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柳宗元的學術論文（2011-2012）
從中國學術期刊網的檢索結果來看，光2011年至2012年10月這壹段時間裏，以柳宗元為主題的期刊論文就有400來篇。這些論文內容廣泛，涉及了柳宗元的生平交遊、著作系年、思想影響、版本考訂、詩歌藝術、地方文化、教學教改及文學推廣等諸多方面。下文從接受與嬗變、思想與政治、考釋與比勘、教育與傳播四個方面略述其要。
壹、接受與嬗變
尚永亮、洪迎華：從辨體思想看明清詩學對韋、柳五古之接受
尚永亮、洪迎華在《從辨體思想看明清詩學對韋、柳五古之接受》（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2年第4期）壹文中論述了明清詩學對韋應物、柳宗元的接受。
明清時期，受尊古思想和辨體意識的影響，韋應物、柳宗元五古的體裁意義和藝術價值在讀者接受視野中得以凸顯。因詩學主張及價值觀的不同，此期詩家對韋、柳在五古發展史上的“正”與“變”及歷史地位存在多樣化的解讀：或謂其變而不失正，可作為追陶及尚古的門徑；或謂其乃六朝余韻，雖不足盡法，然實有妙詣。視角不壹的批評和接受，壹方面深入闡釋了“韋柳體”的豐富內涵，另壹方面也確立了韋應物、柳宗元在五言古詩及整個詩歌史上的意義和地位。
明清時期，雖然各位詩家在思想傾向上有復和求變的差異，理論建樹上有主格調、重性情尚神韻等不同，詩歌批評上也有唐、宋詩的軒和爭議，但在接受古詩時，基本都認同漢魏及陶詩的高格和雅正。對於唐代得古詩正音的詩人，各家的看法並不完全壹致。有人於古詩獨尚陶之清淡和技藝，以至在唐代惟推韋、柳二人。進壹步看，韋、柳在這壹五言正脈的傳續上又有特殊的地位。元好問有“古詩十九首，建安六七子。中間陶與謝，下逮韋柳止”的說法，承接元氏觀點，明清詩家在古詩流變中贊許唐代五古作者，也通常將韋、柳視作殿後的兩位，由此形成此壹時期較為壹致的接受態度。究其緣由，恐怕在於韋應物、柳宗元所處的貞元、元和之際正當詩史新變和轉關的特殊時段。
楊再喜論宋代接受視野中的韓柳並稱論
楊再喜在《宋代接受視野中的“韓柳”並稱論及其文化成因》（原載《社會科學輯刊》2012年第3期）中認為：由於儒學復興和文學復古的需要，唐代古文家韓愈和柳宗元在宋代同時迎來了接受史的第壹個春天，其中的“韓柳”並稱論成為壹種重要的接受方式。對於“韓柳”並稱論的接受主要有“文章之士”和“道學之儒”兩大群體。“文章之士”們常常堅持“韓柳”並稱並且使之廣為盛行；“道學之儒”們在北宋時往往“揚韓抑柳”，甚至反對“韓柳”並稱，到南宋時，由於理學官方地位的確立，“韓柳”並稱論也得到了理學家的認同。“韓柳”並稱論的境遇在於：韓、柳兩人文學地位雖然相當而在對待儒、釋、道的態度上卻不壹樣。
楊再喜論唐宋古文體系中“文道觀”的傳承與轉關
楊再喜在《論唐宋古文體系中“文道觀”的傳承與轉關》（原載《河北學刊》2011年第5期）中認為：在唐宋古文理論中，“文道觀”居於核心地位，對於道之含義的理解，壹方面以儒家的聖人之道為基礎，另壹方面對儒、釋、道各家的態度明顯不同。兩宋時，唐代“文道觀”的基本思想顯現出壹定程度的恢復和回歸，使唐宋古文運動成為壹個整體並取得了最後的成功;但由於接受語境的變化，歷經演進，原有的“文道觀”也出現了壹些新變和轉折。
具體到柳宗元，韓、柳二人對於“道”的含義的理解也有著***同的基礎，即堅守儒家的聖人之道。對於儒家之道的強調，是韓、柳二人在文學史上得以相提並論的重要原因。，柳宗元“統合儒釋”的思想也發展為王安石的“通融儒釋”觀。
肖揚碚論柳宗元在明代的接受與批評
洪迎華論劉禹錫柳宗元在明清時期的接受境遇
洪迎華在《政治家劉柳在明清時期的接受境遇》（《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1年第5期）中認為：因為永貞革新及王叔文等的關系，歷史上對政治家劉禹錫、柳宗元的接受表現出諸多爭議，並在壹定程度上影響了詩人、文學家身份的劉柳。唐宋時期，劉柳的政治作為及人格處於被貶斥的地位，降及明清，其接受境遇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壹方面，接受者對永貞革新的認識走向公正和深刻，王世貞、王夫之、王鳴盛等人皆在對事件背景、過程的客觀探討中，重新審視和大力肯定了革新的歷史意義，從而在壹定程度上為革新人物的不實罪名翻了案。另壹方面，明清讀者對革新中的人物角色表現出了較為復雜的接受心理。諸多史家大力肯定二王的革新作為，但在道德品行上卻加以貶低，並對其用事作風示以不滿。而對劉柳，則出現了由否定其人而否定其文，和盡管對劉柳與王叔文結交並在行事中的激切、浮躁不無微辭，但對其人其文均予以肯定的兩種不同接受態度。
李棟輝論宋代柳詩的接受
李棟輝在《宋代柳宗元詩歌接受新論》（原載《柳州師專學報》2011年第1期）壹文中認為：柳詩在宋代的接受與宋代的詩學思想有著緊密關聯，詩學思想與人格境界之“平淡”追求，深深的影響了柳宗元詩歌在宋代的傳播過程。宋代對柳宗元詩歌的接受主要從“陶柳”詩風異同論、“韓柳”詩風不同論、柳詩深得“騷學”論等三條路徑展開的。
景遐東、曾羽霞論柳宗元山水遊記的影響
景遐東、曾羽霞在《柳宗元山水遊記的文體特征》（《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1年第9期）壹文中認為：柳宗元的山水遊記創造性的吸收了前人成果，開拓了新題材，擴大了山水的關註範圍，在對山水的描寫時凸顯山水的特色，寫“意”中的山水，“人化”的山水；通過獨特意象的選擇，註重情景交融、物我冥合意境的開拓和語言的詩意化，形成了山水遊記文體的詩化狀態。無論是其嫻熟的詩化手法、獨特的題材選擇、高潔幽遠的創作風格與精美雋永語言，對唐以後歷代散文家都有深刻影響。晚唐的皮日休、羅隱、陸龜蒙等的散文，隨處可見柳宗元山水遊記的痕跡。宋代歐陽修、王安石、蘇東坡，明代的袁宏道、徐宏祖，清代的姚鼐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他的山水遊記的影響。
呂海龍論劉知幾對韓柳的影響
何哲群論柳宗元對屈原的接受與繼承
何哲群在《試論柳宗元對屈原的接受與繼承》（原載《雲夢學刊》2011年第4期）壹文中認為：屈原不僅是中國文學史上第壹位偉大的詩人，更是中國人文精神、憂國憂民的情懷和中華民族文化的源頭。相似的時代環境和人生經歷，使柳宗元對屈原有千年壹遇之感。柳宗元被貶永州之後，就極力追慕屈原，他的政治追求是對屈原“美政”理想的繼承和發揚；他的文學創作師法屈原，是對屈騷的繼承和發展。首先，柳宗元繼承了屈原深刻的憂患意識和強烈的批判精神，而且更有發展，批判力度更強，方法也更多樣。其次，柳宗元繼承了屈原《離騷》“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的傳統。再次，柳宗元還繼承了屈原騷學的抒情模式。
殷學國論《江雪》的影響
殷學國在《唐詩經典影響史的三個層次——柳宗元﹤江雪﹥影響研究》（原載《安徽師範大學學報》2012年第1期）認為：《江雪》對後世文學創作的影響與後人對其詩典和意象之借鑒和接受屬於壹體兩面的關系，均表現於語典引用、意境重繪和意蘊轉換三個方面。這三個方面代表了唐詩經典影響史研究的三個層次，具有方法啟示的意義。《江雪》語典的使用頻度和語典形式的變化見其在後世的接受程度。對《江雪》意境的重寫和再繪則能見出接受過程中壹些豐富而細致的變化。寒江獨釣意蘊在後世詩作中的接受變化，既豐富了意象內涵，又為探求《江雪》意旨提供了路徑和線索。
楊榕論《封建論》的接受與再接受
楊榕在《經典論斷的評析與認同——柳宗元﹤封建論﹥的接受與再接受》（原載《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1年第4期）中認為：《封建論》是唐代著名的古文家柳宗元的經典名篇，文章立論有據，駁斥有力，凸顯了嚴謹的文法及見識。《封建論》被宋代古文家蘇軾接受及被選文學家高步瀛再接受的過程中，體現了高步瀛對蘇軾評析柳文經典論斷的認同。
於清惠論宋詩對柳宗元的接受
於清惠在《從﹤石林詩話﹥中看宋詩對柳宗元詩歌的接受》（原載《船山學刊》2011年第1期）認為：從詩話角度，以《石林詩話》為例，淺析宋詩對柳宗元詩歌的接受的表現。柳宗元詩歌對宋詩有影響，而作為宋代詩話中葉夢得的《石林詩話》又是對宋詩研究的重要著作，《石林詩話》中對宋詩人的評價，符合柳宗元詩歌的壹些特點，體現出柳詩對宋詩的影響。
陳如毅論杜牧對柳宗元的接受
陳如毅在《以***鳴理論看杜牧對柳宗元的接受》（原載《江蘇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1年第2期）中認為：杜牧在晚唐柳宗元的接受處於低谷的時候，唱出了“李杜泛浩浩，韓柳摩蒼蒼”的詩句。***鳴理論認為，當接受主體與接受對象的審美契合度越高時，***鳴效應越大，文學接受越易發生。由於杜牧在自身氣質、政治熱情、文學創作及情感經歷上與柳宗元存在高度的契合，所以也對柳宗元詩文的***鳴要多於他人。這是杜牧欣賞接受柳宗元不可忽視的內在原因。
莫軍苗論柳文在金元時期的接受
鄧怡舟論老子思想對柳宗元寓言的影響
鄧怡舟在《論老子思想對柳宗元寓言創作的影響》（原載《滄桑》2012年第1期）中認為：柳宗元在寓言方面能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主要是他發奮鉆研、師承廣泛、博采眾長，而又大膽創新的結果。本文闡述老子的思想對柳宗元寓言創作內在精神等方面的影響，以此論證柳宗元寓言與老子思想的師承關系。
田恩銘論《新唐書》采摭柳文入傳與唐宋思想轉型的關系
田恩銘在《論﹤新唐書﹥采摭柳文入傳與唐宋思想轉型的關系》（原載《西北大學學報》2011年第2期）中認為：唐宋思想的轉型，落實在史傳書寫上，則從史家的實錄寫法轉向本時代理念的參與，這樣所形成的傳記文本必然存在著對當下思想意義的張揚，即以他人之觀念表達自我之思想。《新唐書》壹改《舊唐書》的格局，通過全面采摭柳文入傳展現了唐宋思想轉型的壹個側面。柳文被廣泛采摭的壹個原因就在於“議論”和“史才”的價值上。而采摭柳文引起的化學反應則是實質性的，從文學、思想層面到政治層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改變，柳宗元形象因之形成了重構的效果。宋祁采摭柳文入本傳分別展示了柳宗元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形象;而采摭柳文入其他傳記則更使韓、柳合流，完成了唐宋思想轉型的壹個尋求資源的階段。通過采摭柳文入傳，既建立了本時代的思想資源，也無形中有意地讓柳宗元與韓愈走到壹起。
曾明論胡宿的活法詩學不乏柳宗元的影響
林陽華論柳宗元、元結對沈遼的影響
沈遼對柳宗元深為理解，當他來到愚溪時，作有《愚溪》，詩雲：“夫子幽棲十二年，至今使人長嘆息。” 柳宗元往日歌詠的永州山水，壹方面是他哀嘆柳宗元不遇的催化劑，另壹方面也構成了他尋幽探險的去處，以此同他產生***鳴。
二、思想與政治
翟滿桂論柳宗元的重民思想
翟滿桂在《論柳宗元“吏為民役”的重民思想及利民活動》（原載《文史博覽》2011年第12期）中詳論了柳宗元的重民思想。柳宗元主要活動在唐永貞、元和年間，謫居湖南十年。他提出了“吏為民役”的主張，強調保護人民的利益。本文在闡述柳宗元重民思想內涵的同時，展示其“利民”和“民自利”活動實踐。重民主張有：均稅薄賦、抑制豪強、厚德簡刑。利民舉措有：壹是采取措施，解放奴婢。二是身體力行，重視生產的發展。他親自組織遊民，在柳江南岸的大雲寺開荒種地、種菜、種竹、種稻、種樹。三是致力於以文化民。他於元和十年六月到達柳州，十月修復孔廟。四是尊重少數民族。柳州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之壹。柳宗元很註意了解和尊重少數民族的生活習俗，較少壹般人的華夷偏見。他是最早描繪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生活和當時風俗的壹位重要作者。
王洪臣論《非國語》的明道意識
王洪臣在《論柳宗元﹤非國語﹥的明道意識》（原載《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1年第3期）中認為：柳宗元在《非國語》中對《國語》所記載的不合於“道”的某些內容，從“其言本儒術，則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核，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為靈奇，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幾個方面進行了批駁，充分表現出了他的“明道”意識和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
鄭建鐘論柳宗元的大中之道
鄭建鐘在《論柳宗元天人觀的政治邏輯——以“大中之道”為線索》（原載《重慶理工大學學報》2011年第1期）中論述了柳宗元的大中之道。柳宗元的天人觀突出了人自身的主觀能動性，將“天人之際”轉化為現實政治努力的總概括“大中之道”，並將這壹理論範疇貫穿於現世的政治原則與政治目標，這種觀點在宋明理學後備受詬病。然而，歷史最終證明，對天人觀的神秘性的解蔽，是現實政治走向現代的壹條必由之路，現代政治的合法性證明不源於“上帝”，也不源於神秘的“天誌”，而源於人自身。
朱璐論柳宗元對儒家天論思想的完善與創新
朱璐在《論柳宗元對儒家天論思想的完善與創新》（原載《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1年第10期））壹文中論述了柳宗元對儒家天論思想的完善與創新。借言天道以明人事，是歷代儒家所取法的言說方式。秦漢諸儒論“天”帶有很強的道德主體性，且偏於倫理而疏於哲理。柳宗元提出元氣本原論、反天人感應論及新“天爵”論，從本原、天人關系、以及本體論角度，完善了先秦至中唐儒家天論思想的不足，思辨化的“元氣自動”論也為宋明時期的氣本論哲學體系開啟了端緒。
高會霞論柳宗元統合儒佛思想
高會霞在《柳宗元的“統合儒佛”思想及其復性路向》（原載於《天津大學學報》2011年第2期）壹文中認為：中唐時期，面對佛教壓力，為了復興儒學，柳宗元提出了援佛入儒，統合儒釋的思路。柳宗元認為儒佛相合於“性”，因此要想復興儒學就必須吸取佛教心性論思想精髓，從“復性”入手，而復性思路的提出為理學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陳洪、趙紀彬論柳宗元的詩歌佛學淵源
陳洪、趙紀彬在《柳宗元的詩歌佛學淵源探析》（原載《北方論叢》2011年第2期）壹文中認為：柳宗元是中國歷史上壹個比較特殊的文人，其特殊之處在於他從小由於家庭的原因就受到佛教的熏陶和對佛教進行長期研究，尤其是在其政治上受到挫折、遭受排擠時，其更加關註和研習佛理以此能從佛理中找到精神慰藉，因此，佛教對其精神世界產生重大的影響。而在這種精神的引導下所從事的詩歌創作活動也必然帶上佛教的烙印，其詩歌無論在思想內容，還是在藝術技巧上都與佛學有著深厚的淵源、在眾多方面呈現佛學的特征。
宋來惠論《永州八記》中的佛心禪意
宋來惠在《從﹤永州八記﹥看柳宗元的佛心禪意》（原載《山東理工大學學報》2011年第5期）壹文中認為：《永州八記》字裏行間都明顯流露著作者的佛心禪意，留下了作者佛學思想的深刻印跡。清幽淒美、寂寥空澄的靜境畫面，天人合壹、物我兩忘的佛化人格。永州山水在他筆下所呈現出來的清幽淒美、寂寥空澄的優美的靜境畫面，字裏行間展示出柳宗元天人合壹、物我兩忘的佛化人格，這種壹而再、再而三地去僻靜的山水中發掘清寂幽邃的意趣之用心，這種佛心禪意地對美麗山水的獨特解讀和深刻感悟，對他來說是對凡世塵囂名利掙紮的壹種超然，是對身處逆境諸多痛苦的壹種解脫；也是壹種佛化自然尋求寄托的精神安慰，更是壹種寧靜心靈與世無爭的自我滿足。
張愛梅論《江雪》中的文學意蘊
張愛梅在《柳宗元﹤江雪﹥文化意蘊探析》（原載《江蘇大學學報》2011年第2期）中論述了柳宗元永州時期孤獨、憂傷與絕望的心情。《江雪》為柳宗元謫居永州所作，短短二十言，寫景狀物，空靈虛蕩，絕非壹般的感興排遣，極盡孤寒與悲愴，是他政治上壓抑悲憤、生活上孤獨悲涼而至絕望的心情的凝結與沈澱。
閔祥鵬論柳宗元與中唐的災害新思維
閔祥鵬在《柳宗元與中唐的災害新思維》（原載《中州學刊》2011年第4期）壹文中論述了柳宗元於中唐的災害新思維。：柳宗元在繼承荀子“明於天人之分”觀點的基礎上，對天人感應的災害天譴說、陰陽失調說、時令失序說、鬼神為祟說等災害思想提出了質疑批判、重新闡釋或者辯證分析，並由此提出了中唐災害的新思維：壹是災害的發生並非天譴，也不能預示人類社會的治亂興衰；二以災害為主的環境壓力是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的推動力之壹；三災害發生有其自然因素，人類社會與自然災害之間不能相互感應，消弭災害不能通過人類社會調和陰陽、順應時令、敬奉鬼神的方式實現。
趙建軍論柳宗元的貶謫心態
趙建軍在《從種植詩看柳宗元的貶謫心態——兼與白居易的種植詩相比較》（原載《陰山學刊》2011年第2期）壹文中論述了柳宗元的貶謫心態。種植詩創自杜甫，是傳統的詠物詩與詩歌題材日常化相結合的產物。在柳宗元的種植詩中，反映了他被貶之後的復雜心態，即憂生與救治，自負與自憐，絕望與理想。而白居易的種植詩主要反映了他的閑適心態。
李建華論河東柳氏與古文運動
李建華在《唐代河東柳氏與古文運動》（原載《北方論叢》2012年第2期）中認為：唐代河東柳氏古文家輩出，其古文理論與創作十分豐富。河東柳氏有重視史學的家學傳統，以及重禮法、尚質實的家風，學風家風與古文運動的實質頗相契合。唐代河東柳氏與唐代的禮法高門山東士族有密切關系，與古文家過從甚密。河東柳氏參與並影響了古文運動，柳宗元正是在家族文化土壤中成長並成為古文運動的領導者。
謝水順論柳宗元的民法學思想
謝水順在《柳宗元民法學思想探微》（原載《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2年第6期）中認為：中國古代刑法體系非常發達完善，自古就形成了“重刑輕民”的法律傳統。柳宗元是我國古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其刑法學思想相當豐富，而民法學思想相對分散，難成壹家之言，但其精微細致處也比較精彩。
曹章慶探析柳宗元謫居永州前期的精神
三、考釋與比勘
盧燕新考論柳宗直《西漢文類》
盧燕新在《柳宗直﹤西漢文類﹥考論》（原載《清華大學學報》2011年第1期哲社版）中認為：柳宗直《西漢文類》是今可考唐代為數不多的由唐人編纂且未選唐人詩文的總集，雖然該集已佚，但編纂者柳宗直兄柳宗元所為序文尚存，其他典籍亦保留有是集的相關資料，據此可以考知該集的編纂動因、選錄內容及標準、編纂體例及批評特點。尤其重要的是，《西漢文類》纂於唐古文運動盛興之際，該集所體現的文學觀、選學觀等與唐古文運動有著密切聯系。
吳在慶考補柳文系年
吳在慶在《柳宗元文系年補考》（原載《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1年第2期）中認為：柳宗元《道州文宣王廟碑》等文章的系年，諸家有所不同。其中或有均誤系者，今據有關典籍資料重加考訂，如《道州文宣王廟碑》乃改系於元和十壹年。亦有考其準確作年者，如認為《大鑒禪師碑》應作於元和十年十壹月至元和十壹年正月之間。又有考定何者為是者，如以為《陸文通墓表》之作年，最早應是元和元年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