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出自東晉陶淵明的《飲酒二十首·其五》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賞析
大致在魏晉以前，以儒家學說為核心，中國人壹直相信人類和自然界都處於有意誌的“天”的支配下。這壹種外於而又高於人的個體生命的權威，在東漢未開始遭到強烈的懷疑。於是就迎來了個性覺醒的時代；在文學創作中，相應地有了所謂“人的主題”的興起。但個性覺醒，既是舊的困境與背謬的結束，又是新的困境與背謬的發現與開始。首先，也是最基本的，就是有限的個體生命與永恒的宇宙的對立。詩人們不斷發出哀傷的感嘆：“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古詩十九首》）；“自顧非金石，咄唶令人悲”（曹植《贈白馬王彪》）；“人生若塵露，天道邈悠悠”（阮籍《詠懷詩》）。人們在自然中感受到的，是無限存在對有限人生的壓迫。
但是，即使說困境與背謬註定要伴隨人類的全部進程（這是壹個存在主義的觀念），在不同的階段上，人還是要尋找不同的解脫方式。哪怕是理念上的或者是詩意上的，人也要發現壹種完美的生命形態。所以到東晉末，在玄學的背景中，陶淵明的詩開始表現壹種新的人生觀與自然觀。這就是反對用對立的態度看待人與自然的關系，而是相反地強調人與自然的壹體性，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這在他的這《飲酒》第五首之中，表現得最為充分而優美。憑著它那淺顯的語言、精微的結構、高遠的意境、深蘊的哲理，這首詩幾乎成了中國詩史上最為人們熟知的壹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