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長們（文史隨筆）作者：甘建華（原載《藍墨水的上遊》，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
石鼓書院位於衡陽市石鼓區石鼓山，海拔69米，相傳山上有石鼓，高六尺，能發出鼓聲，故得其名。北魏酈道元《水經註》所載：“山勢青圓，正類其鼓，山體純石無土，故以狀得名。”另壹說，是因它三面環水，水浪花擊石，其聲如鼓。晉時瘐闡《觀石鼓》詩雲：“鳴石含潛響，雷駭震九天。”從《水經註》來看，秦代以前，石鼓之名就已載於史冊。
建於石鼓山上的石鼓書院，歷史悠久，源遠流長。諸多史料顯示，創建於唐元和初（806～810）的石鼓書院，為中國古代最早的壹所由私人辦學的書院，也是清代及以前中國南方文化學術中心。在北宋全國四大書院中，石鼓書院實際上又是首屈壹指的。從創建歷史淵源看，它比創建於五代南唐升元年間（937～942）的白鹿洞書院早120多年；比創建於宋太祖開寶九年（976）的嶽麓書院早160多年；比創建於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l009）的睢陽書院（又稱應天府書院）早199年。
“石鼓名山始自唐，天開此處讀書堂。”石鼓書院歷唐、宋、元、明、清各代，至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改設石鼓高等學堂為止，延續了壹千余年。期間，它始終以藏書之豐、學風之盛、設備之全、經費之足、管理之嚴、成就之大，在中國教育史和書院發展史上享有極高的地位，素有“衡湘洙泗”、“道南正脈”的美譽。
宋太宗至道三年（997），李寬族裔李士真“援寬故事，請於郡守，願以私財”，在李寬辦學舊址上對石鼓書院進行首次重建。史載，宋朝皇帝曾兩次給石鼓書院賜額。壹次是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這在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和朱熹的《石鼓書院記》中有錄；壹次是仁宗景祐二年（1035），仁宗允集賢殿校理劉沆之請，詔賜“石鼓書院”匾額及學田5頃，使石鼓書院聲名大振，遂與睢陽、白鹿洞、嶽麓三書院並稱為“天下四大書院。”石鼓書院首任山長李寬、後任山長李士真同祀石鼓七賢祠，與韓愈、周敦頤、朱熹、張栻、黃幹並稱石鼓七賢。
梁章鉅《退庵隨筆》卷六記：“掌書院講習者謂之山長，山長亦稱院長，亦稱山主。”五代時蔣維東隱居衡嶽講學，受業者稱蔣為山長（見《荊湘近事》）。至宋相沿為習，書院益多。元代書院，亦置山長，講學之外，並總領院務。清乾隆時改為院長，清末仍名山長。對其人選，明代多以品望為主，沒有地域限制。清代雖強調品行、學問，然而多主張選擇本地人士。自南宋以來，石鼓書院歷代延聘了數十位山長，由於屢遭戰亂，兵火連綿，未能查找。
南宋時值得大書壹筆的是大儒朱熹的《石鼓書院記》。在這篇帶綱領性的歷史文獻中，朱熹對書院辦學的指導思想、教學內容、教育重點、教學方法作了具體闡述。尤其是他倡導的將義理之學、修身之道作為書院的辦學宗旨，以達到“明道義正人心”教育目的，不僅為當時全國各書院所效法，而且對元、明、清歷代辦學都有深刻的影響。山長留名者有戴溪、程洵、李訪。戴溪在孝宗淳熙五年（1178）中省試第壹，累官至權工部尚書，以龍圖閣學士致仕。淳熙十二年（1185），石鼓書院得以恢復重建，戴溪任山長，與諸生講《論語》，有《石鼓論語問答》三卷。程洵為朱熹門人，潛心理學，是程朱學派的重要學者。孝宗淳熙十壹年（1184）始出任衡陽主簿。十四年又暫代石鼓書院山長，以宣揚朱子張子之學為要務，壹時“士友雲集，登其門者，如出晦庵之門”（清康熙《衡州府誌》）。在衡期間留有題詠石鼓詩若幹首，並編纂首部《石鼓書院誌》（後散失）。南宋開慶元年（1259），石鼓書院毀於兵火。景定元年（1260），提刑俞琰命山長李訪“盡復舊觀”，取明德新民文章，為諸生丕揚其義，絕響再聞，士風作振。宋王朝南遷後，較為著名的書院為石鼓、白鹿洞、嶽麓、象山等，嵩陽因戰亂宋末時廢毀，及至明中期嘉靖年由登封知縣候泰重建才得以恢復書院。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朝代之壹，統治者基本上不學無術，仇視漢族文化，書院基本上處於政府監控之下。例外的是，石鼓書院與全國其他書院遭際不壹樣，是少有的受統治者重視的書院，還獲贈學田。歷任石鼓書院山長有鄧大任、王復、康莊、程敬直、李宥孫、金文海、朱仁仲、張珪等，但就跟元代本身壹樣，這些名士也只是客串了壹把山長，未能有多大作為，因此，正史、野史中都很難查找到他們的資料
明清兩代，衡陽地方官員對於石鼓書院有著壹種特別的情結，這也是石鼓書院得以興盛發展的壹個重要原因。元末兵燹後，自明代永樂年間起，經過衡州知府史中、翁世資、何珣及湖廣憲副沈慶等人70多年的努力，書院終於規制大備，沈寂多年的石鼓書院又再次興盛起來。正德四年（1509），葉釗為山長，講聖賢身心之學、道德之首，剖晰疑義，闡發幽微，“時學者翕然雲從”。王大韶青少年時期求學於石鼓書院，致仕後“重返母校”，主講石鼓書院，並參與編纂、重校首部《石鼓書院誌》，為後世留下了極為珍貴的有關書院史料。其他知名山長有周詔、李明安等。到了清代，山長陳士雅、吳炯、宋薊齡、曠敏本、林學易、李振南、羅廷彥、王光國、余廷燦、李繼聖、劉高閣、譚鵬宵、張學尹、常大湘、劉祖煥、蔣琦齡、鄒焌傑、馮俊、鄧傳密、李揚華、左斌、江昱、祝松雲、莫重坤、曾熙等，基本上都是進士、舉人出身，才高八鬥，學貫古今，官場歷練多年，卓然湖湘名士，主觀上要為桑梓造福，客觀上保證了教育質量，石鼓書院“宛然壹鄒魯洙泗之夙也”。
比山長更牛的是山鬥，也就是泰山、北鬥的合稱，猶言泰鬥。鄒守益是明代大儒王守仁的高足，正德六年（1511）中進士第壹，授翰林院編修，累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嘉靖中講學石鼓，著《教言》25篇（又稱《語石鼓諸生二十五篇》），對識性、求實、時習、篤行、慎獨、戒懼、格物、致知等作了精辟的闡述，成為諸生向學的至理名言。四方從遊者踵至，被諸生尊為書院“山鬥”。曠敏本和林學易都是衡山縣人，都是進士出身，都是石鼓書院歷史上很有作為的山長。曠敏本乾隆十九年（1754）被聘為嶽麓書院山長，任職約三年，後出任石鼓書院山長，因學問精湛，出類拔萃，倍受時人稱頌，士子爭以出其門下為幸。林學易幼年受知於學使，有“國士”之稱。乾隆二十六年（1761）聘為石鼓書院山長，連續執掌書院達15年之久。末代山長（1894～1902）曾熙是衡陽石市人，光緒進士，累任提學使，不久返湘，主講石鼓書院，後任湖南教育學會會長、南路優級師範學堂監督。
石鼓書院素稱人才薈萃之地，講學風氣甚濃。歷代名師大儒，如宋代的朱熹、張栻、鄭向、黃幹，元代的偰玉立、奚漢伯顏、李處巽、陳淞年，明代的湛若水、蔣信、羅洪先、趙貞吉、茅坤、李渭、羅近溪、甘公亮、蔡汝楠、劉堯誨、王萬善，清代的王敔、潘宗洛、吳時來、余廷燦、劉良弼、江恂等，都相繼來這裏登臺傳道，使石鼓成為遠至京師近至衡永郴桂道士子們向往和雲集的學府，成為湖湘地區引人矚目的儒學傳播基地，並進壹步發展成為中國古代“講學式”書院的楷模，對湖湘文化的演變和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作為中國壹所最古老的書院，在長達千余年辦學過程中，石鼓書院所造就的人才之多，實在是難以計數。清乾隆衡陽縣令陶易寫有《石鼓書院》壹詩，描繪了“英才薈萃”的景象，詩曰：“曠代儒風喜未顏，壹時講院盡英才。雙流環繞宮墻肅，喬木陰森士氣培。祀典已崇新俎豆，詩篇長煥舊亭臺。自今遊履休嫌憂，綠竹西溪壹經開。”
《國朝石鼓誌》載，宋乾道八年（1172）殿試，石鼓書院登進士第的就有王居仁、鄧友龍、鄧友齡3人。明嘉靖三十年（1552）壬子鄉試中，石鼓書院諸生李孟彰、王大韶、譚汝賡、徐應南、彭良臣、陶賓6人中舉，史稱“朱陵六鳳”。明末王船山、李國相、夏汝弼、管嗣裘、鄒統魯等高風亮節、博學多才者也出自石鼓書院。清光緒六年（1880）庚辰會試，石鼓書院的祝松雲、譚鑫振、楊依鬥、陳鼎4人同中進士，其中1人殿試點探花，1人朝考選庶常。像這樣的棟梁之才，還有明代的朱炳如、伍定相、曾朝節、祝詠、廖汝恒、陳宗契等，大清中興名臣彭玉麟、衡陽第壹個傳臚彭述等，他們都是從石鼓書院走向中國大舞臺，“各領風騷數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