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諫臣魏征也說：“陛下導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龍鱗、觸忌諱也。”這對於壹個專制帝王確實是難能可貴的。唐太宗能夠做到求諫，是有他在認識論、君臣論等方面較為深刻的政治思想基礎的。因而能從制度上保證廣開言路，采取壹些重要措施，如健全封駁制度、反對盲目順旨施行、重視諫官作用，特別是詔令宰相入閣商議軍國大事時，必須使諫官隨入列席，以便他們對軍國大政充分發表意見。
太宗威容儼肅①，百僚進見者，皆失其舉措。太宗知其若此，每見人奏事，必假顏色，冀聞諫諍，知政教得失。貞觀初，嘗謂公卿曰：“人欲自照，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必借忠臣。主若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敗，豈可得乎？故君失其國，臣亦不能獨全其家。至於隋煬帝暴虐，臣下鉗口②，卒令不聞其過，遂至滅亡，虞世基等，尋亦誅死。前事不遠，公等每看事有不利於人，必須極言規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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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容貌威武嚴肅，百官中進見的人，見到他都會緊張得舉止失常不知所措。太宗知道情況後，每當見到有人奏事時，總是做出和顏悅色的樣子，希望能夠聽到諫諍，知道政治教化的得失。貞觀初年，太宗曾對公卿們說：“人要照見自己，壹定要有明鏡；壹國之主要想知道自己的過失，壹定要借助於忠臣。君主假如自以為聖明，臣下又不去糾正，要想國家不傾危敗亡，能辦得到嗎？於是君主失掉他的國，臣下也不能獨自保全他的家。至於像隋煬帝殘暴淫虐，臣下都把嘴閉起來不講話，最後終於因為聽不到自己的過失而導致滅亡，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誅殺。前事不遠，妳們今後每當看到事情有不利於百姓的，必須直言規勸諫諍。”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內可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匡救，冀憑直言鯁①議，致天下太平。”諫議大夫王對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後從諫則聖②。是故古者聖主必有爭臣七人③，言而不用，則相繼以死。陛下開聖慮，納芻蕘，愚臣處不諱之朝，實願罄④其狂瞽⑤。”太宗稱善，詔令自是宰相入內平章⑥國計，必使諫官隨入，預聞政事。有所開說，必虛己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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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元年，唐太宗對侍從的大臣們說：“正直的君主任用了奸臣，就不可能治理好國家；忠直的臣子侍奉昏庸的君主，也不可能治理好國家。只有正直的君主和忠直的大臣相處***事，如魚得水，那麽天下就可以平安無事了。我雖然不算明君，幸虧妳們多次匡正補救過失，希望憑借妳們直言鯁議，以實現天下太平。”諫議大夫王回答說：“我聽說木材彈上墨線就能鋸得筆直，君主聽從規諫就能成為聖明。所以古代聖明的君主必須設諍臣七人，說的話如不被接受，就壹個接壹個地以死相諫。陛下開拓思路，采納臣民忠言，我等處在不避忌諱的聖朝，實在願意把愚昧之見都講出來。”太宗稱贊說得好，下詔規定今後宰相入宮商量處理國家大事，必須讓諫官跟著進來，聽壹聽如何處理。有話敞開說，壹定虛心采納。
貞觀三年，太宗謂司空裴寂曰：“比有上書奏事，條數甚多，朕總黏之屋壁，出入觀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盡臣下之情。每壹思政理，或三更方寢。亦望公輩用心不倦，以副朕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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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三年，唐太宗對司空裴寂說：“近來有人上書奏事，條數很多，我都貼到臥室的墻壁上，出入時看看想想。之所以要這麽孜孜不倦，是想把臣下的想法都弄清楚。我每當壹想到治國大事，有時要到三更以後才睡覺。我也希望妳們用心不倦，以符合我的心意。”
貞觀六年，太宗以禦史大夫①韋挺、中書侍郎②杜正倫、秘書少監①虞世南、著作郎②姚思廉等上封事③稱旨，召而謂曰：“朕歷觀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宜盡誠規諫，至如龍逢、比幹④，不免孥戮⑤。為君不易，為臣極難。朕又聞龍可擾⑥而馴，然喉下有逆鱗。卿等遂不避犯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慮宗社之傾敗！每思卿等此意，不能暫忘，故設宴為樂。”仍賜絹⑦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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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六年，唐太宗因為禦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杜正倫、秘書少監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人所奏的事很合心意，召見時對他們說：“我曾把從古以來臣子盡忠的事跡壹壹看過，如果遇到聖明的君主，自然就能夠誠心規諫，但如像關龍逢、比幹那樣的處境，就不免身遭殺戮株連家人。做君主不容易，做臣子也難。我又聽說龍可以馴養得聽話，但喉下有逆鱗。妳們就敢於犯逆鱗，各自進上奏書。常能這樣，我難道還怕宗廟社稷會傾覆！每想到妳們壹片忠心，壹刻也不能忘懷，所以設宴***享歡樂。”還給每人賞賜了數量不等的絹。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閑居靜坐，則自內省，恒恐上不稱天心，下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諫，欲令耳目外通，下無怨滯。又比見人來奏事者，多有怖①，言語致失次第。尋常奏事，情猶如此，況欲諫諍，必當畏犯逆鱗。所以每有諫者，縱不合朕心，朕亦不以為忤。若即嗔②責，深恐人懷戰③懼，豈肯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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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八年，唐太宗對侍從的大臣們說：“我每當無事靜坐，就自我反省。常常害怕對上不能使上天稱心如意，對下被百姓所怨恨。只想得到正直忠誠的人匡救勸諫，好讓我的視聽能和外邊相通，使下面沒有積怨。此外近來見到來奏事的人，常顯得心懷恐懼，連講話也變得語無倫次。平時奏事，情況尚且如此，何況要折面諫諍，必然害怕觸犯逆鱗。所以每當有人諫諍時，縱然不合我的心意，我也不見怪。假如立刻發怒斥責，恐怕人人心懷恐懼，豈敢再說話！”
貞觀十五年，太宗問魏征曰：“比來朝臣都不論事，何也？”征對曰：“陛下虛心采納，誠宜有言者。然古人雲：‘未信而諫，則以為謗己；信而不諫，則謂之屍祿。’① 但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懷忠直而不能言；疏遠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懷祿②之人，慮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與緘③默，俯仰④過日。”太宗曰：“誠如卿言。朕每思之，人臣欲諫，輒懼死亡之禍，與夫赴鼎鑊⑤、冒白刃，亦何異哉？故忠貞之臣，非不欲竭誠，竭誠者乃是極難。所以禹拜昌言⑥，豈不為此也！朕今開懷抱，納諫諍，卿等無勞怖懼，遂不極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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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十五年，唐太宗問魏征：“近來朝臣都不議論政事，這是為什麽？”魏征回答說：“陛下虛心納諫，本來應當有話說。然而古人說過：‘不被信任的人勸諫，會被認為是毀謗自己；已被信任而不勸諫，就叫做屍祿。’但是人的才能氣度，各有不同：膽小怕事的人，心存忠直而不能進諫；被疏遠的人，怕不信任而無法進諫；貪戀祿位的人，怕不利於自身而不敢進諫。所以大家沈默不言，應付著混日子。”太宗說：“這些現象確實像妳所說。我常想，人臣要勸諫，動輒害怕有死亡之禍，這和赴鼎鑊被烹殺、冒刀劍被斬殺又有什麽兩樣？因此忠貞的臣子，並非不想竭盡忠誠，竭盡忠誠實在太難了。所以夏禹聽了好的意見要拜謝，豈不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如今敞開胸懷，接受諫諍，妳們無須因為害怕而不敢把想說的話說出口。”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自知者明，信為難矣。如屬文①之士、伎巧之徒，皆自謂己長，他人不及。若名工文匠，商略詆訶，蕪詞拙跡，於是乃見。由是言之，人君須得匡諫之臣，舉其愆②過。壹日萬機，壹人聽斷，雖復憂勞，安能盡善？常念魏征隨事諫正，多中朕失，如明鏡鑒形，美惡必見。”因舉觴賜玄齡等數人勖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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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十六年，唐太宗對房玄齡等人說：“能正確對待自己的人是明智的，但要做到實在困難。這像會寫作的文士、有技巧的工匠，都自誇自己有本領，別人比不上。如果遇上著名的文士、工匠來評量指責，雜亂無章的文辭和拙劣的技藝就會顯現出來。這樣說來，君主須有匡救諫諍的臣子，來指出過錯。每天有成千上萬的事情，若單靠壹個人來了解判斷，即使再辛苦勞累，怎能把每件事都處理得盡善盡美呢？我常想念魏征遇到問題時隨事諫諍匡正，多次切中我的過失，這好像用明鏡來照形體，美與醜都會顯現出來。”因而舉起杯子給房玄齡等幾位敬酒，勉勵他們也應這樣做。
貞觀十七年，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昔舜造漆器，禹雕其俎①，當時諫者十有余人。食器之間，何須苦諫？”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纂組傷女工②。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為之。金器不已，必玉為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太宗曰：“卿言是矣。朕所為事，若有不當，或在其漸，或已將終，皆宜進諫。比見前史，或有人臣諫事，遂答雲‘業已為之’，或道‘業已許之’，竟不為停改。此則危亡之禍，可反手而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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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十七年，唐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說：“從前虞舜制作漆器，夏禹雕飾祭器，當時勸諫的有十多人。飲食器皿壹類的小事，何必苦諫？”褚遂良回答說：“從事精雕細琢會妨害農耕，編織五顏六色的彩帶會妨礙婦女的正常事務。首創奢侈淫逸，就是危亡的開端。有了漆器不滿足，必然要用黃金來做。金器還不滿足，必然要用玉石來做。所以諫諍之臣必須在事情的開端就進諫，等到已做完再勸諫也不起作用了。”太宗說：“妳講得很對，我所做的事情，如有不當，不論是在剛開始，或者是將做完，都應當及時進諫。近來我翻閱前朝史書的記載，有時臣下進諫，君主就回答說‘已經做了’，或者說‘已經同意做了’，終究不肯停止改正。這樣下去危亡的災禍在壹反手之間就會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