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ūn yè
村夜
táng dài：bái jū yì
唐代：白居易
shuāng cǎo cāng cāng chóng qiè qiè ， cūn nán cūn běi xíng rén jué 。
霜草蒼蒼蟲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絕。
dú chū mén qián wàng yě tián ， yuè míng qiáo mài huā rú xuě 。
獨出門前望野田，月明蕎麥花如雪。
翻譯
被寒霜打過的灰白色秋草中，小蟲在竊竊私語著，山村周圍行人絕跡。
我獨自來到前門眺望遠處田野，明月映照下的蕎麥花白如雪。
賞析/鑒賞
“霜草蒼蒼蟲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絕”，蒼蒼霜草，點出秋色的濃重；切切蟲吟，渲染了秋夜的淒清。行人絕跡，萬籟無聲，兩句詩鮮明勾畫出村夜的特征：夜色深沈，秋色濃重，在秋霜的浸染下，草色茫茫。四下裏壹片寂靜，行人絕跡。只有不知名的秋蟲在低低的吟唱。
“獨出門前望野田”壹句，既是詩中的過渡，將描寫對象由村莊轉向田野；又是兩聯之間的轉折，收束了對村夜蕭疏暗淡氣氛的描繪，展開了另外壹幅使讀者耳目壹新的畫面。皎潔的月光朗照著壹望無際的蕎麥田，遠遠望去，燦爛耀眼，如同壹片晶瑩的白雪。
“月明蕎麥花如雪”，這是十分動人的景色，大自然的如畫美景感染了詩人，使詩人暫時忘卻了他的孤寂，情不自禁地發出不勝驚喜的贊嘆。這奇麗壯觀的景象與前面兩句的描寫形成強烈鮮明的對比。詩人匠心獨運地借自然景物的變換寫出人物感情變化，寫來靈活自如，不著痕跡。而且寫得樸實無華，渾然天成，讀來親切動人，余味無窮。
通過對前後景物的不同描寫，表達出詩人由孤獨寂寞到興奮自喜的感情變化。詩人以白描的手法描繪鄉村夜景，在清新恬淡的景色中蘊含了濃濃的詩意。詩中描寫村夜，既有蕭瑟淒涼，也有奇麗壯觀，對比中構成鄉村夜景。
擴展閱讀：白居易軼事典故
1、自釀美酒
白居易自家釀的酒，質高出眾，他為自家的酒作詩道：“開壇瀉罇中，玉液黃金脂；持玩已可悅，歡嘗有余滋；壹酌發好客，再酌開愁眉；連延四五酌，酣暢入四肢。”（《白居易卷》）。白居易造酒的歷史不但有記載，而且直到今天，還有“白居易造酒除夕賞鄉鄰”的故事在渭北壹代流傳。
2、素口蠻腰
素口蠻腰，蓄妓玩樂，始自東晉，唐代比較普遍。為了滌除人生煩惱，白居易以妓樂詩酒放縱自娛。從他的詩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幾個，最出名的是小蠻和樊素。唐孟棨《本事詩·事感》中記載：“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蠻善舞，嘗為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
白居易六十多歲時，他得了風疾，半身麻痹，於是他賣掉那匹好馬並讓樊素離開他去嫁人。可是，他那匹馬反顧而鳴，不忍離去。樊素也傷感落淚說：“主人乘此駱五年，銜撅之下，不驚不逸。素事主十年，巾櫛之間，無違無失。今素貌雖陋，未至衰摧。駱力猶壯，又無。即駱之力，尚可以代主壹步；素之歌，亦可送主壹杯。壹旦雙去，有去無回。故素將去，其辭也苦；駱將去，其鳴也哀。此人之情也，馬之情也，豈主君獨無情哉？”
但在白居易70歲時，樊素和小蠻還是走了。白居易思念中寫道：“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歸歸去後，世間應不要春風。五年三月今朝盡，客散筵空掩獨扉；病與樂天相***住，春同樊素壹時歸。”
3、藏書故事
貞元十六年（800）中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集賢校理，參與整理國家藏書。後擢翰林學士。元和十年（815）貶為江州司馬。文宗即位，遷刑部尚書。武宗時以刑部尚書致仕。晚年退居洛陽香山，自號香山居士，他對現實主義詩歌的發展有卓著的貢獻。在整理集賢院藏書時，使他有機會接觸大量的藏書，對他的文學創作有很大的影響。私家藏書頗富，建有藏書樓，名“池北書庫”。他曾作《池上篇》，言其“罷刑部侍郎時，有栗千鬥，書壹車”。著有《白氏長慶集》等。他曾以自己藏書為基礎，編撰了壹部詞語佳句類書《白氏經史事類六帖》（又名《白氏六帖》），分為1367門。宋代黃鑒著《楊文公談苑》記載：“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千，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置齋中。命諸生采集其事類，投瓶中。倒取之，抄錄成書。”可見《白氏六帖》在最初搜集資料時，就開始以類匯集。另編有《元白因繼集》《劉白唱和集》《洛下遊賞宴集》（又名《洛中集》）等。
擴展閱讀：白居易文學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誌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誌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重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這裏的“質而徑”、“直而切”、“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於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壹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著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敘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敘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只用壹個中心
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於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敘述上著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壹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隨著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將淒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淒楚、感傷、悵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蕩，不能自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