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十八年，與元稹同舉書判拔萃科。二人訂交。以後詩壇元白齊名。十九年春，授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806），罷校書郎，撰《策林》75篇，登“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授縣尉。作《觀刈麥》《長恨歌》 《池上》。元和二年回朝任職，十壹月授翰林學士，次年任左拾遺。四年，與元稹、李紳等倡導新樂府運動。五年，改京兆府戶曹參軍。他此時仍充翰林學士，草擬詔書，參與國政。他能不畏權貴近臣，直言上書論事。元和六年， 他因母喪居家，服滿，應詔回京任職。十年，因率先上書請急捕刺殺武元衡兇手，被貶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次年寫下《琵琶行》。開始“吏隱”，在廬山建草堂，思想從“兼濟天下”轉向“獨善其身”，閑適、感傷的詩漸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還京，累遷中書舍人。因朝中朋黨傾軋，於長慶二年（822）請求外放，先後為杭州、蘇州刺史，頗得民心。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書監，明年轉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陽。後歷太子賓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職。會昌二年（842）以刑部尚書致仕。在洛陽以詩、酒、禪、琴及山水自娛，常與劉禹錫唱和，時稱劉白。會昌四年，出資開鑿龍門八節石灘以利舟民。75歲病逝，葬於洛陽龍門香山琵琶峰，李商隱為其撰寫墓誌銘。
為官
白居易題跋像
[3]壹生以44歲被貶江州司馬為界，可分為前後兩期。前期是兼濟天下時期，後期是獨善其身時期。白居易貞元二十六年（800）29歲時中進士，先後任秘書省校書郎、盩至尉、翰林學士，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寫了大量諷喻詩，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這些詩使權貴切齒、扼腕、變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親因患神經失常病死在長安，白居易按當時的規矩，回故鄉守孝三年，服孝結束後回到長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贊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歲時，宰相武元衡和禦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殺，武元衡當場身死，裴度受了重傷。對如此大事，當時掌權的宦官集團和舊官僚集團居然保持鎮靜，不急於處理。白居易十分氣憤，便上疏力主嚴緝兇手，以肅法紀。可是那些掌權者非但不褒獎他熱心國事，反而說他是東宮官，搶在諫官之前議論朝政是壹種僭越行為；於是被貶謫為州刺史。王涯說他母親是看花時掉到井裏死的，他寫賞花的詩和關於井的詩，有傷孝道，這樣的人不配治郡，於是他被貶為江州司馬。實際上他得罪的原因還是那些諷喻詩。 貶官江州給白居易以沈重打擊，他說自己是 “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長。三年後由於好友崔群的幫助他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憲宗暴死在長安，唐穆宗繼位，穆宗愛他的才華，把他召回了長安，先後做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等。但當時朝中很亂，大臣間爭權奪利，明爭暗鬥；穆宗政治荒怠，不聽勸諫。於是他極力請求外放，穆宗長慶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滿後任蘇州刺史。晚年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七十歲致仕。比起前期來，他消極多了，但他畢竟是壹個曾經有所作為的、積極為民請命的詩人，此時的壹些詩，仍然流露了他憂國憂民之心。他仍然勤於政事，作了不少好事， 如他曾經疏浚李泌所鑿的六井，解決人民的飲水問題；他在西湖上築了壹道長堤，蓄水灌田，並寫了壹篇通俗易懂的《錢塘湖石記》，刻在石上，告訴人們如何蓄水泄水，認為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時”， 就不會受旱災之苦了。這就是有名的“白堤”。
嗜酒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和父親白季庚都是詩人，在這種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讀書十分刻苦，終成詩人。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壹樣，也嗜酒成性。 張文潛在《苕溪魚隱叢話》中說：陶淵明雖然愛好喝 白居易石刻像
[4]酒，但由於家境貧困，不能經常喝美酒，與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魚、耕田的鄉下人，地點也在樹林田野間，而白居易家釀美酒，每次喝酒時必有絲竹伴奏，僮妓侍奉。與他喝酒的都是社會上的名流，如裴度、劉禹錫等。 他在67歲時，寫了壹篇《醉吟先生傳》。這個醉吟先生，就是他自己。他在《傳》中說，有個叫醉吟先生的， 不知道姓名、籍貫、官職，只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處有個池塘、竹竿、喬木、臺榭、舟橋等。他愛好喝酒、吟詩、彈琴，與酒徒、詩友、琴侶壹起遊樂。事實也是如此，洛陽城內外的寺廟、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遊過。 每當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來家，先拂酒壇，次開詩篋，後捧絲竹。於是壹面喝酒，壹面吟詩，壹面操琴。旁邊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楊柳枝》，真是不亦樂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後才停止。白居易有時乘興到野外遊玩，車中放壹琴壹枕，車兩邊的竹竿懸兩只酒壺，抱琴引酌，興盡而返。 又據《窮幽記》記載，白居易家裏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請賓客，有時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裏面裝有美酒佳肴，隨船而行，要吃喝時，就拉起，吃喝完壹只再拉起壹只，直至吃喝完為止。 如此說來，與陶淵明的苦況，當然不同。 方勺《泊宅編》卷上說：白樂天多樂詩，二千八百首中，飲酒者八百首。這個數字可不算小。 他喝酒時，有時是獨酌。如在蘇州當刺史時，因公務繁忙，用酒來排遣，他是以壹天酒醉來解除九天辛勞的。他說：“不要輕視壹天的酒醉，這是為消除九天的疲勞。如果沒有九天的疲勞，怎麽能治好州裏的人民？如果沒有壹天的酒醉，怎麽能娛樂自己的身心？”他是用酒來和勞動進行結合的。 更多的是同朋友合飲。他在《同李十壹醉憶元九》壹詩中說；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當酒籌。在《贈元稹》壹詩中說：花下鞍馬遊，雪中杯酒歡。在《與夢得沽酒閑飲且約後期》壹詩中說；***把十千沽壹鬥，相看七十欠三年。在《問劉十九》壹詩中說：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壹杯無？如此等等，不壹而足。 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於石，立於墓側。傳說洛陽人和四方遊客，知白居易生平嗜酒，所以前來拜墓，都用杯酒祭奠，墓前方丈寬的土地上常是濕漉漉的，沒有幹燥的時候. 釀酒 白居易自家釀的酒，質高出眾，他為自家的酒作詩道：“開壇瀉罇中，玉液黃金脂；持玩已可悅，歡嘗有余滋；壹酌發好客，再酌開愁眉；連延四五酌，酣暢入四肢。”（《白居易卷》）。 白居易造酒的歷史不但有記載，而且直到今天，還有“白居易造酒除夕賞鄉鄰”的故事在渭北壹代流傳。
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極可註意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誌在兼濟， 白居易半身像
[5]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誌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這裏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於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壹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著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白居易坐姿畫像
[6]《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敘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敘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只用壹個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於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敘述上著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壹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隨著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 “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將淒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淒楚、感傷、悵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蕩，不能自已。 主題、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壹。他壹般只選擇最典型的壹件事，突出壹個主題，而且主題非常明確。其次，白詩的藝術特色還表現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白詩的詩意並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托諷喻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效果，《輕肥》壹詩描寫了內臣、大夫、將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是壹幅多麽慘烈的情景。 閑適詩和諷喻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喻詩誌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閑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閑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閑適詩在後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閑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閑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因與後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壹牛毛” （《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後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於白樂天詩雲”（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