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清朝中後期的名人，估計除了慈禧太後外，就是李鴻章了，至於曾國藩、張之洞、左宗棠、恭親王等，論名氣和影響力都要略遜壹籌；這兩個人都有壹個***同點，那就是苦苦支撐風雨飄搖的清王朝，但歷史上卻對這兩人的評價是毀譽參半，而李鴻章還有壹個很特別的綽號——“裱糊匠”。
其實這個綽號是非常貼切的，李鴻章的壹生，風光過，也落寞過，他天子卓絕，但生不逢時；曾國藩作為他的老師，曾這樣評價過他：“少荃天資與公牘最相近，將來建樹非凡，或竟青出於藍也未可知。”可見曾國藩對李鴻章有多高的期待，而李鴻章也是沒有辜負曾國藩的期待，最終的確是“青出於藍”。
但如果可以，可能李鴻章根本不願意這樣吧，但是沒辦法，官場如臨淵釣魚，看似風光，但根本沒有退路，壹著不慎就是身死族滅的結局，他根本沒有選擇。說李鴻章風光過，是因為他在滅太平天國，平撚軍之亂時屢立戰功，並最終官至東宮三師、文華殿大學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爵位壹等肅毅伯，並成為洋務運動的領袖之壹。
而說他落寞過，是因為他統帥的北洋水師與嫡系淮軍，在甲午戰中慘敗，近乎被全滅，作為此戰的負責人，李鴻章理所當然的要承擔絕大部分責任，那段時期，也是李鴻章最落寞的時期。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為何在甲午戰中，強大的北洋水師會敗給日本聯合艦隊。
這事還要從“帝師”翁同龢說起，翁同龢是晚清文壇大家，才學之高自是不必多說，但這人卻是個小心眼；因曾國藩及李鴻章曾經檢舉其兄，因而翁同龢終身與李鴻章有私怨。在翁同龢任戶部尚書期間，處處刁難北洋水師，多次以經費支絀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購炮，故而北洋海軍後期的建設基本是處於停頓、倒退的困境。
而李鴻章對北洋水師的情況也是非常清楚的，故而在日本挑釁的時候，李鴻章屢屢退讓，但翁同龢又怎會放棄這麽好壹個打擊仇人的機會？他不僅極力慫恿光緒皇帝主戰，而且還充分利用自身在文壇的地位，在民間制造了極大的輿論；無奈之下，李鴻章只得迎戰，結局就不必多說了。
翁同龢的目標達到了，但為此，清王朝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在後來議和的時候，慈禧太後本來派出的全權大臣是戶部侍郎張蔭桓、湖南巡撫邵友濂，而且還聘美國國務卿科士達為顧問；但日本方面不僅拒絕議和，而且還把清政府的這兩位求和代表侮辱壹番後，驅逐出境了。
後來，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指名點姓要李鴻章充當全權代表，此次和談，李鴻章受盡屈辱，但又不得不忍受，據說他在簽字前的最後關頭，曾經老淚縱橫地對使團的美國顧問科士達說：“萬壹談判不成，只有遷都陜西，和日本長期作戰，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國，中國可以抵抗到無盡期。日本最後必敗求和。”
為何伊藤博文要如此對李鴻章？因為在日本崛起前，曾詳細考察過世界各強國，清王朝作為日本的目標，自然是著重考察，而當時的李鴻章正春風得意，故而被伊藤博文視為“大清帝國中唯壹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壹爭長短之人”。當時日本人對李鴻章的評價是：知西來大勢，識外國文明，想效法自強，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馬關條約簽訂後，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康有為等發動公車上書，掀起維新變法的高潮。而《馬關條約》還不算最屈辱的，因為後面還有《辛醜條約》，也是李鴻章擔任的全權大臣，其實根據現在的記載可知，李鴻章在談判中，的確是做得非常出色了，而且《辛醜條約》的簽訂並不是他的錯，但他依然遭到了聲討，那些人稱：“賣國者秦檜，誤國者李鴻章！”
那當時有沒有人真正看懂李鴻章呢？有，這人就是梁啟超，梁啟超在他所著的《李鴻章傳》中為李鴻章所處的境地感到無盡的悲慟，書中寫到：“當戎馬壓境之際，為忍氣吞聲之言，旁觀者尤為酸心，況鴻章身歷其境者！”而且梁啟超對李鴻章也是頗為欽佩，書中稱：“鴻章必為數千年中國歷史上壹人物，無可疑也。李鴻章必為十九世紀世界歷史上壹人物，無可疑也。”
當然，這是成熟之後的梁啟超寫的，李鴻章的壹生，無論是滅太平天國，還是平撚軍，亦或是主導洋務運動，乃至於簽訂各種和約，本質上都是為了清王朝的延續；壹生都在奔波忙碌，到處縫縫補補，也難怪後世稱他為“裱糊匠”了。其實平心而論，在當時的情況下，內憂外患，還有翁同龢搗蛋，歷史上又有幾人能做的比李鴻章更出色？可惜，李鴻章始終沒有掌握過真正的實權，真正的大權始終掌握在慈禧太後手中，掌握在滿清貴族手中，所以李鴻章也只能當壹個“裱糊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