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城南隅，九塘江與壽江的交匯處，巍巍七層古塔，美名文塔，相傳為培植文運而建。它始建於明代成化年間，清朝道光年間因科第不利而拆，清朝光緒年間重建。
兩水相交，江流滔滔，自然有可圈可點的風景。興建壹塔，用以點綴風景，並藉以登高望遠，飽覽群山之秀色。再修兩橋，可溝通兩岸，也可立其上賞水觀魚。這樣正合了“兩水夾明鏡，雙橋落彩虹”的詩句。而文塔如筆，青山如架，江水如汁，深潭如硯，四季晨昏，陰晴晦明，景色多變。有此佳景，真是壹件美妙的事情。然而文塔也給汝城帶來壹些不快。
汝城地處萬山之中，耕者多，而讀書者絕少，偶有壹二生監，其尊無對，特別到了清代，能考取功名的更是鳳毛麟角。物以稀為貴，有好事者嘗撰壹聯紀其實曰：“魚龍雞鳳鴨孔雀，貢閣廩尚童翰林。”嘲笑、奚落之情，昭然若揭。但仍有人抱住幻想不放，把考取功名系於壹塔，以為只要塔壹建，考取功名易如拾芥。許多年了，考取功名的仍是寥寥無幾。夢想與現實總是那麽遙遠。無奈和失落毒蛇壹樣噬咬著學子們鄉紳們縣吏們的美夢。惆悵的人們到塔下江邊徘徊，排遣心中的郁悶。且欣賞“文塔夕照”的美景，看夕陽西下，澄江如練，塔筆影動，渲染出“半江瑟瑟半江紅”的畫兒。美景如醇，壹時讓惆悵者忘卻了煩惱。
然而，當沈思的頭猛然擡起，暮色中,驀然見文塔如壹指。噫，這不是民間故事中，那個“能掐會算” 的和尚，向三個趕考的秀才伸出的壹根指頭嗎？只中壹個？壹個都不中？只壹個不中？
說到“壹個”，說到汝城讀書人考取功名，就不得不提到朱經貫。我們可以翻閱新修的《汝城縣誌》和當地朱氏族譜，上面均有朱經貫於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庚辰歲）狀元及第的簡要記載。現在馬橋鄉塔背村仍有洪天錫為朱經貫中狀元之事所書的“大魁天下”牌匾。歷史上也確有洪天錫其人，他是福建石獅後廳村人，南宋理宗寶慶二年(1226年)中進士，曾任監察禦史等職，官至華文閣直學士，端明殿大學士，屬當時的高官名流，牌匾上書其官職為：工部左侍郎，欽奉湖南安撫使。據族譜記錄，朱經貫曾任當朝奉政大夫，官居五品。民間也有“狀元歸”的傳說。朱經貫中過狀元似乎是“鐵板釘釘”了。但令人大惑不解的是，翻閱宋代狀元名錄，118名狀元名單中竟然獨獨不見朱經貫的名號，整個湖南也只有王容這根“獨苗”。而確切的史料記載為：宋哲宗元符三年庚辰科“大魁天下”的應是河北人李釜，他在省試中奪取第壹，因當年哲宗駕崩，徽宗服喪期未滿，未親試進士，也就是沒有舉行欽定誰是狀元的殿試，只得詔令以省試中獲得第壹名的李釜為新科進士第壹名。再說洪天錫是南宋時候人，書匾時（理宗寶慶元年，1225年）距北宋哲宗元符三年已有115年。匾是怎麽來的，為何而題，是不是他題的？筆者自然無從得知，這些謎且留給他人去考究吧。但朱經貫已是神壹般英雄壹般的人物，成為汝城朱姓人心目中永遠的驕傲，成為汝城讀書人的榜樣乃至偶像，是毫無疑問的。朱經貫正像科舉時代的壹座燈塔，照亮並指引著讀書人求學求仕的心靈路程。
年復壹年，學子們的夢像水泡壹樣幻滅，是何等的令人沮喪呀。怪誰呢？當然怪風水不好。文塔自然被視為不祥之物。那就拆了它吧。於是文塔在怨恨與唾棄中訇然倒下。其實理智地想壹想，科舉制實行壹千三百多年，金榜題名的狀元不到壹千個，能考取進士的，按當時的科舉制，全國三年內也就那麽幾百個。僅此壹條獨木橋，被擠下深淵的當然是多數人，以至於“窮酸”、“落魄”與大多數讀書人結下了不解之緣，進京趕考的舉人，因落榜流落在街頭的不在少數。所受教育相對落後的汝城讀書人，掉進深淵是在預料之中的事。
汝城文塔的拆建，見證了科舉制的窮途末路。文塔如筆，在歷史的長卷中，批閱著每壹道答題。該給科舉制寫上壹篇墓誌銘，劃上壹個句號了。
如今，文塔正飽蘸著新時代新制度的陽光、春風、雨露，在藍天碧水間，抒寫著汝城讀書人的才華與風流，記錄著汝城三百六十行的狀元們。文塔幸矣，讀書人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