”，也是強調上位者的義務。在《論語》中，關於所謂的壹些等級制的描述都不過是禮儀祭祀等等皮毛上的表現，孔子並不認為國君可以享有任意的絕對的權利。
光武也不例外，他繼承了民本主義思想，在答復臧宮時稱：“《黃石公記》‘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後漢書·臧宮傳》）。
《後漢書·隗囂傳》隗囂發表的討莽檄文稱保護百姓是君之責，“百姓繈負流亡，責在君上。既安其業，則無責也。”
魯迅有壹段話影響很大，在《燈下漫筆》中，魯迅批判中國傳統社會，“中國人向來就沒有掙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也就是“暫時做穩奴隸與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但我們了解了以上古人的民本主義思想，就應該明確指出：魯迅言論甚為不當，奴隸、奴性不是中國人本來的形象，滿清時代的奴性絕不是中國人壹貫就有的。魯迅這種論調誤導了將近壹個世紀，很惡劣。如果我們把古人看作奴隸或者是奴才，那麽我們就不會對他們產生壹絲感情，也不會為中華文明而驕傲，只會產生蔑視。以至於今天的國人是非不分，善惡不辨，漢奸成為英雄。英雄成為罪人。還從來沒有壹個民族壹個國家如此糟蹋自己的歷史。
“民有天下，主權在民”論天命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古人迷信天命，但是儒家民本主義卻明確指出：“天命在民”。上天視人是人人平等的，老天永遠站在民的壹邊，人民的想法就是上天的想法。君主奉天就是代天去愛民。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尚書·臯陶謨 》)。
“天矜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泰誓》）。
“惟天惠民，惟辟（君）奉天”。（《泰誓》）。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撫我則後，虐我則仇。”（《泰誓》）。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尚書·蔡仲之命》）。
“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後漢書·卓魯魏劉列傳》）
“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於昵。” （《高宗肜日》）
宋明理學諸子都是公天下論者，他們認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壹人之私有”(《孟子集註·萬章上》）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之思想，在漢代董仲舒的發揮下，發展成為天人感應。用天意來約束君主必須傾聽民意。
關於土地、山川之類是否是君主的，對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孟子解釋說：“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他認為這是小吏發的怨言，不能解釋為天下壹切都是君主的。
明末王夫之說：“若夫土則天地之固有矣。王者代興代廢，而山川不改其舊，其生百谷以養人，王者亦待養焉，無所待於王者也，而王者固不得而擅之。”（《讀通鑒論》）
“民有天下，主權在民”思想同樣在漢代成為正統思想。《後漢書·王常傳》講王常勸其他綠林英雄時說：“民之謳吟思漢，非壹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強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張卯等被某些人視為最堅定的農民起義領袖，聽了這番話後都說：“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願敬受教。”民本主義原本是漢代社會各階級的***識，也為農民階級歡迎。
既然主權在民，故孟子當著宣王面說：“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
人定勝天
針對統治者鼓吹的“天命眷顧”，天道無常則更被人接受，“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這就像“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壹樣，是“天之道也”(《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古代民本主義者，還提出了“人定勝天”予以反駁。人定勝天，最早出自宋·劉過的《龍洲集·襄央歌》：“人定兮勝天，半壁久無胡日月”。《逸周書·文傳》也有:“兵強勝人，人強勝天。”與“人定勝天”相仿但出現得較早的成語是“人眾勝天”。《史記·伍子胥傳》有“吾聞之，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
民與神
既然天命都可以按民意而改變，對於神靈的預示，民本主義者根本不以為然。他們認為神不可信。而民才是神的主人，與其聽神，不如聽民。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中庸》）
季梁曰：“民，神之主也，是以聖人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左傳桓公六年》。）
史囂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傳莊公三十二年
得民心者得天下
民本主義主張：“得民心者得天下”，孟子說：“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離婁上》），“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孟子·盡心下》）。“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孟子·梁惠王上》)
《禮記》：“古之為政，愛人為大”。《大戴禮記》：“重社稷故愛百姓”，就能“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柔”。
“行壹不義、殺壹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孟子·公孫醜上》）
“以道勝者，帝；以德勝者，王；以謀勝者，伯；以力勝者，強。”（《太白陰經·主有道德篇》）
劉秀登基時，大將們的話說得明白。“如有聖人承敝而起，雖仲尼為相，孫子為將，猶恐無能有益。”（《後漢書·光武帝紀》）在當時的人看來誰的德行高，誰成為聖人，誰就應該得天下。何謂聖人，聖人者得民心也，故孔子認為：“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必也聖乎！”
“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仇。”（《尚書·泰誓下》）“撫我則後，虐我則仇。”（《尚書·泰誓》），周武王用民本思想來激起眾人對紂王的仇恨。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孟子·離婁上》）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孟子·離婁上》）
君必須盡君道行民本，如果君主害民虐民，則是壹夫，誅壹夫，不為弒君。何謂獨夫：《蔡傳》說：“天命已絕，人心已去，但壹獨夫耳。”
不仁而失天下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言必死亡。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孟子·離婁上》)
孔子說：“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論語·衛靈公》)“道”自然是儒家的道。儒家之核心在於“民本主義”思想， 孟子說誅殺桀紂非弒君，而是誅壹獨夫。在孟子等儒家眼裏的君不是現實政治生活的“君”。而是符合儒家道統的“君”，西方人說的“哲學王”。政治上壹旦失德、失道，也就是失去了“君”的身份。 愛惜生命者王，孟子說：“不嗜殺人者能壹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孟子·梁惠王上》）
戰爭打不打要看人民的意願，當齊王問孟子，燕國可討伐嗎？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逐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孟子·梁惠王下》）。孟子不是反戰主義者，孟子希望的戰爭是解救人民苦難的戰爭。孟子說：“文王壹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壹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公孫醜下》）
孟子說：“湯壹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 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吊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後，後來其蘇。’”（《孟子·滕文公下》）
他斥責為君主私利而發動的戰爭，說這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孟子·離婁上》）
孟子所言，壹般人讀了都不以為然。唯獨讀過《後漢書》，信以為然。在《後漢書·岑彭傳》裏光武給岑彭去信感慨道：“每壹發兵，頭須為白。”，他是考慮戰爭對百姓的苦難，要慎戰。面臨匈奴、烏桓的襲擾，北方邊民流離失所，但是他仍然制止馬武等人的出擊計劃，他認為時機不成熟，不能讓戰爭帶給更多人災難，所以仍以修養生息為重。
班超從西域奉詔東返，當地人認為被漢廷拋棄，有官吏為攔住班超自殺而死。耿秉死，匈奴人梨面出血。馬援打下交趾，當地人家家祭祀。諸葛亮“七擒孟獲”給當地帶來了先進的文明，至今當地多有紀念。這就是儒家要的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