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言國之老少，請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惟思既往矣，故生留戀心，惟思將來也，故生進取心。”
“紅日初生，其道大光，河出伏流，壹瀉汪洋，潛龍騰源，鱗爪飛揚……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少年中國，與國無疆！”
……
何樣的激情，何等的氣概！如千尺瀑布陡落深淵，激起漫天水霧蔚為壯觀。又如滔滔江水壹瀉千裏，連綿不絕。這等的文字哪個炎黃子孫不為之震動，哪個華夏兒女不為之鼓舞。其思想之深邃，眼光之獨到氣勢之雄宏，足可睥視古今，震爍千古！
這樣的人怎麽會是壹個盲目沖動的草莽之流呢？從這段文字中我們就可以看出，梁老是壹個無畏的革命家，感情充沛的 文學家，眼光犀利的思想家。
梁啟超的壹生是奮鬥的壹生，變革的壹生，也是矛盾的壹生。從其師從康有為學習中國正統儒家文化開始，到戊戌政變，再到接受西方思想，受其影響。其思想幾度變化，在東方思想和西方思想之間徘徊。雖然他有徘徊、有猶豫，但是他壹生的理想沒有變化，他終生為他的理想而奮鬥。他的信念沒有過絲毫的的徘徊與動搖。
戊戌變法是梁啟超壹生中的壹個重要的轉折點。在這之前，他師從康有為積極宣傳變法維新思想，為維新變法的最終形成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在維新變法失敗後，他流亡國外，接受西方的思想，對中國的情況和西方從政治制度、東西方思想各個方面進行了對比，以期尋求救國之路。
也正是在戊戌變法期間，他提出了他的主要思想——新民說。梁啟超曾經作過壹個恰當的比喻：“國也者，積民而成也。國之 有民，猶身之有四肢、五臟、經脈、血掄也。……欲其國之安享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意思是說，國民對國家來講，猶如身體的四肢、五臟、血輪壹樣，如果四肢斷了，五臟壞了，經脈傷了，則其本身也就不能存在了。梁老之所以這樣說，之所以再哪個時候積極的宣傳新民思想，是於當時國內的情況有關的。因此，要了解梁啟超的新民說，首先也要了解當時中國的具體情況。
當時的中國，是壹個暗無天日，腐朽混亂的時代。康有為曾經把當時的情況總結為四個字：“弱”“昧”“亡”“亂”。強橫者恣意橫行，不可壹世，作威作福，壓榨人民：卑弱者奴言屈膝，低聲下氣，曲意逢迎，麻木愚鈍。可謂是天不亡之亦自亡之的地步。更可危的是當時西方列強，懷囊括四海，吞並中華之心，瞵其鷹目，涎其虎口，侍機而動。而我國民卻依舊毫無警惕之心，麻木不仁。國勢岌岌，有如危屋。
“九州風氣恃風雷，萬馬齊吟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壹格降人才！”龔自珍的這首詩正是當時社會的真實寫照。天公終於為龔自珍的血泣之語打動，給我們送來了壹顆思想的啟明星，閃爍在那片漆黑的天空，指引著人們找到迷失的方向。
梁啟超正是在這種呼喚之下，在亡國滅種的緊要關頭寫下了他的《新民說》，探求國民腐敗墮落的根源。
新者，即革新也。所謂新民思想，就是要革新人的思想。有了新的思想，才有可能培養出有自由、有個性、具備獨立的人格、有權利、守義務的新國民。而這就要學習西方的先進思想、科技。通過學習西方的思想來打破傳統的束縛，使民智大開，敢作敢為，從根源上來醫治國民的靈魂，這才是救國救民的根本所在。
新者，即革新也。所謂新民思想，即要革新人民的思想。有了新的思想，才有可能培養出有自由、有個性、具備獨立的個性、有權利、守義務的新國民。
開民智，興民權，是梁啟超《新民說》的主要內容，也可以說是梁啟超新民思想的宗旨。梁啟超認為，只有壹個有尊嚴的人才能夠活的堂堂正正，但是尊嚴不是誰想要就有的，不是誰都能保住自己的尊嚴不受侵犯的。要活的有尊嚴，就得有權利的保障。若沒有了權利，人皆可欺，何談尊嚴？何談堂堂正正的做人？所以，要開民智，就得先興民權。然而，權者生於智，智愚之分乃強弱之源。至此，梁啟超以其獨到的眼光，指出了問題的關鍵所在。我們知道，魯迅就是畢其壹生的精力致力於國民的劣根性批判，旨在喚起國民的覺醒，喚醒國民沈睡中的靈魂。梁啟超的新民思想和魯迅的努力不謀而合，可見兩位巨人都認為只有從根本上才能解決問題。
梁啟超主張通過學習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來改變中國人民的舊觀念、舊思想。在《新民叢報》的創刊號中，梁啟超如是表達該報的宗旨：“壹，本報取《大學》新民之意，以為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中國所以不振，由於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鼓本報專對此病而藥治之，務乎合中西道德以為德育之方針，廣羅政學理論以為智育之本。”由此可以看出，開民智、興民權是基礎，而育民德則是新民的深化，是其核心和精髓。梁啟超大聲疾呼：不知有公德，是中國政治不進，國運日衰的根本原因。他的《新民說》可以說就是壹部“公德說”。他認為當時國民之所以麻木不仁，無視國家的興亡，只重自身的私利，壹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民的公德心不強，沒有理解道德的含義和精神。
梁啟超說：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為群，國家之所以為國，賴此德以成立者也。即公德是壹種系帶，可以把散亂的個體連系成強大的整體組織。所以，為人民大眾謀權益就是公德。壹個人即使具有再好的品質能力，但是若是的不到外界條件的幫助，不借助於外部因素，也很難成其大事、立大業。沒有了群體的支持，自身都難以得到發展，更何談興旺國家。因此更進壹步，梁啟超提倡“群”的觀念，倡導“合群”的思想。
整部《新民說》實際上就是圍繞著“合群”的思想，論述怎樣才能合群而展開的。在其《論學會》中，梁啟超這樣說道：“道莫善於群，莫不善於獨。獨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強。”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合群是多麽的重要。聯系當今世界，企業單位都提倡“合作、協同”的團隊精神，重視群體的力量。這其實正是梁啟超所提倡的“合群“的思想 。維新變法之前，梁啟超四處奔走遊說，積極拉攏各種力量。上至王公大臣，下到地方的開明士紳、地方大員，為維新派的壯大作樂積極的貢獻。這壹切的活動就是其“群”的觀念的具體親身履行。
人多力量大，眾人拾材火焰高。“惟有合群以救之，惟有激恥以激之，惟有厲憤氣以張之。”“移其營私之心，以營壹大公，移其保家之心，以保壹大國。”（《保國會序》）即在這國難當頭，民族危亡之際，只有團結起來，才可能救國。合群是壹個國家、壹個民族的凝聚力所在，是壹個民族是否能夠興旺發展的關鍵，若是不能夠合群，即使民智大開，但卻各顧私利，那照樣不能救國、強國。因此，梁啟超說：“群者，天下之公理。”
“我是播散自由的五瘟神，我是點明獨立的啟明星。”梁啟超以這樣的話語來抒寫他爭取自由的心聲，以期喚醒受奴役的麻木的心靈。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追求自由、享有自由，是天經地義的。梁啟超在對歐美自由發展史加以綜述後指出，為自由而爭端者不出四端：政治之自由，宗教之自由，民族之自由，生計之自由。而此四者，中國無由其壹也。是以他倡導人民為自由而戰，要求得到這人人皆可享有的權利，表示若“不自由，毋寧死。”也。
壹個真正自由的人，是壹個能夠真正掌握自身命運的人。是在思想上、精神上完全獨立的人。在他認為，人被迫為奴隸尚不足為畏，只要能夠覺悟，敢於鬥爭，還是可以爭取到自由的天空。最可悲的是自身甘願為奴隸，自視為奴隸的命，迷信“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以為不平等的命運是生來就註定的。如此，則永遠沒有翻身之日了。所以，欲要求真自由，必先自除心中之奴隸始。
中國是壹個小農經濟為主的農業國家，民性保守，追求的是安居樂業，沒有遊牧民族的野性和血性。千百年來，由於受儒家倫理綱常的潛移默化，所謂：“溫、良、恭、儉、讓”處處懷著“和為貴，忍為高。”“多壹事不如少壹事”的思想，不知道去爭取自身正當的權利，沒有“敢為天下先的”精神，以至現在積重難返，愚昧落後，甘為奴隸居之。
自由平等雖然是天賦的，然亦要人去爭取。要爭取就得有不畏艱難、勇往直前的精神，要有不屈不撓，九死未悔的熱忱，要有處變不驚、忍辱負重的膽識，要有登臨絕頂、笑傲江湖的氣概！更要有知難而上，屢敗屢戰，在山窮水復之際堅持到最後的精神。
梁啟超的壹生，就是為人民的自由而戰的壹生，他的胸襟，他的氣度，他的膽識，他的才情，深為世人所景仰。他的“新民思想”深深的影響了壹個世紀，亦必將深深地影響後世人民。
任何成功都不是輕而易舉就可以得來的。即想成就壹番大事業，就得作好失敗的準備，就得有為理想百折不回的精神，甚至為其拋頭顱、撒熱血的氣概。梁啟超為其理想而奮鬥終生。為天下所不敢為，他的這種上下求索、不畏艱險的精神值得人們萬世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