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風》第三十九）並對因諂事帝王而竊據權位者的醜態極盡嘲諷之能事，如：“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雲開甲宅。路逢鬥雞者，冠蓋何輝赫。鼻息幹虹蜺，行人皆怵惕。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跖！”而在《夢遊天姥吟留別》中，他發出了最響亮的呼聲：“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這個藝術概括在李白詩歌中的意義，正如同杜甫的名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在杜詩中壹樣重要。 在天寶末日益惡化的政治形勢下，李白又把反權貴和廣泛的社會批判聯系起來。如《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既為屈死的賢士仗義抗爭，也表達了對朝廷的失望和輕蔑：君不見李北海，英風豪氣今何在？君不見裴尚書，土墳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見此彌將鐘鼎疏。在《書情贈蔡舍人雄》、《古風》第五十壹、《登高丘望遠海》等詩中，李白甚至借古諷今，對玄宗本人提出了尖銳的斥責。總之，可以說他把唐詩中反權貴的主題發揮到了淋漓酣暢的地步。任華說李白“數十年為客，未嘗 壹日低顏色”（《雜言寄李白》），這種在權貴面前毫不屈服、為維護自我尊嚴而勇於反抗的意識，是魏晉以來重視個人價值和重氣骨傳統的重要內容，李白正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承和發揚了這壹優秀傳統而成為詩壇巨星的。 李白的詩歌充滿熱烈的人生之戀。他的詩往往於曠放中洋溢著童真般的情趣，如：“兩人對酌山花開，壹杯壹杯復壹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山中與幽人對酌》）“袖長管催欲輕舉，漢中太守醉起舞。手持錦袍覆我身，我醉橫眠枕其股。”（《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生活如同馥郁的濃酒使詩人心醉，這當然不是說生活中沒有悲哀和痛苦，但詩人的樂觀精神足以使他超越和戰勝憂患意識，所謂“人生達命豈暇愁？且飲美酒登高樓”（《梁園吟》），“且醉習家池，莫看墮淚碑”（《襄陽曲》之四），就是他曠達心態的寫照。 他永不安於寂寞和孤獨，如《月下獨酌》其壹，表明了只有充溢著生命活力的詩人才能發出如此的奇思妙想。他有壹首《短歌行》，詩中構想道：“吾欲攬六龍，回車掛扶桑。北鬥酌美酒，勸龍各壹觴。富貴非所願，為人駐頹光。”這裏沒有嗟老嘆卑的哀惋，卻用“勸酒”的天真想象表達了對人生的無限依戀之情。這些詩篇以其純真的情趣，感召著被庸俗的生活所淹沒了的美好的人性，並因此而獲得永久的魅力。 李白對大自然有著強烈的感受力，他善於把自己的個性融化到自然景物中去，使他筆下的山水丘壑也無不具有理想化的色彩。他在《日出入行》詩中說：“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涬同科。”又說：“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李白具有英風豪氣，又追求單純高潔的心境，這些不同的性格側面也就形成了他的山水意境的兩大類型：壹類是在氣勢磅礴的高山大川中突出力的美、運動的美，在壯美的意境中抒發豪情壯思；另壹類則著意追求光明澄澈 之美，在秀麗的意境中表現纖塵不染的天真情懷。例如他筆下的黃河、長江，奔騰咆哮，壹瀉千裏：“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將進酒》）；“黃河萬裏觸山動，盤渦轂轉秦地雷……巨靈咆哮擘兩山，洪波噴流射東海”（《西嶽雲臺歌送丹丘子》）；“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裏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廬山謠寄盧侍禦虛舟》）；“海神來過惡風回，浪打天門石壁開。浙江八月何如此，濤似連山噴雪來”（《橫江詞》）。他筆下的山峰高聳峻拔，崢嶸奇峭：“連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蜀道難》）；“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嶽掩赤城；天臺壹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夢遊天姥吟留別》）。他用胸中之豪氣賦予山水以崇高的美感，他對自然偉力的謳歌，也是對高瞻遠矚、奮鬥不息的人生理想的禮贊，超凡的自然意象是和傲岸的英雄性格渾然壹體的。 同時，李白又寫了許多具有晶瑩透剔的優美意境的山水詩。例如“人遊月邊去，舟在空中行”（《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人乘海上月，帆落湖中天”（《尋陽送弟昌岠鄱陽司馬作》）；“月隨碧山轉，水合青山流。杳如星河上，但覺雲林幽”（《月夜江行寄崔員外宗之》）；“金陵夜寂涼風發，獨上西樓望吳越。白雲映水搖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金陵城西樓月下吟》）等。這些詩以明朗純凈取勝。李白的山水詩與其說是對自然形貌的逼真描繪，不如說是按詩人個性被改造和理想化了的圖景。他只求把握整體的氣勢或氛圍，憑倏來飆起的感興潑墨寫意，而略去具體的細節，甚至連觀照景物的視覺轉移的順序也往往毫不在意。李白的山水詩又是無往而不抒情的，他善於把山水物色和特定的情緒滲透、交融在壹起，在“景”的形勢和“情”的特征之間有著“同構互感”的微妙的呼應關系。例如《送友人》：青山橫北郭，白水繞東城。此地壹為別，孤蓬萬裏征。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詩中的“浮雲”、“落日”，既是眼前景，又是古詩中有著特定情感內容的比興意象，意謂遊子壹去如浮雲飄泊無止，故人惜別又似落日依依，緣情布景而不留鑿痕。又如“雲歸碧海夕，雁沒青天時。相失各萬裏，茫然空爾思”（《秋日魯郡堯祠亭上宴別杜補闕範侍禦》），首兩句既點明了季節和時辰，又用“雲”和“雁”的意象喻指離別和遠行。此外如“有時白雲起，天際自舒卷。 心中與之然，托興每不淺”（《望終南山寄紫閣隱者》），“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金陵酒肆留別》），“西輝逐流水，蕩漾遊子情”（《遊南陽清泠泉》）等等。 李白自由解放的思想情操和具有平民傾向的個性，還使他能更深入地開掘社會生活中的各種人情美。這裏有對和平生活的向往之情，如《子夜吳歌》其三：長安壹片月，萬戶搗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有對勞動生活的贊美之情，如《秋浦歌》十四：“爐火照天地，紅星亂紫煙。赧郎明月夜，歌曲動寒川。”所有這些詩篇，都無不是以理想的光輪使日常生活題材煥發出詩意的豐采。 李白實在是中國詩人中的遊俠。這位偉大的漂泊者用他的雙腳和詩筆豐富了大唐的山水他的大筆橫掃，狂飆突進，於是，洞庭煙波、赤壁風雲、蜀道猿啼、浩蕩江河，全都壹下子飛揚起來。在詩中，詩人靈動飛揚，豪氣縱橫，像天上的雲氣；他神遊八極，自由馳騁，像原野上的奔馳的駿馬。在詩裏，詩人壹掃世俗的塵埃，完全恢復了他仙人的姿態：上窮碧落下黃泉。他的浪漫、癲狂、愛恨情仇，寂寞與痛苦、夢與醒，他的豪氣義氣，他的漂泊，全都達於極端。 他的詩歌創作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主要表現為側重抒寫豪邁氣概和激昂情懷，很少對客觀事物和具體時間做細致的描述。灑脫不羈的氣質、傲視獨立的人格、易於觸動而又易爆發的強烈情感，形成了李白詩抒情方式的鮮明特點。他往往噴發式的，壹旦感情興發，就毫無節制的奔湧而出，宛若天際的狂飆和噴溢的火山。他的想象奇特，常有異乎尋常的銜接，隨情思流動而變化萬端。
在杜甫中年因其詩風沈郁頓挫，憂國憂民，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他的詩詞以古體、律詩見長，風格多樣，以“沈郁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風格，而以沈郁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其詩多涉筆社會動蕩、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詩反映當時社會矛盾和人民疾苦，他的詩記錄了唐代由盛轉衰的歷史巨變，表達了崇高的儒家仁愛精神和強烈的憂患意識，因而被譽為“詩史”。杜甫憂國憂民，人格高尚，有吏夜捉人
詩藝精湛。杜甫壹生寫詩壹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傳頌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別”，並有《杜工部集》傳世；其中“三吏”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關吏》，“三別”為《新婚別》《無家別》和《垂老別》。杜甫流傳下來的詩篇是唐詩裏最多最廣泛的，是唐代最傑出的詩人之壹，對後世影響深遠。杜甫作品被稱為世上瘡痍，詩中聖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
陶淵明被稱為“隱逸詩人之宗”。其隱逸文化總的風格有三：其壹是柔，其二是淡，其三是遠。他的創作開創了田園詩的體系，使中國古典詩歌達到了壹個新的境界。從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歡陶淵明固守寒廬，寄意田園，超凡脫俗的人生哲學，以及他淡薄渺遠，恬靜自然，無與倫比的藝術風格。關於陶淵明的出仕與隱退，人們習慣於從社會大環境崇尚隱逸之風和他內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釋。其實，抓住陶淵明五次仕宦經歷，歷史地具體地去分析他為何隱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壹些新的認識。可歸結為兩點：壹是陶淵明本性使然，壹是社會現實使然。陶淵明性格的本質特征是追求心靈的最大自由和心態的閑適優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淵明處於壹個崇尚自由、玄風扇熾的時代，政治上的篡奪和殺伐使壹意尋求避禍全身的士人極易形成隱逸的品格。陶淵明隱逸性情的形成，應當說與東晉士族文人這種普遍企羨隱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風尚不無關系。就是這種崇尚自然、悠然灑脫的天然稟賦，使他不堪“為五鬥米折腰向鄉裏小兒”，而最終掛官歸田。他寫了《歸去來兮辭》，在詩中他十分坦誠地講，就任縣令，是為生計所迫；之所以辭職，是因為“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寧可餓肚子，也不願違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跡官場了。在《歸園田居》中，詩人歌道：“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壹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短短幾句，對仕途的厭惡之情溢於言表。因“質性自然”“本愛丘山”，視仕宦之途為樊籠的陶淵明，終辭職歸隱，拋離塵雜，返歸自然。 陶淵明歸隱田園不僅要與他率真的個性結合考慮，更要從廣闊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體察，他的入世與出世可以說都與當時的社會現實有關。陶淵明雖最終解職歸田，但他少壯時，卻是有壹番建功立業、兼濟天下的思想的。在《飲酒》《雜詩》等詩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猛誌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表明了他並非壹開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於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勛之後，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進取，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但他所處的東晉末年時局動蕩：宗室內部的鬥爭，軍閥對政權的野心，不斷引起血腥的殺戮乃至激烈的火拼。這種社會動亂不僅給人民帶來災難，同時在社會上層也造成嚴重的不安感。這使陶淵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減。另外，在這種權力爭奪之中，壹切卑汙血腥的陰謀，無不打著崇高道義的幌子，這使秉性真淳的陶淵明也難以忍受。從晉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歲的陶淵明第壹次出來做官，到四十二歲掛冠歸田***十三年。這期間，陶淵明壹直處於“出世”與“入世”的矛盾鬥爭中，這在他的詩中多有體現。在《辛醜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等詩中，他嘆道：“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日月擲人去，有誌不獲聘”，詩中蘊籍著詩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詩人也曾為是否歸田有過痛苦的徘徊和猶豫，但終究“愛丘山”的夙願壓倒了“逸四海”的猛誌，他終於找到了他最終的路——歸隱田園。所以說，他的歸隱是社會現實使然，是他的思想與社會現實無法調和的結果。
李清照境遇孤苦。壹生經歷了表面繁華、危機四伏的北宋末年和動亂不已、偏安江左的南宋初年。李清照是中國古代罕見的才女，她擅長書、畫，通曉金石，而尤精詩詞。她的詞作獨步壹時，流傳千古，被譽為“詞家壹大宗”。她的詞分前期和後期。前期多寫其悠閑生活，多描寫愛情生活、自然景物，韻調優美。如《壹剪梅·紅藕香殘玉簟秋》等。後期多慨嘆身世，懷鄉憶舊，情調悲傷。如《聲聲慢·尋尋覓覓》。她的人格像她的作品壹樣令人崇敬。她既有巾幗之淑賢，更兼須眉之剛毅；既有常人憤世之感慨，又具崇高的愛國情懷。她不僅有卓越的才華，淵博的學識，而且有高遠的理想，豪邁的抱負。在同代人中，她的詩歌、散文和詞學理論都能高標壹幟、卓爾不凡。而她畢生用力最勤，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則是詞的創作。她的詞作在藝術上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在詞壇中獨樹壹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易安體”。她不追求砌麗的藻飾，而是提煉富有表現力的“尋常語度八音律”，用白描的手法來表現對周圍事物的敏銳感觸，刻畫細膩、微妙的心理活動，表達豐富多樣的感情體驗，塑造鮮明、生動的藝術形象。在她的詞作中，真摯的感情和完美的形式水乳交融，渾然壹體。她將“語盡而意不盡，意盡而情不盡”的婉約風格發展到了頂峰，以致贏得了婉約派詞人“宗主”的地位，成為婉約派代表人物之壹。同時，她詞作中的筆力橫放、鋪敘渾成的豪放風格，又使她在宋代詞壇上獨樹壹幟，從而對辛棄疾、陸遊以及後世詞人有較大影響。她傑出的藝術成就贏得了後世文人的高度贊揚。後人認為她的詞“不徒俯視巾幗，直欲壓倒須眉”，她被稱為“宋代最偉大的壹位女詞人，也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壹位女詞人”，有“千古第壹才女”之美譽。
屈原（前340—前278）是我國最早的浪漫主義詩人，原姓羋（mǐ）,名平，字原，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後代。中國文學史上第壹位留下姓名的偉大的愛國詩人。他的出現，標誌著中國詩歌進入了壹個由集體歌唱到個人獨唱的新時代。公元前340年誕生於秭歸三閭鄉樂平裏（今湖北宜昌市秭歸縣）。屈原自幼勤奮好學，胸懷大誌.。早年受楚懷王信任，任左徒、三閭大夫，常與懷王商議國事，參與法律的制定，主張章明法度，舉賢任能，改革政治，聯齊抗秦。提倡“美政”。在屈原努力下，楚國國力有所增強。但是，由於自身性格耿直，在修訂法規的時候不願聽從上官大夫的話與之同流合汙。公元前305年，屈原反對楚懷王與秦國訂立黃棘之盟，但是楚國還是徹底投入了秦國的懷抱。使得屈原亦被楚懷王逐出郢都，開始了流放生涯。結果楚懷王在其幼子子蘭等人的極力慫恿下被秦國誘去，囚死於秦國。楚襄王即位後，屈原繼續受到迫害，並被放逐到江南。公元前278年，秦國大將白起帶兵南下，攻破了楚國國都，屈原的政治理想破滅，對前途感到絕望，雖有心報國，卻無力回天，只得以死明誌，就在同年五月懷恨投汨羅江自殺。 現在定五月五日為詩人節。
蘇軾（1037－1101），北宋文學家、書畫家。字子瞻，又字和仲，又稱大蘇，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與父蘇洵，弟蘇轍合稱三蘇。他在文學藝術方面堪稱全才。其文汪洋恣肆，明白暢達，與歐陽修並稱歐蘇，為唐宋八大家之壹；詩清新豪健，善用誇張比喻，在藝術表現方面獨具風格，與黃庭堅並稱蘇黃；詞開豪放壹派，對後代很有影響，與辛棄疾並稱蘇辛；書法擅長行書、楷書，能自創新意，用筆豐腴跌宕，有天真爛漫之趣，與黃庭堅、米芾、蔡襄並稱宋四家；畫學文同，喜作公元1037年1月8日（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蘇軾生於眉州眉山。蘇軾的父親蘇洵，即《三字經》裏提到的“二十七，始發憤”的“蘇老泉”。蘇洵發奮雖晚，但用功甚勤。蘇軾晚年曾回憶幼年隨父讀書的狀況，感覺自己深受其父影響。當然，假若沒有蘇洵的發奮讀書，也就不可能使蘇軾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後的文學成就。 1056年（嘉祐元年），虛歲二十壹的蘇軾首次出川赴京，參加朝廷的科舉考試。翌年，他參加了禮部的考試，以壹篇《刑賞忠厚之至論》獲得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卻因歐陽修誤認為是自己的弟子曾鞏所作，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祐六年），蘇軾應中制科考試，即通常所謂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為“百年第壹”，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後逢其母於汴京病故，丁憂扶喪歸裏。1069年（熙寧二年）服滿還朝，仍授本職。他入朝為官之時，正是北宋開始出現政治危機的時候，繁榮的背後隱藏著危機，此時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變法。蘇軾的許多師友，包括當初賞識他的恩師歐陽修在內，因在新法的施行上與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見不合，被迫離京。朝野舊雨雕零，蘇軾眼中所見，已不是他二十歲時所見的 “平和世界”。 蘇軾因在返京的途中見到新法對普通老百姓的損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參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認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書反對。這樣做的壹個結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離京的師友壹樣，不容於朝廷。於是蘇軾自求外放，調任杭州通判。從此，蘇軾終其壹生都對王安石等變法派存有某種誤解。 蘇軾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滿後，被調往密州（山東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縣令。政績顯赫，深得民心。 這樣持續了大概十年，蘇軾遇到了生平第壹禍事。當時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詩句扭曲，以諷刺新法為名大做文章。1079年（元豐二年），蘇軾到任湖州還不到三個月，就因為作詩諷刺新法，網織“文字毀謗君相”的網羅罪名，被捕入獄，史稱“烏臺詩案”。 蘇軾坐牢103天，幾次瀕臨被砍頭的境地。幸虧北宋時期在太祖趙匡胤年間即定下不殺士大夫的國策，蘇軾才算躲過壹劫。 出獄以後，蘇軾被降職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市）團練副使（相當於現代民間的自衛隊副隊長）。這個職位相當低微，並無實權，而此時蘇軾經此壹役已變得心灰意冷，蘇軾到任後，心情郁悶，曾多次到黃州城外的赤壁山遊覽，寫下了《前赤壁賦》、《後赤壁賦》和《念奴嬌·赤壁懷古》等千古名作，以此來寄托他謫居時的思想感情。於公余便帶領家人開墾城東的壹塊坡地，種田幫補生計。“東坡居士”的別號便是他在這時起的。 宋神宗（1084年元豐七年），蘇軾離開黃州，奉詔赴汝州就任。由於長途跋涉，旅途勞頓，蘇軾的幼兒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遙遠，且路費已盡，再加上喪子之痛，蘇軾便上書朝廷，請求暫時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後被批準。當他準要南返常州時，神宗駕崩。 枯木怪石，論畫主張神似。著有《蘇東坡全集》和《東坡樂府》等
當蘇軾看到新興勢力拼命壓制王安石集團的人物及盡廢新法後，認為其所謂“王黨”不過壹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諫議。 他對舊黨執政後，暴露出的腐敗現象進行了抨擊，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勢力的極力反對，於是又遭誣告陷害。 蘇軾至此是既不能容於新黨，又不能見諒於舊黨，因而再度自求外調。他以龍圖閣學士的身份，再次到闊別了十六年的杭州當太守。蘇軾在杭州修了壹項重大的水利建設，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邊築了壹道，也就是著名的“蘇堤”。 蘇軾在杭州過得很愜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1091年（元祐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為政見不合，外放潁州。 1093年（元祐八年）高太後去世，哲宗執政，新黨再度執政，第二年6月，別為寧遠軍節度副使，再次被貶至惠陽（今廣東惠州市）。1097年，蘇軾又被再貶至更遠的海南(九死蠻荒吾不悔,茲遊奇絕慰平生)。據說在宋朝，放逐海南是僅比滿門抄斬罪輕壹等的處罰。後徽宗即位，調廉州安置、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1101年（元符三年）大赦，復任朝奉郎，北歸途中，於1101年8月24日（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於常州（今屬江蘇）。葬於汝州郟城縣（今河南郟縣），享年六十四歲，禦賜號文忠（公）。故有“歷典八州，行程萬裏。”的榮譽之稱。
司馬遷（前145或前135—前87？），字子長，西漢夏陽（今陜西韓城，壹說山西河津）人，中國古代偉大的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被後人尊稱為“史聖”。他最大的貢獻是創作了中國第壹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原名《太史公書》）。《史記》記載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司馬遷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壹家之言”的史識完成的《史記》，成為中國歷史上第壹部紀傳體通史，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對後世影響巨大。
司馬遷《貨殖列傳》的開篇即引用老子的至治理想，而且全篇自始至終都被道家“順應自然”、“無為而治”的自然主義思想所籠罩。開篇所引《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接著是司馬遷自己的話：“必用此為務，挽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這段引文省去了《老子道德經》原文中“小國寡人，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幾句，並補入了“至治之極”四個字，由此可見司馬遷對《老子》這段話的重視，而緊接著引文而來的就是司馬遷自己的觀點——“必用此為務”。在這裏，司馬遷表面上是引用老子的話，實際上是借老子之口說出了被他改造過和發展了的至治理想。他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內核，有意識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會“小國寡人”和奴隸社會“使民”如何的思想，體現了深得道家精髓的“與時遷移”思想(《史記太史公自序》)。 司馬遷的這種至治理想，其核心是天道自然，要旨是人民的足欲。司馬遷的至治理想堪與孔子“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禮記·禮運》)的大同理想相並論，區別在於後者重秩序安排，而前者重自然演進。王充在《論衡命祿》中引用“太史公曰”，進壹步概括了司馬遷的“天道自然觀”思想。太史公曰：“富貴不違貧賤，貧賤不違富貴。”“夫富貴不欲為貧賤，貧賤自至；貧賤不求為富貴，富貴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