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傳統文化的衛道士，贊成男人納妾、女子纏足，連腦後的辮子也始終不肯剪去。
因此，他成了“頑固派”最生動的代名詞，而淹沒了他作為“文化輸出”第壹人，為傳播中國文化所做出的重大貢獻。
他是不折不扣的保皇黨，罵維新變法，罵辛亥革命，罵新文化運動。
因此，他被風起雲湧的時代潮流拍死在沙灘上，而淹沒了他“控訴西方列強，為中國求正義”的火熱愛國情懷。
在國內，他備受冷眼，被視為“怪物”；在國外，他卻頗享盛名，被尊為大師。
1913年，曾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不說泰戈爾、毛姆等文豪，連芥川龍之介都聽說 “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 。
他自稱“東西南北人”，因為“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
總之，滿腔熱血，壹張利嘴；眼界開闊，思想守舊；處處反潮流，與社會對著幹。壹代文化怪傑辜鴻銘，實在是很有意思。
1857年，辜鴻銘出生於馬來西亞檳榔嶼的壹個華僑之家。
當時的馬來西亞，是英國的海外殖民地，華僑在這裏地位很低，是 “二等公民” 。但是，辜鴻銘的曾祖父辜禮歡，在1786年英國人占領檳榔嶼時，就被委任為當地的華人“甲必丹”（壹種民族的首領和頭目，協助英殖民政府處理當地華人事宜），算是躋身當地的上流社會。
到辜鴻銘時，已是這個“貴族”之家的第四代，他的生活條件自然是優裕的。
那時候東南亞的華僑，不管是農民還是商人，都有著濃濃的家國情懷。他們在南洋大多沒有落地生根的打算，與內地常保持密切的聯系，籍貫也往往寫的是大陸祖籍。
像辜鴻銘的壹個伯祖父辜安平，從小就被辜禮歡送回國內求學，後來還進士及第，曾為林則徐的部屬。
辜鴻銘幼時，從他父祖輩口中聽到過壹些，有關中國人到馬來西亞的古老而神奇的傳說，也常常隨父親辜紫雲往返於中國與南洋之間，在大陸和臺灣不少地方小住過。
可以說，辜鴻銘從小，內心就被潛移默化地種下了祖國情結。
辜鴻銘的母親是西洋人，因此他也遺傳了西洋人的某些特征，大眼睛、高鼻子、深眼窩，個頭雖不高，但聰明伶俐，他父親的上司加朋友布朗夫婦，很是喜愛這個小孩，把他收為養子。
1867年，布朗夫婦離開馬來西亞，把年僅十歲的辜鴻銘也壹起帶到了蘇格蘭，從此他開始了在歐洲十壹年的遊學生涯。
布朗是壹位很有教養的牧師，也是壹位大富翁。作為其養子，辜鴻銘的生活條件，以及受到的教育都很優越，與當時的英國貴族壹模壹樣，他以此自稱“假洋人”。
但這些優越的地方，並不能改變他作為黃種人，而被壹些歐洲人瞧不起的事實。
剛到英國時，他遵照父親的囑咐穿長衫，留辮子，頗以作為中國人而自豪。但是很多洋人看到他的打扮，都掩飾不住驚訝和嘲笑。
有壹次在飯店，他想進男廁所，卻被服務員當成小姑娘，抓進女廁所方便。後來，辜鴻銘在這個女服務員的勸說下，才把辮子剪下送給了她。
生活優越又備受歧視，養成了辜鴻銘孤傲的性格，他也因而常常思念故國。
據說他在英國時，每屆陰歷冬至，必在房內備下酒饌，遙祭祖先。房東太太問他：“妳的祖先什麽時候來吃這些酒與菜？”他壹本正經地回答：“就在妳們的祖先嗅到妳們所獻鮮花花香味的時候。”
在歐洲十壹年間，辜鴻銘接受的是壹套正統、全面的歐洲式教育。
小時候在蘇格蘭公學接受啟蒙教育，後考入愛丁堡文法學校，學習初等課程。這個學校對於拉丁文、希臘文以及英國古典文學的教授，都十分認真而徹底，對學生要求相當嚴格，這也為辜鴻銘以後精通多種西方語言打下了基礎。
後來，辜鴻銘又先後進入德國的柏林大學，萊比錫大學，英國的牛津大學，愛丁堡大學，法國的巴黎大學等世界知名學府學習，拿下了十三個學位，涉及文、理、工、哲等各個學科。
不過，也有人提出質疑，說他的十三個學位存在誇張之嫌，但這些，咱們也無從考證。但無論如何，這都是位學霸中的學霸。
據說在愛丁堡時，每個星期日，辜鴻銘都到藏書樓讀書，凡遇到外間看不到的孤本秘笈，便用鉛筆抄錄，數年之間，竟抄書數十種。因此有時候，身邊人都害怕跟他談話，因為他說的很多書，別人聽都沒聽過。
而且，辜鴻銘還是個語言天才，竟然學會了九種語言，其中還不包括中文、馬來語及閩南話。他可以用德文背下來大部頭《浮士德》，英文更是說得跟母語似的。
辜鴻銘曾說：
1878年前後，21歲的辜鴻銘返回馬來西亞，在新加坡殖民地政府任職。也是機緣巧合，他遇到正途經新加坡回國的 馬建忠 。
馬建忠生於江南文風興盛之地，飽受傳統文化浸潤熏陶，後來拋棄科舉之路，專門研究西學，也是壹位學貫中西的大學者。
辜鴻銘與馬建忠壹見如故，長談三日。
辜對西洋文學旁征博引，但中國文學的知識幾近於零，真正讀過的，只有翟理斯博士翻譯的《聊齋誌異》。
馬建忠告訴他，《聊齋》只是純粹的文學故事，並不是中國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建議他讀讀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並特別推薦唐代陸贄的文集給他讀。
馬氏的介紹，激發了辜鴻銘了解中國文化的強大興趣，兩人會晤後的第三日，他向新加坡輔政司提出辭職，然後不等答復，就乘輪船返回檳榔嶼，棄西裝革履，開始留發結辮，並閉門攻讀中國書籍。
辜鴻銘說：
之後，辜鴻銘回到國內，並於1884年被招攬進張之洞的幕府，從此賓主際遇，開始他長達20余年的 文襄幕府生涯 。
張之洞，慈禧太後欽點的探花，是清末洋務大臣裏比較有學問的，而且為官也比較清廉，人稱“香帥”，死後謚號文襄。
當時，張之洞已是名滿天下的封疆大吏，但辜鴻銘在他面前極其自然瀟灑，不卑不亢，對張激昂慷慨地高談闊論，顯示出才子名士的風度。
張之洞也比較有雅量，對他孤傲狷介的性格很寬容。兩個人在二十余年的合作中，觀點上既各有己見，又互相影響，整體上是比較融洽的。
在張之洞的幕府，辜鴻銘被委以洋文案及禮賓諸務，職責主要是張之洞的外事顧問秘書、翻譯以及對外交涉等事務。
辜鴻銘外語好，學問大，見識廣，而且 極擅雄辯 ，也為張之洞解決了不少棘手的涉外事務。
張之洞在兩廣操練新軍時，用的是德軍操練法，聘請了不少德國教官。張按照中外官銜，賜四、五、六品武官銜，並讓他們用中國頂戴、軍服，行跪拜、半跪拜等中國禮儀。
德國教官本來覺得有失體面和身份，不大願意。結果辜鴻銘就用德文旁征博引壹番，歪理正說，把幾個德國人給說得服服帖帖。
以至於後來清朝遺老們撰“國史”時，欣然贊曰： 客卿改章服禮節，此為創見。
1891年，沙俄的皇儲到中國遊歷，同行的還有其內戚希臘世子等十余人，泊船漢口，張之洞以地主之禮接待。
晴川閣宴會上，辜鴻銘以法語通譯。
席間，沙俄皇儲和希臘世子用俄語小聲談話說：今晚另有他約，宜節食。沒想到，辜鴻銘馬上用俄語說：此餐頗合健康標準。客人大驚！
後來，張之洞煙癮上來吸鼻煙，希臘世子沒見過，很驚奇，用希臘語問皇儲：主人鼻吸何物？辜鴻銘聽到後就跟張之洞耳語，張立即把鼻煙遞給希臘世子觀摩，兩位客人更是驚駭。
由於辜鴻銘的翻譯，宴會大為生色。臨別前，沙俄皇儲鄭重地與辜鴻銘握手，約如至俄國，定當敬待，贈給辜壹塊鏤刻皇冠的金表。並對張之洞稱贊說：“ 各國皆無此異才。 ”
而就在與沙俄皇儲談笑風生的同壹年，辜鴻銘還做了壹件大事。這要從19世紀下半葉的 “反洋教鬥爭” 說起。
19世紀下半葉，西方列強用洋槍洋炮打開了中國的國門。他們派遣傳教士到中國，以傳教為名，實行間接地掠奪與統治。
這些傳教士目無中國法紀，胡作非為，強占民房、霸占土地，侮辱中國官員，毀壞中國廟宇，甚至有的借辦育嬰堂、孤兒院拐賣兒童……種種行為，終於激起了中國人民的義憤，起而自衛，由此形成了中國近代史上特有的“教案”。
1891年，長江流域發生了此起彼伏的反洋教鬥爭。
4月，揚州人民包圍教堂；5月，蕪湖人民焚毀教堂，包圍英國領事館；6月，武穴教案；9月，宜昌教案……迫於列強的壓力，清政府派兵鎮壓，並最終以賠款了結。
這讓辜鴻銘義憤填膺。他用英文撰寫專論，分析傳教士在中國各地種種為所欲為的行動，逐項加以指責，立論公允，事實確鑿，義正辭嚴。
要知道當時，國際輿論控制在西方列強手中，他們以強盜邏輯，歪曲教案事實，鼓動西方人民仇華情緒。
這時，壹位中國人敢於站出來仗義執言，向世界揭示真相，呼籲公平和正義，這立即引起了廣泛的國際反響。許多西方人士直接投書，公開表示同情中國人民，辜鴻銘的名字也在西方引起關註。
後來1900年前後的義和團運動，更是中國人民反洋教運動的高潮。
清政府方面，先是利用義和團義民的愛國熱情，向洋人開戰，之後八國聯軍攻入北京，他們又勾結帝國主義痛剿義民，並將廣大義民誣蔑為“拳匪”、“亂民”。
辜鴻銘在這期間用英語寫了大量的政論時評，送刊橫濱《日本郵報》和西文報刊上。
這些文章中，他全面分析義和團運動發生的原因，向世界輿論說明真相，並強烈譴責列強對中國政治的幹預，和出兵入侵中國的暴行，呼籲和平解決事端。
雖然他部分觀點也有失公允，比方說他的《尊王篇》裏面，為慈禧太後辯護，把責任推到康有為身上。
但是，在當時的學者中，可以說只有辜鴻銘，專力用英文向世界輿論尋求正義，他火熱的愛國熱情是不可否認的。
1909年，張之洞因病去世。
這對辜鴻銘是壹個不小的打擊。畢竟，像他這樣壹個孤傲狷介，隨便臧否人物的狂生，也就文襄大度能容，處處愛護，還褒揚有加。
之後，他辭去外務部職，任職於南洋公學。而這幾年間，中國的形勢也在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壹聲槍響，各地紛紛響應，革命浪潮席卷全國。辜鴻銘卻公然跳出來大罵革命黨，並寫信給上海《字林西報》，告誡西方報紙不要登排滿文章，鼓動革命。
幾年後，他任北京大學教授，又因反對學生運動而引起學生的不滿，又憤而辭去北京大學教職。
總之，從維新變法到辛亥革命，再到新文化運動，不管世界怎樣變化，辜鴻銘始終堅定不移地“保皇”和“守舊”，壹路與時代相對抗。
但他又與壹般的“腐儒”、“老頑固”們不壹樣。辜鴻銘反對西學、新政，是建立在他對西方國家和中國文化都透徹了解的基礎之上。
辜鴻銘進張之洞幕府之初，漢文水平還很低，張之洞有空便親自指導他。他也憑著對語言文字的特別稟賦，努力自修，學問大進。
據辜氏自述，有壹件事，對他有很大刺激，促使他發憤讀中國典籍二十年。
他入文襄幕府之初，恰逢張之洞壽辰，許多名流前來祝壽，大儒沈曾植也來了。張之洞介紹辜鴻銘與沈曾植見面，要辜鴻銘多向沈學習。
起初，辜鴻銘向沈曾植高談闊論西學西法，但很久沈卻壹言不發。辜問沈為何不說話，沈曾植十分嚴肅地說：“妳說的話我都懂，妳要懂我的話，還須讀二十年中國書。”
辜鴻銘大受刺激，自此，他“窮四書、五經之奧，兼涉群籍”。經過二十年刻苦學習，對中國文化終於融會貫通了。
而且，系統學習中國傳統的經籍後，他從儒家的學說中，找到了足以彌補現代歐洲文明不足的東西，那就是傳統的倫理道德力量。
在認定了中國文化及其價值之後，辜鴻銘便矢誌不移地在做壹件事，那就是維護中國傳統文化，並向世界推銷之。
在辜鴻銘以前，把《四書》等經籍翻譯成外文，介紹到西方的，基本都是傳教士。他們雖然西文好，但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不深入，無法翻譯出精髓。
中國人中懂得西文的，常常熱心西化，對這種“不識時務”的工作不甚關心。
只有辜鴻銘，具備了兩方面的條件，而且擔當起了中國文化向西傳播的重任。
1898年，就在康有為、梁啟超紅紅火火搞“維新變法”的時候，辜鴻銘英譯的《論語》正式刊行，之後幾年，他又陸續譯了《中庸》、《大學》等儒家典籍。
為了使西方人易於理解，他創造性地加以述譯。因此他的譯本，受到國內外讀者的歡迎，在國內學界及國外漢學界也享有較高的聲譽。
日本學人清水安三就認為：讀辜氏譯本，比讀以漢語寫成的原著，更易於理解和把握孔子思想的精髓。
而且，辜氏以其對西方文化的深切理解，和對我國傳統文化的多年積學，在《清流傳》、《春秋大義》等著作中，對中西文化展開全面的比較研究，這在當時以傳統的方法研究國學的學術氛圍中，無疑是開拓了新的境界。
可以說，辜鴻銘作為國學家的貢獻，遠較他作為政治活動家大。
在把儒家重要經典翻譯到西方、向西方宣揚中國傳統文化和中華民族精神、對西方中國學的批評這三方面所作的貢獻，近代沒有壹個人能同辜氏比肩。
1924年，日本“大東文化協會”盛情邀請辜鴻銘赴日本講學，辜鴻銘欣然應允。
此事在國內引起喧嘩，天津《益世報》署名鎮漢的文章，把辜鴻銘比作“第二張勛”，說他“大捧日本人的臭腳”。
當然，以辜鴻銘的性格，自是不會理會別人怎樣說的。事實上，他倒也不是刻意討好日本人，而是他對日本的態度，壹向比較“親近”。
原因當然不是因為他娶了壹個美麗賢惠的日本小妾，而是因為，他認為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同根同源。
1904年，日本和俄國兩個強盜，為搶奪我東三省的利益，展開日俄戰爭。辜鴻銘寫了壹系列文章，把俄國罵得壹塌糊塗，對日本卻出奇地寬容。
他不但不談日本對中國國土的踐踏和瓜分，甚至還從維護東方文化的角度，肯定日本的勝利是東方文化的“勝利”，是贏得西方對東方文化尊重的“聖戰”。
辜鴻銘的名字在日本廣為流傳，很多人把他引為知己，認為他不僅是中國文化的代言人，也是東方文化的代言人，是使東方文化走向西方世界的哲人。
即使在“五四”前後，排日情緒在中國高漲時，他也固執迂腐地反對學生的排日舉動。
隨著中國社會新思潮的風起雲湧，傳統文化的逐漸沒落，他更是覺得，東方文化還有壹絲恢復的希望，那麽這個希望不在中國，而在日本。
1924年10月，辜鴻銘正式到達日本，開始在東京、大阪、神戶等地，接連不斷地巡回演講，圍繞的基本都是“弘揚東方文化”，“對西化的批判”，“對日本振興東方文化寄予厚望”等，在日本掀起不大不小的“辜鴻銘熱”。
在日本講學三年，辜鴻銘大力向日本人鼓吹東方文化，並對日本越來越明顯的全盤西化，日本政府越來越嚴重的軍國主義給予批判。
1927年，隨著中日關系的逐漸惡化，辜鴻銘的聽眾越來越少，逐漸遭到白眼和冷落，他復興東方文化的最後希望也落了空，終於孤零零地踏上歸船，回到故土。
十三年後的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人又把辜鴻銘捧了出來，他的言論被編成《辜鴻銘論集》四處流布，成為日本帝國主義以所謂的“大東亞文化建設”為幌子，而進行侵略戰爭的“有力根據”之壹。
這恐怕是當初的辜鴻銘始料未及的。
1928年4月30日，辜鴻銘的生命終於要走到盡頭，他猶據病榻講儒學，數小時後，帶著未講完的內容離開了人世。
回顧他這壹生，有學貫中西的大學者的氣度，又脫不掉文人的幼稚；雖不合時宜的“保皇”、“守舊”，但不改其“愛國情懷”，特別是在傳播中國文化方面所做的貢獻，可稱之為 “文化輸出”第壹人 。
今天，我們穿越歷史的風雨起伏，拋開功過是非，來評價辜鴻銘，或許可借用李大釗那句：“愚以為中國二千五百余年文化中，出壹辜鴻銘先生，已足以揚眉吐氣於二十世紀之世界。”