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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東坡經典詩詞

北宋仁宗天聖元年--嘉佑八年(1023-1064)

英宗治平元年--四年(1064-1068)

神宗熙寧元年--元豐八年(1068-1086)

哲宗(1086-1100)元佑年間太後執政(1086-1093)

徽宗(1101-1126)太後執政(1100)

鳳翔通判時期

嘉祐六年(1061年)冬,蘇轍送蘇軾至鄭州,分手回京,作詩寄蘇軾,這是蘇軾的和作。蘇轍十九歲時,曾被任命為澠池縣主簿,未到任即中進士。他與蘇軾赴京應試路經澠池,同住縣中僧舍,同於壁上題詩。如今蘇軾赴陜西鳳翔做官,又要經過澠池,因而作《懷澠池寄子瞻兄》。

《和董傳留別》是蘇軾寫給朋友董傳的壹首留別詩,作於蘇軾從鳳翔回到長安時。蘇軾在鳳翔,董傳曾與蘇軾相從。董傳當時生活貧困,衣衫樸素,但他飽讀詩書,滿腹經綸,平凡的衣著掩蓋不住他樂觀向上的精神風骨。

杭州通判時期

這組詩作於熙寧六年(1073年)正、二月間。

北宋熙寧五年(1072年),作者在杭州任通判。這年六月二十七日,他遊覽西湖,在船上看到奇妙的湖光山色,再到望湖樓上喝酒,寫下五首絕句。詩人蘇軾先在船中,後在樓頭,迅速捕捉住湖上急劇變化的自然景物:雲翻、雨瀉、風卷、天晴,寫得有遠有近,有動有靜,有聲有色,有景有情。讀起來,妳會油然產生壹種身臨其境的感覺——仿佛自己也在湖心經歷了壹場突然來去的陣雨,又來到望湖樓頭觀賞那水天壹色的美麗風光。

此詞為蘇軾於熙寧五年(1072)至七年在杭州通判任上與當時已八十余歲的有名詞人張先(990-1078)同遊西湖時所作。作者富有情趣地緊扣“聞彈箏”這壹詞題,從多方面描寫彈箏者的美麗與音樂的動人。詞中將彈箏人置於雨後初晴、晚霞明麗的湖光山色中,使人物與景色相映成趣,音樂與山水相得益彰,在對人物的描寫上,作者運用了比喻和襯托的手法。

北宋詞人張先,號子野,詩句精工而受人稱贊。《古今詩話》中說:“有客謂子野曰:‘人皆謂公張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子野曰:‘何不曰之為張三影?’客不曉。公曰:‘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懶起,簾幕卷花影’、‘柳徑無人,墮絮飛無影’,此余生平所得意也。”後來,人們就稱呼他“張三影”。張先壹生安享富貴,詩酒風流,頗多佳話。好友蘇軾贈詩“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 為其生活寫照。據傳張先在八十歲時仍娶十八歲的女子為妾。壹次家宴上,張先春風得意賦詩壹首:“我年八十卿十八,卿是紅顏我白發。與卿顛倒本同庚,只隔中間壹花甲。”蘇軾也即興附上了壹首:“十八新娘八十郎,蒼蒼白發對紅妝。鴛鴦被裏成雙夜,壹樹梨花壓海棠。”後來此小妾八年為他生了兩男兩女。張先壹生***有十子兩女,年紀最大的大兒子和年紀最小的小女兒相差六十歲。

密州太守時期

公元1074年(宋神宗熙寧七年)秋,蘇軾由杭州移守密州(今山東諸城)。次年八月,他命人修葺城北舊臺,並由其弟蘇轍題名“超然”,取《老子》“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之義。公元1076年(熙寧九年)暮春,蘇軾登超然臺,眺望春色煙雨,觸動鄉思,寫下了此作。這首豪邁與婉約相兼的詞,通過春日景象和作者感情、神態的復雜變化,表達了詞人豁達超脫的襟懷和“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人生態度。

這首詞是公元1076年(宋神宗熙寧九年)中秋作者在密州時所作。蘇軾曾經要求調任到離蘇轍較近的地方為官,公元1074年(熙寧七年)蘇軾差知密州。到密州後,這壹願望仍無法實現。公元1076年的中秋,詞人面對壹輪明月,心潮起伏,於是乘酒興正酣,揮筆寫下了這首名篇。

蘇東坡十九歲時,與年方十六的王弗結婚。王弗年輕美貌,且侍親甚孝,二人恩愛情深。可惜天命無常,王弗二十七歲就去世了。這對東坡是絕大的打擊。公元1075年(熙寧八年),東坡來到密州,這壹年正月二十日,他夢見愛妻王氏,便寫下了這首傳誦千古的悼亡詞。

出獵對於蘇軾這樣的文人來說,或許是偶然的壹時豪興,但他平素報國立功的信念卻因這次小試身手而得到鼓舞,以至信心十足地要求前赴西北疆場彎弓殺敵了。蘇軾任密州知州剛四十歲。他是四年前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合自願請求外任,自杭州來至這北方邊郡的。除了他在各地任上致力於地方政績外,壹直要求大用於世。當時西北邊事緊張。熙寧三年(1070),西夏大舉進攻環、慶二州。四年,陷撫寧諸城。“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就是指宋與西夏的戰事。

這首詞上片出獵,下片請戰,不但場面熱烈,音節嘹亮,而且情豪誌壯,顧盼自雄,精神百倍。同蘇軾其他豪放詞相比,它是壹首豪而能壯的壯詞。把詞中歷來軟媚無骨的兒女情換成有膽有識、孔武剛建的英雄氣了。蘇軾對此也頗為自負,他在密州寫給好友鮮於侁的信中說:“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壹家。數日前,獵於郊外,所獲頗多。作是壹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頗壯觀也。”就是指的這首詞。

綜觀全詞,詞人寫了春天的景,春天的人,而後者也可以算是壹種特殊的景觀。詞人意欲奮發有為,但終究未能如願。全詞真實地反映了詞人的壹段心理歷程,意境朦朧,令人回味無窮。

徐州太守時期

熙寧十年(1077)八月十五日作於徐州。是年二月胞弟蘇轍與東坡相見,四月間陪他同赴徐州,八月中秋之後方才離去。這是暌別七年來兄弟首次相聚並***度中秋。此詞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創作的。這首小詞,題為“中秋月”,自然是寫“人月圓”的喜悅;調寄《陽關曲》,則又涉及別情。記述的是作者與其胞弟蘇轍久別重逢,***賞中秋月的賞心樂事,同時也抒發了聚後不久又得分手的哀傷與感慨。

謫居黃州時期

這首詠物詞約作於宋神宗元豐四年(1081年),蘇詞向以豪放著稱,但也有婉約之作,這首《水龍吟》即為其中之壹。它藉暮春之際“拋家傍路”的楊花,化“無情”之花為“有思”之人,“直是言情,非復賦物”,幽怨纏綿而又空靈飛動地抒寫了帶有普遍性的離愁。篇末“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實為顯誌之筆,千百年來為人們反復吟誦、玩味,堪稱神來之筆。

提起蘇軾的中秋詞,大家都會想起那首著名的《水調歌頭》,但同是寫於中秋的這首《西江月》,情緒卻顯得非常落寞,應該是寫於被貶黃州之時。在這首詞中,蘇軾以“中秋”這壹深具情感意義的節日為背景,抒寫了遠貶黃州的孤獨悲苦的心情,同時又在感嘆時間的流逝中,表達出對人生歷史的深沈思考,以及對人世真情的深深眷戀。在清寒孤寂的意境氛圍的營造中,讀者可以見到豪放詞人蘇東坡在曠達超然背後悲情婉約的壹面。

公元1082年(宋神宗元豐五年)春三月作者遊蘄水清泉寺時所作

此詞作於蘇軾黃州之貶後的第三個春天(1082年)。讀罷全詞,人生的沈浮、情感的憂樂,我們的理念中自會有壹番全新的體悟。它通過野外途中偶遇風雨這壹生活中的小事,於簡樸中見深意,於尋常處生奇警,表現出曠達超脫的胸襟,寄寓著超凡脫俗的人生理想。

這首詞作於神宗元豐五年,即東坡黃州之貶的第三年。全詞風格清曠而飄逸,寫作者深秋之夜在東坡雪堂開懷暢飲,醉後返歸臨臯住所的情景,表現了詞人退避社會、厭棄世間的人生理想、生活態度和要求徹底解脫的出世意念,展現了作者曠達而又傷感的心境。

這首絕句作於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年),全詩語言淺近而情意深永。寫此詩時,詩人雖已過不惑之年,但此詩卻沒有給人以頹唐、萎靡之氣,從“東風”“崇光”“香霧”“高燭”“紅妝”這些明麗的意象中分明可以感觸到詩人的達觀、瀟灑的胸襟。

《記承天寺夜遊》表達的感情是微妙而復雜的,貶謫的悲涼,人生的感慨,賞月的欣喜,漫步的悠閑都包含其中。作者“解衣欲睡”的時候,“月色入戶”,於是“欣然起行”,月光難得,不免讓人欣喜。可是沒有人和自己***同賞月,只好去找同樣被貶的張懷民,這裏面有多少貶低的悲涼與人生的感慨呀!兩人漫步中庭,又是悠閑的。自比“閑人”,則所有意味盡含其中。對澄澈透明的美妙的月色作了生動 形象的描繪,透露出作者在貶低中雖感慨幽微,而又隨緣自適,自我排遣的特殊心境。表達了作者對月光的愛慕 抒發了作者自解、自矜、自嘲,對自然生活的向往與欣賞,和用與“閑人”相對的“忙人”(朝廷官員小人)的鄙夷與諷刺。

這是蘇軾的壹首名詞《蔔算子》。現在通行的各個版本的詞選中都有壹個小序:“黃州定慧院寓居作。”據史料記載,此詞為公元1083年(神宗元豐六年)初作於黃州,定慧院在今天的湖北黃岡縣東南,蘇軾另有《遊定惠院記》壹文。由上可知這首詞是蘇軾初貶黃州寓居定慧院時所作。被貶黃州後,雖然自己的生活都有問題,但蘇軾是樂觀曠達的,能率領全家通過自身的努力來渡過生活難關。但內心深處的幽獨與寂寞是他人無法理解的。在這首詞中,作者借月夜孤鴻這壹形象托物寓懷,表達了孤高自許、蔑視流俗的心境。 

此詞還有壹個另壹種說法。據《宋六十名家詞·東坡詞》載,此詞還有壹序,講的是壹個美麗而淒涼的故事。摘錄如下:惠州有溫都監女,頗有色。年十六,不肯嫁人。聞坡至,甚喜。每夜聞坡諷詠,則徘徊窗下,坡覺而推窗,則其女逾墻而去。坡從而物色之曰:“當呼王郎,與之子為姻。未幾,而坡過海,女遂卒,葬於沙灘側。坡回惠,為賦此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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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黃州謫居赴汝州團練副使

神宗元豐七年(1084年)由黃州貶所改遷汝州 團練副使,赴汝州時經過九江,與友人參寥同遊廬山。瑰麗的山水觸發逸興壯思,於是寫下了若幹首廬山記遊詩。《題西林壁》是遊觀廬山後的總結。

這首紀遊詞,是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年),蘇軾在赴汝州(今河南汝縣)任團練使途中,路經泗州(今安徽泗縣)時,與泗州劉倩叔同遊南山時所作。這首詞,色彩清麗而境界開闊的生動畫面中,寄寓著作者清曠、閑雅的審美趣味和生活態度,給人以美的享受和無盡的遐思。

宋神宗死高太後執政後返京

蘇軾的好友王鞏(字定國)因為受到使蘇軾遭殺身之禍的“烏臺詩案”牽連,被貶謫到地處嶺南荒僻之地的賓州。王定國受貶時,其歌妓柔奴毅然隨行到嶺南。公元1083年(元豐六年)王鞏北歸,出柔奴(別名寓娘)為蘇軾勸酒。蘇軾問及廣南風土,柔奴答以“此心安處,便是吾鄉”。蘇軾聽後,大受感動,作此詞以贊。

《惠崇春江晚景二首》是蘇軾於神宗元豐八年(1085年)在汴京(今河南開封)為惠崇所繪的《春江晚景》兩幅所寫的題畫詩。壹說此詩作於江陰。

杭州知府時期

這首詩是詩人寫贈給好友劉景文的。詩的前兩句寫景,抓住“荷盡”、“菊殘”描繪出秋末冬初的蕭瑟景象。“已無”與“猶有”形成強烈對比,突出菊花傲霜鬥寒的形象。後兩句議景,揭示贈詩的目的。說明冬景雖然蕭瑟冷落,但也有碩果累累、成熟豐收的壹面,而這壹點恰恰是其他季節無法相比的。詩人這樣寫,是用來比喻人到壯年,雖已青春流逝,但也是人生成熟、大有作為的黃金階段,勉勵朋友珍惜這大好時光,樂觀向上、努力不懈,切不要意誌消沈、妄自菲薄。

蘇軾的《贈劉景文》,是在元祐五年 (1090)蘇軾在杭州任知州時作的。《苕溪漁隱叢話》說此詩詠初冬景致,“曲盡其妙”。詩雖為贈劉景文(蘇軾贈此詩時,劉季孫已58歲了,難免有遲暮之感)而作,所詠卻是深秋景物,了無壹字涉及劉氏本人的道德文章。這似乎不是題中應有之義,但實際上,作者的高明之處正在於將對劉氏品格和節操的稱頌。不著痕跡地糅合在對初冬景物的描寫中。因為在作者看來,壹年中最美好的風光,莫過於橙黃橘綠的初冬景色。而橘樹和松柏壹樣,是最足以代表人的高尚品格和堅貞的節操。

這首詞是公元1091年(宋哲宗元祐六年)春蘇軾知杭州時,為送別自越州(今浙江紹興)北徙途經杭州的老友錢穆父(名勰)而作。全詞壹改以往送別詩詞纏綿感傷、哀怨愁苦或慷慨悲涼的格調,創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議論風生,直抒性情,寫得既有情韻,又富理趣,充分體現了作者曠達灑脫的個性風貌。詞人對老友的眷眷惜別之情,寫得深沈細膩,婉轉回互,壹波三折,動人心弦。

惠州時期

紹聖三年(1096)作於惠州,此題下有兩首,這裏選第二首。嶺南兩廣壹帶在宋時為蠻荒之地,罪臣多被流放至此。遷客逐臣到這裏,往往頗多哀怨嗟嘆之辭,而東坡則不然,他在這首七絕中表現出他素有的樂觀曠達、隨遇而安的精神風貌,同時還表達了他對嶺南風物的熱愛之情。

這首詞創作於作者晚年,屬悲秋之作。紹聖元年(1094年)遷惠州後,蘇軾於紹聖二年(1095年)七月痔疾發作,八九月間始愈,時已至深秋,與此詞所寫景色相合。此詞或作於此時。全詞融悲自然之秋、悲生命之秋和悲心境之秋為壹體,風格悲涼淒婉,情感沈郁纏綿,富有感染力。它硬語盤空,借秋日病愈,抒發了官場坎坷、世路滄桑的感嘆,流露出風燭殘年的悲傷。作者壹生多舛,幾遭貶謫。這時,曾經驕傲的才子,回望壹生漂泊,秋風中過往的淡然、堅定、灑脫似壹壹看穿。這時的他褪去了才子的傲然,傷得真切。全詞悲切中又有作者壹如既往的曠達,也表達了作者對坎坷壹生的無謂態度,在傷感中放任心性的情感,哀而不傷。

這首詞明為詠梅,暗為悼亡,是蘇軾為悼念毅然隨自己貶謫嶺南惠州的侍妾朝雲而作。詞中所描寫的惠州梅花,實為朝雲美麗的姿容和高潔的人品的化身。

儋州及回途時期

紹聖元年(1094年),宋哲宗親政,蔡京、章惇之流執掌朝政,專整元祐舊臣;蘇軾更成了打擊迫害的主要對象,壹貶再貶,由英州而至惠州,最後遠放儋州,前後七年。直到哲宗病死,才遇赦北還。這首詩,就是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自海南島返回時所作。

1101年三月,蘇軾由虔州出發,經南昌、當塗、金陵,五月抵達真州(今江蘇儀征),六月經潤州擬到常州居住。《自題金山畫像》是蘇軾在真州遊金山龍遊寺時所作。作此詩時,是蘇軾去世前兩個月,作者已年逾花甲,堪堪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回首自己的壹生,幾起幾落,失意坎坷,縱然有忠義填骨髓的浩瀚之氣,也不得不化為壯誌未酬的長長嘆息。作者只能慷慨悲歌,自嘆飄零。接下來的“身如不系之舟”指自己晚年生活的飄泊不定,抒寫羈旅漂泊的憂傷情懷。如果僅限於“入乎其內。的抒寫人生的苦悶,蘇軾也就不成為令人發出會心微笑的“東坡老”。他不會,也不屑在哀愁中沈淪。且看後兩句“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壹反憂傷情調,以久慣世路的曠達來取代人生失意的哀愁,自我解脫力是驚人的。蘇軾認為自己壹生的功業,不在做禮部尚書或祠部員外郎時,更不在閥州、徐州、密州(作者曾在此三地作過知府)。恰恰在被貶謫的三州。真是“滿紙荒唐言”,然而這位“東坡看”最能夠“白首忘機”。失意也罷,坎坷也罷,他卻絲毫不減豪放本色,真是不可救藥的浪漫。末兩句,語帶詼諧,有自我調侃的意味,卻也深刻地傳達了作者此刻的微妙心情。

創作年代不詳

全篇寫得明白如畫卻又立意深沈。在冷靜自然的描寫中,含蓄委婉地透露出作者對醉生夢死、貪圖享樂、不惜光陰的人的深深譴責。詩句華美而含蓄,耐人尋味。特別是“春宵壹刻值千金”,成了千古傳誦的名句,人們常常用來形容良辰美景的短暫和寶貴。

有人評論說:“上瑤臺”比喻小人在高位當權;“掃不開”比喻正直之臣屢次上書揭露也無濟於事;三四兩句以太陽剛落,花影消失,明月東升,花影重映,比喻小人暫時銷聲匿跡,但最終仍然出現在政治舞臺上。從詩人壹生仕途坎坷,政治失意的情況來分析,產生鄙視群小,痛恨官場腐敗的感情也許是可能的。但詩歌作為文藝作品,它顯然不能是生活的實錄,它比生活本身應該更概括,更集中,更有典型性,因此,壹定要坐實哪壹句即喻什麽人或什麽事,難免會有牽強附會之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