泊船瓜洲的詩意解釋為：京口和瓜洲不過壹水之遙，鐘山也只隔著幾重青山。溫柔的春風又吹綠了大江南岸，可是，天上的明月呀，妳什麽時候才能夠照著我回家呢？
《泊船瓜洲》
作者：王安石
朝代：北宋
京口瓜洲壹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註釋：
1、泊船：停船。泊，停泊。指停泊靠岸。
2、綠：吹綠。
3、京口：古城名。故址在江蘇鎮江市。
4、瓜洲：鎮名，在長江北岸，揚州南郊，即今揚州市南部長江邊,京杭運河分支入江處。
5、壹水：壹條河。古人除將黃河特稱為“河”，長江特稱為“江”之外，大多數情況下稱河流為“水”，如汝水、漢水、浙水、湘水、澧水等等。這裏的“壹水”指長江。壹水間指壹水相隔之間。
6、鐘山：在江蘇省南京市區東。?
《泊船瓜洲》寫詩情景：
這是壹首著名的抒情小詩，抒發了詩人眺望江南、思念家鄉的深切感情。本詩從字面上看，是流露著對故鄉的懷念之情，大有急欲飛舟渡江回家和親人團聚的願望。其實，在字裏行間也寓著他重返政治舞臺、推行新政的強烈欲望。第壹句“京口瓜洲壹水間”，詩人站在瓜洲渡口，放眼南望，看到了南邊岸上的“京口”與“瓜洲”這麽近，中間隔壹條江水。“壹水間”三字，形容舟行迅疾，頃刻就到。第二句“鐘山只隔數重山”，以依戀的心情寫他對鐘山的回望。
王安石於景祐四年（1037年）隨父王益定居江寧，從此江寧便成了他的息肩之地，第壹次罷相後即寓居江寧鐘山。“只隔”兩字極言鐘山之近在咫尺。把“萬重山刀的間隔說得如此平常，反映了詩人對於鐘山依戀之深；而事實上，鐘山畢竟被“萬重山”擋住了，因此詩人的視線轉向了江岸。第三句“春風又綠江南岸”，描繪了江岸美麗的春色，寄托了詩人浩蕩的情思。其中“綠”字是經過精心篩選的，極其富於表現力。“綠”字還透露了詩人內心的矛盾，而這正是本詩的主旨。鑒於第壹次罷相前夕朝廷上政治鬥爭的尖銳復雜，對於這次重新入相，他不能不產生更重的顧慮。變法圖強，遐希翟契是他的政治理想；退居林下，吟詠情性，是他的生活理想。由於變法遇到強大阻力，他本人也受到反對派的猛烈攻擊，秀麗的鐘山、恬靜的山林，對他產生了很大的吸引力。這句暗暗融入了前人的詩意，表達了作者希望早日辭官歸家的心願。正是有了前三句寓情於景的層層鋪墊作勢，結句的“明月何時照我還”的抒寫鄉愁的淋漓之筆，才水到渠成地直瀉出來，把鄉愁的抒寫發揮到了極致。由此看來，王安石的《泊船瓜洲》，並不是壹首政治抒情詩，而是壹首純粹的鄉愁詩。
《泊船瓜洲》賞析壹：
詩以“泊船瓜洲”為題，點明詩人的立足點。首句“京口瓜洲壹水間”寫了望中之景。詩人站在長江北岸瓜洲渡口放眼南望，看到了南岸的“京口”與這邊的“瓜洲”這麽近，就壹條江水的距離，不由地聯想到家園所在的鐘山也只隔幾座山了，也不遠了。次句“鐘山只隔數重山”暗示詩人歸心似箭的心情。第三句為千古名句，再次寫景，點出了時令已經是春天，描繪了長江南岸的景色。“綠”字是吹綠的意思，是使動靜結合，用得絕妙。傳說王安石為用好這個字改動了十多次，從“到”“過”“入”“滿”等十多個動詞中最後選定了“綠”字。因為其它文字只表達春風的到來，卻沒表現春天到來後千裏江岸壹片新綠的景物變化。結句“明月何時照我還”，詩人眺望已久，不覺皓月初上，詩人用疑問的句式，想象出壹幅“明月照我還”的畫面，進壹步表現詩人思念家鄉的心情，表達了詩人的思鄉之情！
《泊船瓜洲》賞析二：
這首七絕觸景生情，通過對春天景物的描繪，表現了詩人此番出來做官的無奈和欲急切回歸江寧的願望。頭兩句記敘北上的行程。詩人前往京城，卻偏偏回首江寧，表現不願赴任的復雜心理。後兩句以景寫心，既有變法給自己帶來的欣慰，也有及早功成身退的想法。詩人回首江南，大地壹片翠綠，這固然是春風吹綠的，但是那蔥綠的禾苗難道不是青苗法等變法措施產生的實效嗎？但是官場是險象環生的，詩人望著這照著瓜洲渡口，也照著鐘山的明月，發出了“明月何時照我還”的慨嘆，詩人是想早點離開是是非非的官場，很有余韻。這首詩不僅借景抒情，情寓於景，而且敘事也富有情致，境界開闊，格調清新。最令人津津樂道的還是修辭上的錘煉。據洪邁《容齋隨筆》說：“春風又綠江南岸”壹句原稿“春風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註曰：‘不好’。改為‘過’，復圈去而改為‘入’，旋改為‘滿’，凡如是十許字，始定為‘綠’”。真達到了“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境地。其實詩人不僅僅在煉字，也是在煉意，這才符合詩的情境。
《泊船瓜洲》賞析三：
“首句‘京口瓜洲壹水間’，以愉快的筆調寫他從京口渡江，抵達瓜洲，‘壹水間’三字形容舟行迅疾，頃刻就到。次句‘鐘山只隔數重山’，以依戀心情寫他對鐘山的回顧，第三句‘春風又綠江南岸’，描繪的生機盎然的景色與詩人奉召回京的心情相諧合，‘春風’壹詞，既是寫實，又有政治寓意。宋神宗下詔恢復王安石的相位，表明他決心要把新法推行下去。對此，詩人感到欣喜。他希望憑借這股溫暖的春風驅散政治上的寒流，開創變法的新局面。‘綠’字還透露了詩人內心的矛盾，表達了作者希望早日辭官歸家的心願，這種心願，至結句始明白揭出。”如此強化政治色彩來解析《泊船瓜洲》詩的詩意，是很有代表性的。但這樣的解析，卻存在著無法自圓其說的自相矛盾處：詩人既想早日辭官，就不可能有奉召回京之欣喜，既想急於赴京上任，也就不可能有想早日辭官的想法，這二者猶如水火，是難以相容的。
也有論者斷言，詩人此次復出還政，可謂春風得意，大喜過望，那所謂的“明月何時照我還”的戀鄉情緒，不過是虛晃壹槍的矯情之詞而已，是不可以認真對待的。“春風又綠江南岸”，骨子裏說的是對皇恩的感激，是對新法實施前景的樂觀描繪，是詩人內心的還朝施政喜悅的移情於景，詩的感情基調是歡快的，樂觀的。上述兩論，是歷來解讀《泊船瓜洲》詩的論點中最具代表性的，但把該詩作為政治抒情詩來解讀，是既不符合詩人作詩時特定的際遇和心境，也不切合詩作自身建構的藝術形象的內蘊的。
《泊船瓜洲》應是壹首純粹的鄉愁詩，它的感情基調應是憂郁傷感的，是毫無輕松、喜悅、樂觀的色彩可言的。詩人寫作此詩時，已是五十五歲的老人了。幾年來，圍繞著新法舊法，朝廷上無休止地爭論和攻訐，致使新法的推行十分艱難。因而本來就有些消極思想的王安石，在經歷了兩次因推行新法而罷相的坎坷遭遇之後，心力交瘁，對從政產生了強烈的厭倦感。罷官期間，他曾寫下了許多描繪自然風光、抒寫閑情逸趣的詩作。對於這次的朝廷以“同平章事”的重任重新起用，王安石曾兩次辭官而未獲準。因而他這次的上任，從心情上說，是十分勉強的。而在他上任以後，又多次請求解除宰相職務，並終於在復出後的第二年，如願以償地再度罷相，重又回到家鄉江寧，過起了舒心適意的隱居生活。從這次短暫的復出過程可以看出，重新還朝施政並非王安石所期盼的，所熱衷的，相反地他還把復出視為畏途而屢拒屢辭。顯而易見，在這樣的際遇心境下寫作《泊船瓜洲》，也就難免不在字裏行間註滿憂郁、傷感、消沈的感情了，也就難免不對即將遠離的家鄉懷有深深的眷戀之意了，他又怎麽可能會以“春風又綠江南岸”喻皇恩浩蕩，抒發什麽如願以償的為復出而欣喜的感情呢？
再從詩作本身看。詩的結句“明月何時照我還”是全詩的主旨所在，它以直抒胸臆的形式為全詩定下了憂郁、傷感的感情基調，明白無誤地告訴人們，詩人對復出還政並無如願以償的喜悅，更無急不可待的熱切。相反，詩人還遠沒有到達京城，家鄉還未從視線中消失，內心裏就已真誠地發出了回家鄉的念頭，這思鄉之情還不深切真摯嗎？今日明月送我而走，他日明月“何時”送我而還？仕途險惡，吉兇難測，那“何時”二字是詩人發自肺腑的壹聲沈重嘆息，蘊含了詩人對險惡仕途的擔憂，對施行新法前途的顧慮。詩意憂思深切，格調也十分蒼涼，是如聞其聲的壹聲喟然長嘆，是詩人抑郁消沈心態的真實自然的流露。從結句定下的鄉愁沈重憂切的感情基調反觀，“京口瓜洲壹水間”也不可能是在時間上強調船行之快來寫詩人心情的輕松愉快了，它與“鐘山只隔數重山”壹樣，都是從空間上強調家鄉的山山水水離此時旅次江北瓜洲的詩人距離之近。此時詩人“泊船瓜洲”，回首南望，那熟悉而親切的“京口”僅壹水相間，“鐘山”也只隔數重山，真是近在咫尺。但空間距離上的近，卻反襯了詩人心理距離上的遠。因為家鄉雖如此之近，但可望而不可及，看近實遠。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距離還會越來越大，更何況這壹去又不知何時才能回來，不知何時才能再見到這家鄉的山山水水，甚至他可能還會更為悲觀地想到，將來還能不能再回到自己的家鄉。詩人在這裏運用了以近寫遠、相反相成的藝術手法，委婉含蓄地表現了詩人憂惋深切、無可奈何的傷感心情，展現了詩人心靈深處的巨大的失落感、孤獨感。其實，壹水長江，數重大山，相間相隔的空間上的距離也是很大的，詩人反以近寫之，也是為了強調詩人對家鄉的強烈依戀，是戀戀不舍的思鄉愛鄉眷鄉之情的自然流露，又何來輕松愉快的喜悅心情呢？正因為這首詩的主旨是濃濃的鄉愁的抒發，所以詩的第三句“春風又綠江南岸”的重心，也不是像壹般論者所說的落在了對江南春天美景的描繪上，它的語言重心不是“綠”字而是“又”字。而人們之所以特別欣賞“綠”的形容詞用作動詞對春天美景的生動形象、富有色彩感和感染力的描繪，原因就在洪邁的《容齋續筆》所記載的那壹段膾炙人口的煉字故事上。其實王安石在這裏並不是要刻意描繪江南春景之美麗，他把詩句的重心放在“又”字而非“綠”字上，他要表達的是“春風”尚且有情，還知道壹年壹度“又綠江南岸”，而詩人自己呢，卻不得不在“春風又綠江南岸”的時候，離開江南的家鄉，違心地重登仕途。這壹去，前途吉兇莫測，不知何時才“又”能回到江南的家中呢？壹個“又”字，融情於景，實在是詩人滿心難以排遣的無限鄉愁的真實寫照。正是有了前三句寓情於景的層層鋪墊作勢，結句的“明月何時照我還”的抒寫鄉愁的淋漓之筆，才水到渠成地直瀉出來，把鄉愁的抒寫發揮到了極致。由此看來，王安石的《泊船瓜洲》，並不是壹首政治抒情詩，而是壹首純粹的鄉愁詩。
《泊船瓜洲》賞析四：
這首詩作於1075年（熙寧八年）二月。當時王安石第二次拜相，奉詔進京，舟次瓜洲。首句“京口瓜洲壹水間”，以愉快的筆調寫他從京口渡江，抵達瓜洲。“壹水間”三字，形容舟行迅疾，頃刻就到。次句“鐘山只隔數重山沙，以依戀的心情寫他對鐘山的回望，王安石於1037年(景佑四年)隨父王益定居江寧（今江蘇南京），從此江寧便成了他的息肩之地，第壹次罷相後即寓居江寧鐘山（今南京紫金山）。“只隔”兩字極言鐘山之近在咫尺。把“數重山刀的間隔說得如此平常，反映了詩入對於鐘山依戀之深;而事實上，鐘山畢竟被“數重山”擋住了，因此詩人的視線轉向了江岸。古人雲：“望秋雲神飛揚，臨春風思浩蕩。”第三句“春風又綠江南岸”，描繪了江岸美麗的春色，寄托了詩人浩蕩的情思。其中“綠”字是經過精心篩選的，極其富於表現力。洪邁《多齋續筆》卷八雲：“吳中士人家藏其草。初雲‘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註曰‘不好’。改為‘過’，復圈去而改為’入’。旋改‘滿’。凡如是十許字，始定為‘綠’。”作者認為“到”、“過”、“入”、“滿”等字都不理想，只有“綠”字最為精警。這是因為：
壹、前四字都只從風本身的流動著想，粘皮帶骨，以此描寫看不見的春風，依然顯得抽象，也缺乏個性；“綠”字則開拓壹層，從春風吹過以後產生的奇妙的效果著想，從而把看不見的春風轉換成鮮明的視覺形象——春風拂煦，百草始生，千裏江岸，壹片新綠。這就寫出了春風的精神，詩思也深沈得多了。
二、本句描繪的生機盎然的景色與詩人奉召回京的喜悅心情相諧合，“春風”壹詞，既是寫實，又有政治寓意。“春風”實指皇恩。宋神宗下詔恢復王安石的相位，表明他決心要把新法推行下去。對此，詩人感到欣喜。他希望憑借這股溫暖的春風驅散政治上的寒流，開創變法的新局面。這種心情，用“綠”字表達，最微妙，最含蓄。
三、“綠”字還透露了詩人內心的矛盾，而這正是本詩的主旨。鑒於第壹次罷相前夕朝廷上政治鬥爭的尖銳復雜，對於這次重新入相，他不能不產生重裏的顧慮。變法圖強，遐希翟契是他的政治理想;退居林下，吟詠情性，是他的生活理想。由於變法遇到強大阻力，他本人也受到反對派的猛烈攻擊，秀麗的鐘山、恬靜的山林，對他產生了很大的吸引力。《楚辭·招隱士》：“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淒淒”王維《送別》：“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都是把草綠與思歸聯系在壹起的。本句暗暗融入了前人的詩意，表達了作者希望早日辭官歸家的心願。這種心願，至結句始明白揭出。毋庸諱言，用綠字描寫春風，唐人不乏其例。李白《侍從宜春苑奉詔賦龍池柳色初晴聽新鶯百囀歌》：“春風已綠瀛洲草，紫段紅樓覺春好。”丘為《題農父廬舍》：“春風何時至?已綠湖上山。”溫庭筠《敬答李先生》：“綠昏晴氣春風岸，紅漾輕輪野水天”，常建的《閑齋臥雨行藥至山管稍次湖庭》：“主人山門綠，小隱湖中花”。等，都為王安石提供了借鑒，但從表現思想感情的深度來說，上述數例，而“山門”“山”“草”皆可綠，而江南岸的綠卻是頗有動感，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結句“明月何時照我還”，從時間上說，已是夜晚。詩人回望既久，不覺紅日西沈，皓月初上。隔岸的景物雖然消失在朦朧的月色之中，而對鐘山的依戀卻愈益加深。他相信自己投老山林，終將有日，故結尾以設問句式表達了這壹想法。“文字頻改，工夫自出。”（《童蒙詩訓》）本詩曾獲得“超然邁倫，能追逐李杜陶謝”（《彥周詩話》）的贊譽。這正是“頻改”所致。但這首詩的佳處，並不限於壹字之工，當玩賞其全篇的精神所在，方能得其體要。
《泊船瓜洲》評析：
這是壹首著名的抒情小詩，抒發了詩人眺望江南、思念家鄉的深切感情。本詩從字面上看，是流露著對故鄉的懷念之情，大有急欲飛舟渡江回家和親人團聚的願望。其實，在字裏行間也寓著他重返政治舞臺、推行新政的強烈欲望。詩人回首江南，大地壹片翠綠，這固然是春風吹綠的，但是那蔥綠的禾苗難道不是變法措施產生的實效嗎？但是官場是險象環生的，詩人望著這瓜洲渡口，也望著鐘山的明月，發出了“明月何時照我還”的慨嘆，詩人是想早點離開是非黑白顛倒的官場，離開那醜惡，腐朽的地方體現作者希望重返那沒有利益紛爭的家鄉，很有余韻。這首詩不僅借景抒情，情寓於景，情景交融，而且敘事也富有情致，境界開闊，格調清新。最令人津津樂道的還是在修辭上的錘煉。其中“綠”字可以體會到詩人用詞的修飾，把吹改為綠，為的是生動，在這之前王安石也有多次斟酌推敲這個字，曾試過滿，過等字，但最後還是把這個字改成了“綠”。
王安石簡介：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政治家、文學家，字介甫，晚號半山，撫州臨川（今屬江西）人，慶歷二年（1042年）進士。宋神宗朝兩度任宰相，實行變法，封舒國公，改封荊國公，晚居金陵，卒謚“文”。文學上的主要成就在詩方面，詩、文皆有成就，為“唐宋八大家”之壹。詞作不多，風格高峻，壹洗五代綺靡舊習。著有《王臨川集》《臨川先生文集》《臨川先生歌曲》。
王安石生平：
慶歷二年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先後任簽書淮南東路（治所在今江蘇揚州）節度判官公事、鄞縣（今浙江寧波鄞州區）知縣。舒州（今安徽安慶）通判、江南東路（在今江浙壹帶）刑獄。治平四年（1067（丁未年））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後隱居，病逝於江寧（今江蘇南京）鐘山，謚號“文”，故世稱王文公。是唐宋著名八大家之壹。
王安石的父親王益是輾轉南北各地的州縣官，別小看這小小縣官，要知道在北宋這個重文輕武的朝代，文官的工資可是歷史上最高的，甚至官員沒有實際職位都有工資可以拿，簡單兩個字來形容就是，有錢！不過王安石可不是敗絮其中，自幼聰慧的他酷愛讀書，看書過目不忘，落筆便成文。在跟隨父親走南闖北之後，立誌振興大宋。
由於他的品德品行高尚，他的壹生沒有結下什麽私怨或者說私敵，而更多的是因為政見不壹致或者說因為治理國事而結下了壹些反對派或者說不支持者。但是這些人都不是因私結下的，都是因公結下的，都是公敵。
對於王安石，有學者曾經這樣評價：“夫中國人民，以保守為天性，遵無動為大教，其於荊公之赫然設施，相率驚駭而沮之，良不足為怪。顧政見自政見，而人格自人格也，獨奈何以政見之不合，黨同伐異，莫能相勝，乃架虛辭以蔑人之德，此村嫗相誶之窮技，而不意其出於賢士大夫也，遂養成千年來不黑不白不痛不癢之世界，使光明俊偉之人，無以自存於社會，而舉世以學鄉原相勸勉。嗚呼，吾每讀宋史，未嘗不廢書而長慟也。”
王安石拜相後，主持變法，世稱“熙寧變法”。毫無疑問，王安石積極倡導的這次變法，無論深度、廣度還是影響力，遠遠超過了之前範仲淹主持的“慶歷新政”，其目的是改變積貧積弱現狀，達到富國強兵，而且確實也收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國家財政情況大為改觀；國防實力明顯增強；農田水利事業得到長足發展。
然而，變法革新觸犯了官僚豪紳階層的切身利益，遇到了以司馬光等為代表的保守勢力的強烈阻撓和百般反對，甚至也招致廣大民眾的怨聲載道，所以不可避免地失敗了。
關於這次變法，以及王安石本人生平的功過是非，在文學界也是各執壹詞，褒貶不壹。推崇的人如黃庭堅、梁啟超等人譽他為壹代偉人；大多數反對者如朱熹、羅大經等則口誅筆伐，甚至認定他是導致北宋後來孱弱、分裂以及最終滅亡的罪魁禍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