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義：文章應該為時代而作，歌詩應該為事理而作。
原句出自白居易《與元九書》，原文很長，節選包含詞句的段落如下：
家貧多故，二十七方從鄉賦。既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及授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
節選段譯文：
因家庭貧困而又多事故，直到二十七歲我才應進士試。考中以後，雖然專心於分科考試，還是沒有停止做詩。到了做校書郎的時候，詩作足有三四百首。有時拿出來讓足下這樣的朋友們看。大家壹見都說寫得工巧，其實我並沒有達到詩作者的水平。自從到朝廷作官以來，年齡漸長，經歷的事情也漸多，每逢與人談話，多詢問時政，每逢讀書史，多探求治理國家的道理。這才知道文章應該為時事而著作，詩歌應該為現實而創作。這時候，皇帝剛剛繼位，政府之中有正直的人士，屢次下詔書，調查人民的疾苦。
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表達了詩歌必須為政治服務的核心思想，以及他的詩歌是現實的反映的文學觀點。在白居易看來，為民與為君是能夠統壹的，兩者之間並不矛盾。詩歌既要為統治階級的政治利益服務，就要真實地反映 民 間的疾苦，人世的不平，揭露統治階級內部的弊端。他認為只要寫出了人民的心聲，深宮的皇帝就會了解老百姓的生活狀況，了解他們的願望和要求，從而調整和改良政治措施，減輕人民負擔，於是乎，“上下交和 ，內外胥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