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9年7月,蘇軾在湖州任上,因烏臺詩案獲罪入獄,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黃州。詩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來,蘇軾歷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績卓著。其詩詞作品在整體風格上是大漠長天揮灑自如,內容上則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詩案之後,雖然有壹段時間官至翰林學士,但其作品中卻少有致君堯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卻越來越轉向大自然、轉向人生體悟。至於晚年謫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曠達的心境就更加顯露出來,壹承黃州時期作品的風格,收斂平生心,我運物自閑,以達豁然恬淡之境。
以烏臺詩案為界,蘇軾的詩詞作品在創作上有繼承也有明顯的差異。在貫穿始終的“歸去”情結背後,我們看到詩人的筆觸由少年般的無端喟嘆,漸漸轉向中年的無奈和老年的曠達——漸老漸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題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蘇軾的“具體的政治憂患”,而後其作品則將側重點放在了“寬廣的人生憂患”,嫉惡如仇,遇有邪惡,則“如蠅在臺,吐之乃已”。其行雲流水之作引發了烏臺詩案。黃州貶謫生活,使他“諷刺的苛酷,筆鋒的尖銳,以及緊張與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現的,則是壹種光輝溫暖、親切寬和的識諧.醇甜而成熟,透徹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後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會責任,他深切關註百姓疾苦; 後期,尤其是兩次遭貶之後,他則更加崇尚道家文化並回歸到佛教中來,企圖在宗教上得到解脫。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啟發,在黃州惠州儋州等地過上了真正的農人的生活,並樂在其中。
第三,在風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氣磅礴、豪放奔騰如洪水破堤壹瀉千裏;而後期的作品則空靈雋永、樸質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遠溢清。
就詞作而言,縱觀蘇軾的三百余首詞作,真正屬於豪放風格的作品卻為數不多,據朱靖華先生的統計類似的作品占蘇軾全部詞作的十分之壹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個時期創作的主流。這些作品雖然在數量上並不占優勢,卻著實反映了那段時期蘇軾積極仕進的心態。而後期的壹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風貌,也有娛賓遣興,秀麗嫵媚的姿采。諸如詠物言情、記遊寫景、懷古感舊、酬贈留別,田園風光、談禪說理,幾乎無所不包,絢爛多姿。而這壹部分占了蘇軾全詞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間大有莊子化蝶、無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對現實的對政治的不滿、歇斯底裏的狂吼、針尖麥芒的批判全部驅逐了。其題材漸廣,其風格漸趨平淡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