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十九年（1893年）癸巳恩科福建鄉試解元。光緒二十壹年（1895年）曾任內閣中書。1898年3月倡立閩學會，與粵、蜀、浙、陜各學會相呼應，推動維新運動。又是保國會倡始董事之壹。同年9月5日，百日維新後期，授四品卿銜軍機章京，此後十日間，上書言事甚多，不少上諭出其手筆。
戊戌變法失敗被捕，與譚嗣同等（總稱戊戌六君子）同時被殺害。著作有《晚翠軒詩集》。妻子是晚清名臣沈葆楨子沈瑜慶之長女沈鵲應，擅詩詞，在林旭就義後，服毒自盡。
《獄中示復生》
青蒲飲泣知何補，
慷慨難酬國士思。
欲為君歌千裏草，
本初健者莫輕言。
林旭學詩並沒有遵循壹般的由淺至深的規範，而是“力學山谷(黃庭堅)，後山(陳師道)，寧艱辛，勿流易，寧可憎，勿可鄙”，(陳衍《石遺室文集》卷九)走上了“取路孟郊、陳師道，苦澀幽僻，識者以為孟夏行冬令”(《閩侯縣誌》林旭傳)的艱難道路。按思想內容和藝術風格，林旭的詩歌可以壹八九五年為界分為前後兩期。早期林旭的詩作深受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影響，刻意模仿唐宋名家風尚，屬於近代詩壇上的“同光體”詩派。內容多為模山範水，吟花弄月，應酬贈答，矜才炫學，情調感傷憂世，寄托著深沈的人生。藝術表現含蓄委婉，沈郁深致，矯奇立異，淒清蒼涼，風格幽僻冷峻。這同他早年經歷系統封建文化教育的過程，以及長期接受“同光體”流派的薰陶，不能不說沒有直接的關系。
但是，林旭早期的某些詩篇與正統“同光體”故弄玄虛的格調尚有不同之處，略間悠然雋永的神韻和時代特色的意境。
首先，描繪祖國靈山秀水的詩作，散發著壹種清新真切的氣息，別耐咀嚼的滋味。“閉門不看宜州山，臨去還來訪窟顏。聊欲問僧尋枕簟，溪軒踅臥聽潺潺。”(《題三遊洞》)如此明快的詩句，相當婉曲流暢地表達了詩人對祖國風光的流連，確實包含著令人陶醉的基調。“清溪十裏幾多盤，收束將窮卻放寬。山要攔人攔不住，側身讓過乞人看。”(《暑夜泛姜詩溪》)這首情趣盎然的小詩，寫得那麽輕松灑脫，猶如綴畫壹般，。
其次，林旭由於生長在中國近代天風海雨的形勢下，詩壇上改革與保守詩派的鬥爭，對思想尚未成熟、求知欲望又極強的他產生了強勁的沖擊波，所以在他早期的詩作中，還有不少異同於“同光體”流派絕不寫“感事”內容的詩歌。“屯幕臨官道，柳陰臥橐駝。莫將笳鼓競，空唱天山歌”。“客店騾馬滾，公徒何振振。皆言防帝畿，那復愁行人。”(《北行雜詩》)“壯夫腰鐮方縱意，漁父拿舟自垂淚。哀哉斬艾不自得，紛紛載去如束槁。”(《閔月湖荷花》)這些詩歌不但揭露和鞭撻了當時封建軍隊在侵略者面前不堪壹擊，望風披靡，在百姓面前卻不可壹世，如同豺狼的腐朽殘暴本性，也描述了人民生計清寒困苦的淒涼狀況。詩人憂國憂民的衷腸，和那血與淚競流、心與國相印的主人翁形象宛然在目，實乃詩人愛國主義思想的折光反映。
壹八九五年的“公車上書”之舉，直接激成了中國近代思想界和文化界產生的巨大騷動。這時，向維新變法邁出步子的林旭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其後期的詩作註意博采眾長，“論詩如文較多派，能驛眾家亦無害。”(《酬征宇江亭談詩見贈》)力改幽僻冷峻風格中的平庸擬古形式，使嚴整的韻律與散文化的筆法諧和，使俗語、新名詞與奇異、舊格調溝通，明顯地突出了原風格中現實主義的藝術個性。內容也逐漸地從消極感傷，托古尋舊，自恃高雅的圈子裏了出來，開始“留心世務”的追求。主題多在“縱論時事，臧否人物，有為壹代興亡所系者。”(李宣龔：《晚翠軒詩·序》)頗富時代意識。
林旭參預戊戌新政後，更加深刻地目睹了清末官場的腐敗內幕，對封建權貴尤為痛恨。“世士矯誣百可笑，拜跽但知利與名。固宜誌士慷慨起，引臂疾呼寐者醒。”(《正陽關孔子廟詩》)詩人怒斥那幫在國難當頭，尚醉心於阿諛奉承，爭名奪利，誣蔑咒罵變法維新的封建頑固派。呼號愛國士子引臂而起，喚醒國人去進行救亡圖存的鬥爭。憤不能抑，拍案而起的激楚之情躍然紙上。同時，林旭對自己多年來苦心學習的所謂國粹精華也越來越感到失望，“依違難述平生好，寂寞差欣咎眚寬。身鎖千門心萬裏，清輝為照倚闌幹。”(《直夜》)由衷地表述了詩人不顧同仁好友的勸說，而積極參加維新變法運動的意向，並相信自己選擇的事業是正義的，理想是可望的，雖心鎖千門，卻心高萬裏的酬國壯誌。
林旭後期詩作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在“百日維新”失敗後，他被捕下獄，在牢中憶昔思今，感慨萬千，而付與譚嗣同的絕命篇。“青蒲飲泣知何補，慷慨難酬國士恩。欲為君歌千裏草，本初健者莫輕言。”(《獄中示復生》)“青蒲飲泣”是借《漢書·史丹傳》中的典故，來比喻自己與光緒皇帝間的親密關系，全篇飽和著林旭壯誌未酬的沈痛心情，告誡了後繼者血跡斑斑的深刻教訓。但詩人把變法維新的希望寄托在壹個軟弱無能的皇帝身上，也反映出了中國近代資產階級維新誌士客觀上不可克服的局限性。
時過境遷，歷史發展了，然而，也給後人留下了壹塊塊界石。林旭詩作的歷史演變——從封建儒子的吟哦到維新誌士的詠唱，驗證了中國思想文化在近代發生的巨大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